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等6处世界文化遗产景点门票价格调整听证会召开后，引起强烈反响，听证会代表基本认可涨价，而广大读者则齐声说“不”。本报为此连续编发了两篇读者质疑听证会的稿件。12月6日，参加听证会的部分代表接受了记者的独家采访——

　　代表观点之一：门票涨价不能搞“一刀切”，涨幅不宜过高，“园中园”更不应跟风

　　中国人民大学后勤集团的黎玖高认为，对北京六大景点调价，消费者应持理性态度。涨价可以，但要给消费者一个适当而合理的理由，适度微调可以，但调整幅度不宜太高。他主张历史文化遗产的定价一定时间内要保持稳定，调整要考虑居民的消费水平、价格指数等各方面因素。比如文化遗产的维修成本随着人力成本的提高处于上升趋势，无疑增加了支出。调整应充分论证，比如六大景点的涨价哪些可以哪些不可以，应有所区别，而不是“一刀切”。颐和园门票涨价了，那么“园中园”的票价会不会涨，可惜这一问题在论证会上并未提及。

　　北京市财政局的龚建虽认同门票涨价，但也认为调整幅度不宜过高。北京六大景点门票价格同国内其他世界文化遗产相比，明显偏低，且维修量大，虽然价格提高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可以控制游客流量。他认为“旅游淡季票价要少调些，让更多的人享受到世界文化遗产的熏陶。这一点我在听证会上提了，能不能被采纳就不好说了。”

　　来自北京崇文区东花市街道的刘畅对门票涨价也持肯定态度，且他对涨价幅度没有异议，但对于“园中园”会不会跟风涨价则表示担心。

　　代表观点之二：应对六大景点的预结算报告进行审计，听证会程序有待改进

　　黎玖高指出，公益性产品的调价应该有个制度化的规范和约束体系，应该引起政府重视。世界文化遗产这类具有公益性的产品，中央及地方财政应该协同配合，合理定价。目前来看，公益性服务机构管理机构的运行成本及各项开支由谁来监控，很值得关注。比如听证会代表所看到的六大景点连续三年的预结算报告并未进行过审计，这是不应该的。如何保持合理价格水平，实现景点效益的最大化是一个大课题，不是几位专家的意见、一次听证会就能决定的。

　　黎玖高认为，在听证会前，政府有关部门应对调价的合理性进行充分论证，认真测算评估后认定，而我们这方面做得不够充分。消费者对听证会也不要抱有太大的期望值，召开了就是个进步。它毕竟不是价格决策会，最终的决策权还在政府手中，但政府一定要考虑各方面的利益诉求，避免片面追求部门利益、局部利益。此次，听证会在程序方面也存在一定问题，另外，“会上一次只给代表5分钟的发言时间，我有很多想说的话没有机会表达！”

　　代表观点之三：我国不宜和国外盲目攀比。“涨价是大趋势，不如早点涨”

　　龚建支持涨价的理由是：景点维修欠账太多，目前的国力还达不到全额拨款的程度。参加听证会前，他也担心多出的钱怎么花的问题，“但了解了景点的管理情况后，顾虑打消了。”针对有读者质疑的国外有些景点不收门票的规定，龚建认为，中国不能盲目和国外攀比。六大景点的建筑基本上是木结构的，维修频繁，费用高，这和欧洲的建筑材料大不一样。这样考虑，长城的门票涨价幅度不应该同其他景点一样高。

　　刘畅认为，北京这些“世遗”景点要想维持现状，只有通过价格杠杆的作用来进行维护和控制游客流量。“涨价是大趋势，不如早点涨。等到2008年再涨价，人们就会怀疑有恶意获取暴利之嫌，更不能接受了。”

　　代表观点之四：六大景点工作人员收入问题不能一概而论，门票收入增加要加大监督力度

　　对于读者质疑的六大景点工作人员的收入情况，龚建认为从他了解的情况看，似乎偏高了点。“但也不可一概而论，比如故宫有一批专家级的工作人员，保护古字画需要专业水平相当高的人，他们的待遇高些也是应该的。”

　　刘畅向记者透露，根据听证会上提供的材料，北京六大景点职工平均年收入在22000元左右。故宫相对高些，在28000—30000元之间。“我也在听证会上问过为何这么高，有人回答说他们退休人员多，负担重，而临时工的工资不高，这是平均值。”刘畅建议，门票涨价后，应该建立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保证收入用在正地方。”

　　代表观点之五：代表结构不合理，有的代表并未进行市场调研，只代表个人发言

　　对于读者普遍质疑的代表构成情况，黎玖高认为代表结构不合理，没有外地代表，不能全面代表民意，“毕竟六大景点不只属于北京。”

　　而龚建则认为“对此我不好说什么。”记者问他有没有进行过前期市场调查，他说：“没有。我周围的人知道我被选为代表了，可也没听见他们说什么。我只能代表自己的观点。”

　　刘畅也承认，在被确定为听证会代表的前一周时间里，他没有做过调查研究；从身边亲属的反应看，他们虽然对涨价有点意见，但表示理解。其他人的态度就不知道了。(本报记者 显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