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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0多名防暴警察带着6条狼犬冲进大门的时候，空气紧张得几乎就要凝固。
2月21日下午2时左右，北京朝阳区甜水园路的京客隆超市，广播中突然传来“店内有事”的喊声。
收银台前，顾客们也被突然告知“停止交款、放下物品、迅速离店”。目击者称，当时超市里约有1000人。人群惊疑之间，荷枪实弹的警察和凶猛的警犬正严守大门，另有20余名保安在门外围成一道警戒线，谢绝购物者入内。
“紧急疏散前半个小时，超市接到了一个恐吓电话。”据该超市保安介绍，“这个人说，在二楼放了一个包裹炸弹！”
但警方彻底搜索超市后，证实是虚惊一场。
“去年我们处理了几十起炸弹恐吓事件。”北京市公安局一位警官告诉本报记者，“其中大部分发生在超市、商场、电影院等公共场所。”至于全国发生此类案件的数量，已被媒体报道的就不下100起，各省会城市几乎无一能免。
2005年新年到来之后，炸弹恐吓显示出升级的苗头。1月4日，位于北京金融街富凯大厦的中国证监会接到电话，来电者明言“爆炸证监会”。下午5时，警方开始布控富凯大厦。此时大厅内已有多名保安人员，手持对讲机，神情严肃。约两个小时后，负责A座的保安队队长说，这是一场虚惊。
除夕之夜，央视春节联欢晚会遭到的炸弹恐吓，标志此类犯罪走向极端——一名男子先后9次将电话打进春晚直播现场，威胁说，“演播室内有炸弹，并将随时引爆。”当然，爆炸并没有真正发生。2月18日，犯罪嫌疑人兰义东被黑龙江警方抓获，他是从内蒙古牙克石市来哈尔滨打工的。
央视有关负责人称，这是春晚举办20年来第一次遭遇炸弹恐吓。
一位法律专家对此评论说，因应此类或有组织恐怖活动，国家需要立法来加以遏制。
有多少恐吓付诸行动？
在分析目前的炸弹恐吓事件因何多发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中心主任李伟认为：一方面源于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暴露，而社会缺少较有效的途径消除这些矛盾，于是逐渐造成了相当部分的社会成员尤其是利益受损的弱势群体，其心理处在焦虑和高压状态中。当遇到比较激烈的矛盾冲突时，这种内心压力就会通过一些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国际上某些恐怖组织的做法，也对国内某些人起到了一定的“示范”效应。
在中国证监会遭受恐吓后第二天，《新京报》发表评论称：恐吓面向政府决策部门，就不仅仅是发泄私愤那么简单。其动机可能是想以极端方式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去解决某个问题。新年开市的第一天，股市大跌23点，创5年来新低……再往前看，在股市十多年的发展历史上，投资者损失惨烈，以致民间流传着炒股是最危险的职业这一说法……
北京人民警察学院教授高锋则将恐吓者分为三类：一、为经济利益。相当一部分人希望通过恐吓榨取钱财，比如北京翠微大厦恐吓案，疑犯开价10万元；沈阳中兴大厦恐吓案，开价为30万元。二、因个人发展不利仇恨社会，通过恐吓发泄私愤。今年春晚的恐吓者就怀着这样的目的。三、一些精神障碍者。
那么，有多少恐吓最终升级为“实际行动”？
高锋研究的结果为1／30左右，李伟称约占10%。从去年各家媒体所报道的比例来看，可能更低一些，只有1／40。
李伟认为，怀着报复社会目的的恐吓“更可怕些”，更容易转化为“行动”。甚至有些不说就做了，4年前石家庄发生的靳如超爆炸案就是例证之一。
“无论恐吓是否最终转化为行动，这都是恐怖犯罪的边缘形态。”高锋说，“它会对社会心理和秩序产生巨大影响。公众会因为人身受到威胁害怕进入公共场合。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相对于国际上一些恐怖组织的行动，李伟将这种恐吓定义为“潜在恐怖威胁”。依据刑法，编造虚假恐怖信息但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将面临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处置和预案
