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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从今年起，免除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书本费、杂费，并补助寄宿学生生活费。据新华社报道，中央财政将为此安排13亿元，地方财政安排28.1亿元。
教育本来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伟大武器’，糟糕的教育制度却能够成为凝固和复制阶层差距的工具。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
31岁的林延涛在胶东半岛一个小城里跑出租。他的“面的”在小城和周围村镇之间往返，拉货也拉人，不打表，每趟车都是跟主顾现谈价钱。因为本人会修车，他省下了相当大的一块支出———维修费，每月可有千余元的收入。他没有失业保险、没有养老保险，看病完全自费。他的妻子在乡镇小企业上班，每月有五六百元的收入。皮肤有些黝黑的林延涛看上去比同龄人老成许多，他对自己的生活很满足。
16年前，林延涛念初三，他没考上重点班，便断定自己的脑子不是“那块料”，算了一笔账后，选择了辍学：如果去学修汽车，三个月学成后，每个月可以挣300元，三年下来能挣1万多；上不了重点班，升重点高中的机会微乎其微，三年读下来至少要花家里两千多；考不上重点高中，上大学的可能性基本为零，混个高中文凭，毕了业还得去修汽车……
今天的生活，15岁那年，林延涛就已经为自己“设计”好了。
学者的研究表明，林延涛的命运并不孤立，数十年来，城－乡、重点－非重点像看不见的横纵坐标，勾画出一块细密的人生棋盘。一次次升学考试正如与之配套的教育体制曾经响亮一时的名字——“小宝塔”，一旦在一次考试中从小宝塔上跌落下来，命运就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定格在棋盘的某一方格之内。
教育是什么工具？
2月2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了湖南省教委原党组书记等5位教育界资深人士撰写的，经湖南省原省长刘正校订的《遏制教育公平性的恶化趋向》；《人民日报》在2月16日和21日两次发表文章，介绍了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杨东平教授主持的全国教育规划“十五”课题“中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报告《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改善中的差距》；更早之前，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玉林副教授发表于《中国改革》杂志的《2004中国教育不平等蓝皮书》在网络上被广泛转载……今年以来，“教育公平”问题成为社会热门话题。
杨东平则认为：“教育机会均等，从理论上讲，是指不同人群所获得的教育机会与其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大致相等。”
张玉林在蓝皮书中开宗明义地谈到：“中国教育制度的最大缺陷在于它的二元分割性。它是一种双重的二元教育制度。其表现形式是，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进行整体分割，形成‘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天壤之别；在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教育阶段实行内部分割，形成‘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的两个世界。”
曾经的农家子弟、专攻农村社会学的张玉林在他的蓝皮书中写道：
“1999年，全国2036个县和县级市中有1021个县的小学生均‘公用经费’不足10元，与北京市的757.6元和上海市的747.4元形成鲜明对照，几乎到了‘什么都不能干’的地步。”
“根据《中国教育报》2004年夏天对174个地市和县教育局长的问卷调查，超过50％的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超过40％的小学仍然使用危房，缺少课桌凳的小学接近40％，超过30％的农村小学‘粉笔论支有限发放’，接近40％的农村小学‘交不起电费、有电不敢开电灯’。”
