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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岁末，第6期《当代》在头条的醒目位置推出一篇名为《中国农民调查》的报告文学。这篇文章以安徽农村为着眼点，用文学方式记述了农村税费改革的起因与推行的全过程。内容多是“禁区”和第一次披露的幕后新闻，涉及地方基层、省市大员、中央领导百余人，采访农民上千户，绝大多数都点出了真实姓名。
这篇文章一经面世，就引起巨大反响。加印十几万册的《当代》被抢购一空，在安徽更是“洛阳纸贵”；书店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未删节本几次脱销；网络上，各大网站均有此书的转载和评论文章。
2月9日，《中国农民调查》作者，安徽作家陈桂棣、春桃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专访。
“必须尊重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人”
新闻周刊：为什么想到写“三农”题材的报告文学？
春桃：我老家在湖南，11岁才离开农村。陈桂棣也是9岁才进城的。亲戚都在农村，我们逢年过节都回农村。写“三农”，也就是写我们自己的事。
新闻周刊：据说十年前，你们已经有了写农村的念头，为什么现在才动笔？
春桃：我们越来越发现，农村还是穷，九四、九五年我们拿到其中两个涉农案的材料(丁作明案、王营村案)，觉得非常震惊。农民负担太重了，就决定写。只是当时时机还没有成熟。
新闻周刊：为什么说时机没有成熟？
春桃：如果光写农民负担，写农业问题，我们想，读者看了会对农村产生绝望情绪。我们也不想纯粹“曝光”，不想仅仅把农民问题写得那么恶劣，也想写相应的解决方法，给大家一点希望。
新闻周刊：书中曾写到，采访涉农案的记者遇到了“牢狱之灾”，在你们的采访中，遇到类似危险了吗？
春桃：我们对乡镇干部都说，是来写社会改革的，但还是遇到一些跟踪盯梢。
新闻周刊：作为“城市里来的作家”，你们怎么能让农民交心，从而得到第一手资料？
春桃：必须尊重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人。我们到王营村采访时，找农民代表谈，刚开始他们不想谈。认为政府都没解决，两个文人有办法吗？还有干部模样的人在附近转悠，监视我们。我们干脆叫了辆车，把农民代表“拉”到县城里，让他们住进我们住的宾馆，一起吃火锅、喝酒。他们特别感动。有谁这样对待过他们？平时他们都是只差给别人下跪了，别人还是爱理不理的。农民就这样信任了我们。
创作时，我们有搞不清楚的地方，就给他们打电话。还出差旅费让他们到合肥来。
新闻周刊：书中也有关于官员的生活、工作细节描写，这些情节从何而来？消息来源可靠吗？
春桃：一些农民、知情者、还有些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都给我们提供了线索。来源应该可靠。我们手上还有其他资料。一些基本事实，就是按一些文件资料写的。
“态度强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新闻周刊：你们是否想过农民在描绘官员的时候，也会带着偏颇情绪？
春桃：农民很朴实，有些人，连话都说不清楚，一些谎话是根本编不出来的。我们也争取能两面求证，但很多官员都拼命推脱。有些东西不需要采访，大家都知道的。但我们对可写可不写的官员，就笔下留情。我们已经得罪不少人了。
新闻周刊：你提到，根据实际情况，王营村上访八次，书中仅提到“四次”；“跪旗”四次，书中仅提到“一次”。既然你们在报告文学中力求真实，甚至保留了所有人的真实姓名，为什么在这些细节问题上，又有“微调”？
春桃：只要把农民艰难的故事写出来，就可以了。也要顾及社会形象。再说，那样写，我们的书能出得来、通得过吗？
陈桂棣：我们看到的远远比我们写的严重。我觉得文学写到这个程度，就很难让城市人民理解了。现实的复杂原因，有时候不是作品能反映的。事后看，恰恰是这些东西让我们读者流泪了。这使我们感到很欣慰。他们接受了这些事实，审视了这些事实。他们也会进一步去了解“三农政策”。我觉得如果我们有贡献，也就在这里。
新闻周刊：书的最后，标示着“2001年10月动笔，2003年10月三稿”。除了文字原因，还有什么原因让你们修改稿子？
春桃：分寸。怕某一点分寸把握不好，造成不必要的大麻烦。只要把自己的立场表达出来，很多措辞尽量婉转些。
一开始我们写得太尖锐了点，在中央领导层关于农业政策上的失误写得太多。后来想想，也许我们太偏激了，他们还是愿意为民做实事的。就是中国太大，“三农”问题太复杂，他们也无能为力。所以最后一次修改，我们调整了角度。
新闻周刊：有人评论，在字里行间，书中还是流露了媚俗心态。对省以上领导褒扬，对农民赞美，把责任主要归罪中层干部，这样的写法不是很客观。对此你们怎么看？
春桃：那些高级干部我们要采访到，很难。只能就事论事。很多人因为目睹了基层干部态度恶劣、粗暴、官僚，就认为社会坏透了。可就我们所知，确实有很多高级干部，想改革，想办事，想把一个省一个国家搞好。但老百姓哪里知道呢？没机会知道这些。
新闻周刊：有论点称，农民作为国家基石，国家不是可以、而是必须给他们平等地位。这是农民的权利，而不是政府的施舍。但有些读者认为，对此，你们文章中通篇欲言又止。
