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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逢乱世，飘忽无常。从中国文人的际遇，想起高人的析解：“中国文人生存的思路，一在入世，登庙堂之高；一在出世，入山林之隐。”回看新中国前30年的乱世，以缄默不语、闪躲回避的居多；或不怕吃亏挨骂，吃得起苦流得起汗，就能生存下来；还有一条路，阿谀逢迎，这使人想起郭沫若。
当政治超越一切，一个虚饰矫情的时代于是产生。那年代高居“文化庙堂”的郭沫若，为文化革命路线摇旗呐喊，声振中南海。郭被尊称为“大师”，多年前谈论过，我不以为然，原因在他欠缺文人的风骨。
名学者徐复观曾有细巧的分析：“天分最高，反应最灵敏，遭遇(应作“际遇”)最隆，而似乎不愿意完全出卖孔子的是郭沫若。但他当江青得志时抢先写诗加以歌颂，及江青被捕，乃抢先写词痛骂白骨精。他原来很佩服杜甫，及窥测到毛泽东不喜欢杜甫，便赶快写《李白与杜甫》来诬蔑杜甫。”有白纸黑字见证，徐老所言不虚。
香港名作家董桥评郭：“郭沫若做文章都在等人家的掌声，掌声越多，他的诚意越少。”一针见血，诚哉斯言。
新中国成立，郭受“国宾”礼遇，荣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过后又被委任为政务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流光溢彩，除了应有的学识之外，和他的识时务，处世圆滑密切相关；熟知与领导的共识所在，交心比真理的追求更为切要。
持平而言，郭的一生真的一无是处吗？也不。他留日学医，早年回到上海，专力文学，体裁多样化，创作量也不少，水平如何？见仁见智。他与郁达夫、成仿吾、田汉等创立创作社，创办文学刊物，可说是中国新文学的拓荒者之一。
郭对文字改革的意见值得参考。早在1952年他最先提出“中国文字宜横写右行，因为眼睛视线横看比直看要宽得多，文字横行能减少目力的损耗。”这项建议被采纳推行，沿用至今。
再者，郭的书法自成一格，遒劲有力，大江南北的名胜古迹，多处留下墨迹。山石留痕，后人会记取他。(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 作者：彭世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