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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散文《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是写他婚外恋情的作品，把跟他有过缠绵缱绻之情的女性，一一做了诉说。第一个“偶然”是俞珊，第二个“偶然”是熊希龄的家庭教师，第三、第四个“偶然”可能是昆明的高青子。
1938年沈从文在昆明
沈从文一段鲜为人知的恋情
重温民国时期文人的红尘往事，观照他们的婚恋方式，聚焦他们的家庭生活，感受他们家国相连的命运。书中写到的学者婚恋和家庭生活细节，无关历史宏旨，但能从一个侧面看到整个时代的映像。
沈从文请林徽因帮忙整理一下“横溢的情感”
与沈从文发生婚外恋情的对象是“女诗人”高韵秀，笔名高青子。“女诗人”的说法流传很广，来自金介甫的《沈从文传》，蔡登山先生的《沧桑看虹》一文中指出，高青子其实是写小说的。蔡登山先生曾访问定居台湾的女诗人徐芳，徐芳说高青子是福建人，当时只是高中毕业，喜好文艺，后来她的写作与沈从文的鼓励和提携有极大关系。据研究沈从文的学者刘洪涛考证，沈从文与高青子初次相见的具体时间难以确认，但应该在 1933年8月以后，最迟不会晚于1935年8月。刘洪涛还指出，《边城》是沈从文在现实中受到婚外感情引诱而又逃避的结果。他分析说:“浪漫的爱情走向实际的婚姻，沈从文在精神上逐渐生出厌倦疲乏的心绪，是肯定的。”
1936年春节刚过，沈从文与高韵秀的婚外恋在平静的家庭中掀起了令人不安的波澜，他将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告诉了张兆和，张兆和感到意外、震惊和不解，一气之下回了苏州娘家。沈从文每天给妻子写一封长信，坦白地表明他对北京的一位年轻的女作家(高青子)的爱慕和关心，其中一句伤心的话引起张兆和的嫉恨。痛苦、无助的沈从文想到了林徽因，他想到这位才女经受过诸多情感的考验，他在寒冷的风中落泪，赶到梁家，向林徽因倾诉。
沈从文在林徽因面前为自己辩护，他不能想象这种感觉同他对妻子的爱有什么冲突，当他爱慕和关心某个女性时，他就是这样做了，他可以爱这么多的人和事，他就是那样的人嘛。
林徽因面对好友的情感纠葛和生活烦恼，写信回复。1936年2月27日，沈从文收到林徽因的来信，林徽因信中表示:“你希望抓住自己的理性，也许找个聪明的人帮忙你整理一下你的苦恼或是‘横溢的情感’，设法把它安排妥帖一点，你竟找到我来，我懂得的。”
那一天，沈从文在梁家和林徽因长谈。林徽因看着痛苦不堪的沈从文，以自己的经历开导他，并且和他探讨人性和文学，她理解他的心灵承受怎样的痛苦。林徽因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她美国的好友费慰梅，带有怜惜又理解的笔墨意味写道:“这个安静、善解人意、‘多情 ’又‘坚毅’的人，一位小说家，又是如此一个天才。他使自己陷入这样一种情感纠葛，像任何一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一样，对这种事陷入绝望。他的诗人气质造了他的反，使他对生活和其中的冲突茫然不知所措，这使我想起了雪莱，也回想起志摩与他世俗苦痛的拼搏。可我又禁不住觉得好玩。他那天早晨竟是那么的迷人和讨人喜欢！而我坐在那里，又老又疲惫地跟他谈，骂他，劝他，和他讨论生活及其曲折，人类的天性、其动人之处和其中的悲剧、理想和现实！”
沈从文和林徽因都是带有文艺气质的人，有天赋的敏感和柔情品尝那经验，领会诗的情感，从爱一个人和被一个人爱中，领会到诗剧神话般的妙处。林徽因在1936年2月27日给沈从文的信中写道:“我认为最愉快的事都是一闪亮的、在一段较短的时间内进出神奇的 ——如同两个人透澈的了解:一句话打到你的心里使你理智和感情全觉到一万万分满足；如同相爱，在一个时候里，你同你自身以外另一个人互相以彼此存在为极端的幸福；如同恋爱，在那时那刻眼所见，耳所听，心所触无所不是美丽，情感如诗歌自然地流动如花香那样不知其所以。这些种种都是一生不可多得的瑰宝。”林徽因写这一段时，是否想到徐志摩对她的爱？她以诗性之笔描绘的那种男女之间的精神交通和共鸣，这样的情感体验，对于小说家的创作来说，的确是“瑰宝”，但对于当事人张兆和来说，是无法理解和接受的痛苦。
在这封信的结尾，林徽因邀请沈从文有空再来费点时间讨论讨论，并且提了一个很好的、也很耐人寻味的建议，让他去找老金(金岳霖)谈谈，“他真是能了解同时又极客观极懂得人性，虽然他自己并不一定会提起他的历史”。 (本文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