陈桂棣：我觉得我们的态度还是很坚决的。农村问题必须综合解决。作为一个作家，我们有什么理由思考这些问题呢？但为了农民的利益，我们就不能不把我们收集到的在基层的第一手资料，和农业、社会学专家的成果奉献给读者。态度强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我们只能供别人思考。
“写这本书就是想给城市人看的”
新闻周刊：在城乡二元化体制明显的情况下，你们认为城市人怎么看农村？
春桃：城市人从媒体中了解农村，对农民的了解是比较肤浅的。而且有些人的“城市中心论”很强，认为农民命该如此。(城市人)对农民有歧视有同情，但都不了解真正的农村。写这本书就是想给城市人看的。如果让他们了解到农民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农民的生存状态，可以促使他们为农民做点事。
也希望决策层看了这些东西，有些启发。
新闻周刊：你认为，城市人看了《调查》后，是否开始对“三农”问题有了反思？
春桃：书的反响意想不到得好。本来我们觉得世界太冷漠了，可没想到，看过这本书的百分八十的人都热烈地支持我们。有些人称我们“当代的鲁迅”，有的人叫我们“农民的代言人”，还有的人叫我们成立一个“农协会”——评价太高了。一些党政官员，虽然没有公开站出来，但我们相信，他们也是非常激动的。有一个官员还跑到我家来，对我们说：“我们从政的，也有一批人血不是凉的。”有个老作家给我们打电话，他是解放前参军的，一直在北京。他说，“那本书从头到尾都布满我的泪痕。我觉得愧对农民了”。
新闻周刊：你们所写的农民对这本书反映如何？
春桃：农民的反映是最慢的。直到前几天，书中小张庄农民知道有这本书了，派了两个代表坐了五六个小时的车，跑到合肥来买。本来就集资想买50本，可太穷了，只买10本。还想敲锣打鼓给我们送锦旗。他们对我们真是感恩戴德，觉得把事情披露出去，他们的处境就会改变了，我们帮了他们大忙。
新闻周刊：有人评论你们的书“恰逢其时”，你有同感吗？
陈桂棣：这是他们事后的看法。
(随后，春桃走到抽屉前拿出一包烟，抽了起来。她说，为了生养孩子，她四年没抽烟了。但最近压力太大，又“复辟”了)
新闻周刊：压力来自哪方面？
春桃：对立面吧。我们写了我们所居住的地方那么多事情，而且都是批评，有些领导非常不高兴。现在临泉县县委书记已经把我们告上法院，说我们侵犯他们名誉权。
新闻周刊：你们害怕吗？
春桃：公开跳出来的人，我们不怕。可背后隐藏着什么，这让我们担心。我的孩子还很小，现在，我们把他送走了。我舍不得他，但我要保护他。
“卖得好绝对想不到，现在文学那么边缘，卖得好的都是那些什么‘宝贝’的书”
新闻周刊：你们长达三年的调查采访，是否有资金支持？
春桃：没有支持资金。我们做这个题材，本身就比较敏感。别人还怕被牵连，怎么可能支持我们呢？一开始我们也没想到要花那么多钱。后来用了不下五万块。
5万块对我们的家庭来说，几乎是所有积蓄了。我们家就他一个人有固定工资。我长达九年没有工作，都是自由撰稿。你不知道，平时我们生活是很简朴的。我没几件衣服。我的儿子快四岁了，没吃过肯德基、果冻。我丈夫一副老花镜，60块钱，就觉得很贵了。一位朋友买了两千块钱的眼镜，我们觉得很吃惊，竟然有那么贵的眼镜！
有一段时间，我们太没钱了，我就帮《家庭》、《知音》写稿，那里稿费高，支撑了我们一段时间。
新闻周刊：你们想到过书会卖得这么火吗？
春桃：绝对想不到。现在文学那么边缘，卖得好的都是那些什么“宝贝”的书。
新闻周刊：那你们为什么会自费、冒着风险进行调查呢？
春桃：随着采访深入，真的感觉到一种责任感。有些农民已经无处呼告，既然我们调查了，就不能不为他们说些什么。作为农民自身，我们也有一种要为自己人做善事的本能。
我想不明白，以前故事书里那种匡扶正义的英雄哪里去了。我们俩不是，没有权也没有钱，就是还有笔。
新闻周刊：作为母亲，你愿意你的孩子长大之后也是一个农民吗？
春桃：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像我们这样的文化程度，即便他在农村，也能会被培养成大学生。好吧，就算真的成了农民，也是优秀的农民。
陈桂棣：男，安徽蚌埠人，国家一级作家，发表过报告文学《淮河的警告》、《悲剧的诞生》等作品，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春桃：女，湖南醴陵人，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发表过《失忆的龙河口》及《民间包公》等作品，曾获《当代》文学奖。
二人均供职于合肥市文联。
《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出版后，产生极大反响。引发社会上关于“三农”问题的种种反思与讨论。一个网友在看完此书后，留言说：“无视9亿农民艰难的生存状态，是媒体的耻辱，作家艺术家的耻辱，也是任何一个曾经受惠于农民的巨大牺牲的普通公民的耻辱。这本书的分量，就在于它是中国农村的一份病理学报告，涉及9亿个沉默的生命。在冷酷的真实面前，任何文学想象力都是苍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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