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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0月9日，中国民间保钓船在钓鱼岛附近被日舰拦截
童增，副研究员，1956年出生。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经济系，后攻读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硕士研究生。上世纪90年代，提出国际法上的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理论，引发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现为北京一家投资公司董事长，同时兼任两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1991年3月25日曾撰写关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万言书而引起关注，今年出版《最后一道防线———中国人基因流失忧患录》，针对SARS问题提出了基因武器论。
■ 核心观点
●很长一段时间，保钓活动都是个人行为，现在有了联合会后，就形成了一个合力，发挥出团队的力量。
●有了团队之后，保钓运动会愈发成熟，经费的募集、管理、使用也会更加规范、透明。
●我们中国人根据中国法律依法对钓鱼岛开发经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我们正在申请开辟一条航线，让中国人可以赴钓鱼岛观光。
●我们根据“国际法”对自己领土开发是一种实质性的捍卫领土完整的行为，对于宣示主权更具实际意义。
●要把网上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区分开来，网上那种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也就是“愤青”，我们是不赞同的。
●中国的民族主义并不极端，一旦从网上转入网下，到具体的操作和活动组织上，它就会变得非常理性，我们在保钓活动中，一直最强调的就是自始至终的理性。
■ 对话动机
１２月２６日至２８日，全球华人保钓论坛在厦门召开，来自海峡两岸和香港地区以及北美、南美的30多位代表参加了此次论坛。海内外保钓人士回顾了以往的保钓行动，商讨建立联络机制，并为今后的保钓行动做筹划。保钓论坛上一致通过了《保钓宣言》，同时，宣布成立“中国保钓联合会”，童增被推为会长。
昨日，童增在北京接受《新京报》采访，介绍了保钓组织的一些具体情况，并且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想法———租用钓鱼岛。
保钓行动各有分工
《新京报》：你能谈谈这次“中国保钓联合会”成立的背景和过程吗？
童增（以下简称童）：这次在厦门召开的全球华人保钓论坛是由“中国爱国者同盟”、“918爱国网”、厦门一家网吧共同发起和组织。其实，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早在1996年的时候就成立了，只不过一直都是名义上的存在，并没实质性的活动，这一次是正式挂牌，并且有了常设机构和专人负责，办公室设在厦门。此次《保钓宣言》由一位加拿大华人撰写，我们在论坛上作了修改后对外发表。
《新京报》：联合会的组织框架是什么样的？
童：大家推我为会长，但副会长的人选现在还没定下来。会长之外还有七个常务会员，分别是冯锦华、张立昆、李南、李义强、虞海泽、卢云飞、周文博；然后还有一些顾问，这些顾问中有人是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新京报》：联合会的常务会员今后有没有工作上的分工？
童：目前还没有完全定下来，但基本的分工已经敲定。“爱国者同盟网”的创建人和站长卢云飞分管宣传工作；具有多次保钓出海经验，多次担任保钓行动总指挥的张立昆分管出海工作；保钓志愿者李南分管联络工作；李义强就是发起这次论坛的厦门一家网吧的老板，厦门办公室的那边的工作就由他来负责。
《新京报》：根据中国的法律和政策，成立社团协会要有挂靠单位，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现在挂靠在哪一家单位？
童：我们没有挂靠单位，真的。
《新京报》：那么联合会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了没有？
童：也没有，但我们一直在按照程序向有关部门进行申请和咨询。
《新京报》：此次论坛召开和联合会成立好象很低调，很多媒体都不知道。
童：是的，我们只通知了两家媒体，一个是新华社，另一个是当地一家媒体。我们怕关注的媒体太多了，大家说法太乱的话不好。而且我们在人数上作了控制和筛选，因为想参会的实在太多。有一位农民带了一笔钱跑到北京找我想参会，被我婉言拒绝了，还有30个想参会的人不知道论坛举办的确切地点，居然跑到福州去找我们。
《新京报》：你们组织保钓活动以及开这次论坛，经费方面如何解决？
童：这次赴厦门召开论坛，住宿、吃饭费用都是自理，会务费由我来出，资助了几千元。很多民间保钓人士生活虽然不至于穷困潦倒，但也谈不上富裕，经费基本上都是自理，负担还是比较重。后来我们组织了出海保钓活动，逐渐有了些捐款。上次出海保钓，我个人捐赠了2万元，但冯锦华和张立昆都将这笔钱平均分给了每个出海的志愿者。
《新京报》：很多人曾表示很关心你们保钓活动中所募集经费的管理、使用，你有何看法？