公安部有关人士称，目前中国已建立了一支拥有数万名精兵的防暴警察队伍———或称之为“特警”，用于对付劫持、爆炸等暴力犯罪。高锋认为，由于恐吓事件的特殊性，在处置此类犯罪时更需要的是技巧。
“最重要的，不能因为排爆检查引起公众的惊慌和骚乱，而是应该自然、快速地疏散现场人员。”这位中国危机干预理论权威说。
比如，进入现场的警察不能穿制服，不能一拥而上；当然，更不能用高音喇叭大喊“附近可能有炸弹”。否则，人们逃散时引起的踩踏可能甚于炸弹的危害。危机处理者要从容地走到购物者身边，亮出证件，告诉他们，“这里有情况，请尽快离开”。
当现场疏散完毕后，警犬、探测仪器、防爆专家应迅速进入事发地。如果有建筑专家参与会更好，他们了解房屋的构造，能够准确地判断炸弹的藏匿地。与此同时，按照恐吓电话留下的号码，紧急查找嫌疑人，因为疑犯可能对新目标发起“攻击”……
2004年国庆前夕，北京市公安局组织了一次反恐现场工作会议。会议首次提出：营业面积在5000平方米以上的大中型商场和3000平方米以上的综合超市，必须建立针对恐怖袭击、爆炸等紧急状态的应急预案。
“目前，中国并不鼓励民间对热兵器———比如手枪、炸弹———进行防范，因为应对它们需要专业技术，是公安机关的责任。”高锋说，“一些商场所宣称的购置防爆器材的思路是不对的，商场和超市这类公众聚集的机构最应该做的是备好预案。”
据高锋介绍：好的预案应该把人员、装置及机构结合起来，设想到每一个可能发生的细节。比如，在商场发生恐吓事件时，应该由总指挥全盘控制，然后把一个整体区域分割成若干个“疏散块”，各个通道口要设置专人引导。人们之间的信息传递不应该高声叫喊，应该用统一的手语或指语及对讲机完成。当然，在商场作出预案后，不能把它锁进保险柜，而是要进行模拟演练，做到问题发生时心中不慌。
另外，在建筑设计之初，就应考虑到紧急情况，如门应该很大，而且便于拆卸和打开，楼梯一定要防滑等。
而对于处于“危险”之中的公众，高锋给出了这样的建议：镇定，服从警察及商场工作人员指挥，不要走错方向。“而且，个人在这种情况下能起的作用微乎其微，主要的责任还是应由警方担负。”
反恐怖法已进入起草阶段
2月23日，公安部法制局副局长孙茂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2005年，公安部将配合立法机关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做好几部法律的起草和修订工作，其中重点提到了反恐怖法。
“尽管最新修订的刑法中有对恐怖犯罪的若干条文，但不能适应恐怖活动的方方面面，刑法法理上也解释不了。”李伟说，“所以，反恐怖法应侧重描述两项内容，一是对恐怖活动、行为的方方面面作出法律上的界定，二是赋予执法机构权力，使之能更好地打击这种行为。由于恐怖事件有突发性、隐蔽性，可能会相应扩大执法权力，要求公民进行配合。”
而在2004年年初，由北京警方提出的一份反恐专题报告建议中，希望将“设立专职反恐机构”列入议事日程。目前，只有公安部单设了一个反恐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厅级公安部门的反恐局还在筹备。
北京警方内部人士证实，目前他们已就成立反恐局一事进行研究。如能获得公安部批准，首都有可能在2005年成立全国各省市中第一个反恐局。
“而解决反恐机构设置问题，反恐怖法应该有相应规定。这种从中央到地方形成的网络模式，应该是中国的理想模式。”李伟说。南方周末驻京记者吴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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