“在2000年‘义务教育基本普及’之前，许多大中城市已经普及了高中教育，但是到2004年，仍然有至少10％的农村地区尚没有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有的县甚至没有普及小学教育。”
“1998年进行的一项对全国37所不同层次高校的调查显示，城乡之间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整体差距为5.8倍，在全国重点院校中则达到8.8倍，即便在地方高校中也有3.4倍，超过了城乡居民经济收入的名义差距(2.8倍)。”
生于1985年的袁丽萍属于上面一系列统计数字所关注的人群中的一个。
2004年夏天，袁丽萍以文科666分的成绩从山东昌邑市(潍坊地区的一个县级市)的农村考入清华大学，这个成绩高出同宿舍两个北京女孩很多，但小袁很羡慕她俩。因为她们一个会弹古筝，一个钢琴过了10级。“我连简谱都不识。我们那儿也有很多对音乐和美术敏感的同学，但是我们没那个条件。”上清华之前，她会用电脑，但从没上过网，“上网的步骤我都背过。”袁丽萍说。
袁丽萍的教育起点是耿盖小学，这所小学由两个村子的孩子共享，一个村子出地皮，另一个村子出钱盖学校。“学校有4排平房，有花坛有两个挺像样的校门。教室后面有一大片天然的野地，校园挺大，除了教室课桌就没什么硬件了。”在教室后面的野地上和她一起玩、一起打架的小伙伴有一半没有升到高中。“如果一家有三个孩子，一般就小三儿能把书念完。”
初中，袁丽萍在镇里上普通中学。去城里的重点中学参加学科竞赛，使她第一次看到与城市重点中学的差别。“人家教学楼、实验室、操场、电脑室，什么东西都一应俱全。我们除了平房教室什么都没有。人家有外教，我们也没有。”能在初中学到电脑，是一件让她觉得很幸运的事。地区教育局规定，电脑过国家一级水平考试的学生中考就加5分，学校贷款为学生们买来了电脑，却根本没有计算机老师。幸亏物理老师自学成才，一边教物理一边管着那四十几台电脑。中考之前，袁丽萍要经历一次预考，学校根据预考的成绩划一道分数线，上线的同学可以报市里的重点高中，上不了线的同学只能报普通高中。这么做，是因为“城里重点中学的座位、老师都是有限的，学生太多学校照顾不过来”。
经过两轮中考的筛选，袁丽萍和另外4名同学从全班50多人当中被拔尖拔到城里的重点高中。去年夏天，她又从数千名同龄人中脱颖而出，成为她小镇上1949年以后第一个考上清华的人。在清华同班的三十几名同学里和她一样来自农村的大约有4位。
袁丽萍是佼佼者也是幸运儿。
杨东平在研究中选取了北京、苏州、重庆、赤峰、兰州、菏泽等10个样本城市，调查数据显示，城市重点中学42％的入学机会被包括高中级管理层和技术人员在内的社会上层人士的子女获得；仅有27％的入学机会由包括农民、工人、无业在内的草根阶层子女获得。张玉林在“蓝皮书”中援引了一项对湖南某电力学院2000级学生录取分数的调查，“在4大类学科16个专业中，农民子女的平均分数高出干部子女22分。其中工科类高出干部子女26分，财经类高出30分，最高的分数差达60分。”大学、重点大学、重点大学热门专业的生源阶层及其成绩分布也呈现出类似的格局。
农村义务教育完全免费
在杨东平和张玉林的研究中，尽管各自数据来源不尽相同，他们都把造成教育机会不均等最显著的原因归结为城乡二元结构和重点中学制度。这两种制度在建国之后几起几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体现了当时社会对于“公平－效率(按当时的说法是“普及与提高”)”孰轻孰重的判断。
张玉林
新中国成立之初，两种教育价值观相互冲突、抗衡，与“效率”呼应的是学习苏联的精英教育模式，与“公平”呼应的是“教育为工农大众”。
精英教育跟当时迅速建设工业化国家的需要密切相关，也为新中国以后几十年的教育模式定下雏形：国家优先发展培养专才的高等教育，对大学生免收学费；在中小学实行重点学校制度，形成以升学教育为目标的“小宝塔”结构，选拔和培养少数“尖子”。
当时，与这种教育的精英化倾向并存并形成制约的是很强的教育平民意识。
“建国之初的新中国教育延续着解放区的教育方针，十分重视教育平等的价值，强调教育面向大多数人开门，通过实行干部教育、业余教育、工农速成学校等多种教育途径使广大工农群众得以接受教育。”1951年10月，政务院颁布《关于学制改革的决定》，将工农速成学校、业余学校、识字学校、各类政治学校和政治训练班等正式纳入学校系统。1957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行政会议，提出小学教育应打破国家包办，提倡城市街道、机关、厂矿企业办学和农村群众集体办学；可以允许私人办学；改变中学设置规模过大、过于集中在城市的缺点，初中的发展要面向农村。