童：现在想向我们捐款的人很多，也有人提出过这种问题，曾有人对我们表示过：“我可以向你们捐款，但你们得公开化，合法化”。我想，在有了团队之后，保钓运动会愈发成熟，经费的募集、管理、使用也会更加规范、透明；但我们以前仍然把经费的使用状况在“918爱国网”里进行了公示。
《新京报》：联合会的成立对保钓运动有什么意义？
童：很长一段时间，保钓活动都是个人行为，现在有了联合会后，就形成了一个合力，发挥出团队的力量。
我们要租用钓鱼岛
《新京报》：“中国保钓联合会”成立后，你们会有些什么举措？
童：我们明年同样会举行出海保钓活动，为此，保钓志愿者们正在作准备，天天在练习，但近期正在实施一个大的举措，争取租用钓鱼岛……
《新京报》：是吗，这个举措比较令人吃惊，能否具体解释一下。
童：我们正向有关部门进行咨询，因为国家不是刚出台新政策嘛，允许个人租用无人岛屿，所以我们想租下钓鱼岛进行开发和经营。
《新京报》：这个举措很有想像力，也挺大胆的，你觉得国家会批准吗？
童：我们正在努力，肯定会有一定难度，但我个人对结果感到十分乐观。
《新京报》：即使你们租用钓鱼岛的申请被政府批准了，但有没有考虑过很现实的棘手问题，就是你们如何登上钓鱼岛进行经营和开发呢，据我所知，钓鱼岛是有日本军舰守护的。
童：这不要紧的！首先，钓鱼岛是中国领土，日本染指钓鱼岛是窃取我国领土的行为，我们中国人根据中国法律依法对钓鱼岛开发经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现实问题我们也考虑到了，但只要申请得到国家批准，剩下的问题民间来解决，至于跟日本打官司、交涉什么的那是我们的事了。所以，不要担心，先拿到租赁权再说！而且我们正在申请开辟一条航线，让中国人可以赴钓鱼岛观光。
《新京报》：日方有没有在钓鱼岛上进行开发和经营？
童：就我们所知，日本还没有开发钓鱼岛，据说钓鱼岛目前归日本一个家族“拥有”，但听说日本想把钓鱼岛租给美国人作靶场。
《新京报》：你认为获得钓鱼岛租用权对于保钓运动有何帮助？
童：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管从历史渊源还是地理构架上说，钓鱼岛都是中国的领土；我们根据“国际法”对自己领土开发是一种实质性的捍卫领土完整的行为，对于宣示主权更具实际意义。
民族主义要拒绝非理性
《新京报》：针对民族主义的讨论现在比较多，尤其是极端民族主义，持各种观点的都有，批评者有之，褒扬者有之，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童：我认为民族主义在中国只是处于起步阶段，作为一种精神，民族主义在每个国家都存在；即使在欧洲和美国，尤其在“9·11”之后，民族主义色彩也很浓厚。不过，要把网上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区分开来，网上那种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也就是“愤青”，我们是不赞同的。对待网上极端民族主义的表现，我们也要换个角度看，平时生活中压力比较大，到了网上就无所顾忌的发泄；其实不过是一种情绪的宣泄罢了，它不能代表主流的民族主义。而我们所宣扬的民族主义是指和平、理性的民族主义。
《新京报》：你认为民族主义怎样可以避免走向极端？
童：其实，中国的民族主义并不极端，一旦从网上转入网下，到具体的操作和活动组织上，它就会变得非常理性，说明中国人非常成熟了。我们在保钓活动中，一直最强调的就是自始至终的理性。《新京报》：你与那些看法不一致的人士是否曾就有关问题进行讨论和交锋，例如，前段时间你写了本书《最后一道防线———中国人基因流失忧患录》，其中提出了基因武器论，似乎引来了不少批评和争论。
童：这方面的交锋和讨论还真的很少，一般我是不作回应的；一方面我要管理公司的事务，一方面还要从事对日索赔和保钓活动，时间并不多。
民间保钓记事
●第一阶段
1970年9、10月间，香港学生兴起保卫钓鱼岛运动，11月下旬，行动得到美国威斯康辛和普林斯顿两大学学生呼应。
●第二阶段
1996年7月“日本青年社”在钓鱼岛北小岛设置太阳能灯塔。
同月，日本政府宣布实施二百海里专属经济区，把钓鱼岛列岛包括在内,并派出海上自卫队舰艇巡逻。
9月2日香港成立“保钓行动委员会”,并计划借船在下月五日到钓鱼岛拆毁灯塔。
9月22日由“全球华人保钓大联盟”主办的“首航钓鱼岛”突击队18名成员和42名中外记者,乘坐“保钓号”出发前赴钓鱼岛。
9月23日保钓行动委员会10名代表及台湾保钓人士一行60多人分五船进入钓鱼岛水域，受到16艘日本军舰围堵，对峙两小时后放弃抢滩计划回航。
9月26日“全球华人保钓大联盟”召集人陈毓祥从保钓号跳下钓鱼岛附近水域，表示中国人有权在国土领海中游泳，不幸遇溺身亡,
10月7日港台保钓人士陈裕南、曾健成及金介寿成功登陆钓鱼岛。
●第三阶段
２００３年6月22日，冯锦华、张立昆、罗就(港)、曾海丰(港)等15名人士组成中国民间“保钓团”，从浙江省玉环县出发，前往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宣示主权。
6月23日上午8时50分左右，“保钓”船在距离钓鱼岛不到50海里的地方遭日本海上保安厅多艘军舰和飞机的拦截、驱逐。
当日下午3时许，“保钓”船被迫返航。
10月9日，一批内地、港台民间人士再次组织出海保钓，在前往钓鱼岛途中遭到日本多艘军舰的拦截，保钓人士几经努力之后不得不于20时15分返航。返航点距离钓鱼岛仅百米。(记者
段宇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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