“集体办学”的本意是扩大贫下中农及工人阶级子女受教育的机会，但这笔制度遗产在日后的执行过程中慢慢变了味道，“集体办学”变成“分级办学”：即“县办高中”、“乡办初中”、“村办小学”，相应的办学经费分别由县、乡镇和村支付，城市学校的办学经费由城市政府拨款。而农村学校的办学经费很大程度上通过“教育附加费”的形式转移到农民头上。在1999年，为减轻农民负担，教育附加费被废止，农村基础教育经费出现很大缺口。与此相伴的，是农村中学数量的减少。从1998年到2002年，城市普通中学的数量增长了0.6％，县镇普通中学增加了6.4％，农村普通中学的数量降低了7％。2002年，城镇中学的数量首次超过农村中学，而城镇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占39.1％，农村人口则占60.9％。
到城镇上中学，对农家子弟来说，在学费之外又追加了交通费和生活费。“我有些同学明明知道城里重点中学的普通班比农村的重点中学质量要好，而且他们也能考上，但在城里上学每个月要花150到200元的生活费，他们还是选择在农村上学。”
“我的表妹在老家读五年级，因为学生流失率太高，镇上所有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都被统一集中到镇中心小学就读，要寄宿。”广州一家外语大学四年级的学生黄润浏说。黄润浏是从韶关市曲江县考来广州的，目前正在准备参加雅思考试。黄润浏很少抱怨自己曾经的农村受教育经历，“从2002年夏天开始，我就不再抱怨了。”那年，他跟随大学“三下乡”社会实践小组来到了广东省4个石灰岩特困镇之一的英德市岩背镇，一个被称为“四大金刚”的地方。在岩背，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后来他把这些都写进了他的调查报告里：“全镇共有8所小学41个教学班，3个学前班。小学在校生1299人，学前班129人。初中5个教学班，在校生231人。全镇共有教师78人，其中6人退休，在职教师72人。全镇校舍面积仅8000平方米，教学用房紧缺，教室内十分拥挤，教学用具根本无法跟上教育事业发展需要。全镇中小学，没有一台电脑、复印机，至于投影机、多媒体教学设备，更是鲜为人知的概念，大部分图书室只是徒有虚名，里面空荡荡。”
“教室里的桌椅都十分陈旧，全镇缺1200多套桌椅，在洛家塘小学，我见到了用两个木叉支起来的黑板。所有学校的教室无一装有电扇，或许夏天的问题，对这些吃苦长大的孩子，根本算不了什么。”
“三农”问题得到重视之后，中央政府先后出台政策把农村教育和基础教育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上。以北京市为例，2004年以前，农村学校和城市学校的办学经费各占政府教育支出的20％和80％。2005年以后，教育主管部门为兑现“向郊区倾斜”的承诺，把两者的办学经费均衡至各占50％。
杨东平透露，“两会”之前，亚洲银行曾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在农村实行9年义务教育完全免费所需要的年经费上限是600亿元，下限是200亿元。而中央政府去年全年仅税收一项就增收5000亿元。“税收增长一年是1000亿元的时候，让你拿出600亿来实现农村义务教育免费可能有些不切实际。税收增长收入到了5000亿元，拿出600亿应该是不难的，这完全是一种价值选择：你觉得它重不重要。”杨东平说。
重点与人造重点
如果说，教育的城乡二元结构与整个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走向一致，脉络比较清晰，重点中学制度则盘根错节，复杂许多。
在学习苏联的“县—市—省”各级重点中学小宝塔出现之前，各大中城市的“干部子弟学校”已经或隐秘或公开地出现。可以作为佐证的是毛泽东在1954年的春节讲话中曾经严厉地批评了各地的干部子弟学校造成的“不良影响”并勒令这类学校停办。而在此前(1953年5月)由他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已决定“要办重点中学”，全国共确定重点中学194所，“重点中学的主要功能是为高等学校输送合格新生，与高等教育的需要配套”。到1963年，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确定的重点中学数量已达487所。
“文革”期间，重点中学制度曾一度废止。“文革”结束及“科教兴国”战略提出之后，“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又一次成为教育的方向。1985年前后恢复重点中学制度。1990年代中期，为落实义务教育，控制择校等教育腐败问题，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学校被明令废止。但重点高中依然存在，初中乃至小学阶段的重点教育也以创办示范学校、星级学校、奥校等变种的形式继续存在。
北京某重点中学的某些班被戏称“司机班”、“秘书班”，领导干部的秘书、司机的孩子在那里上学。张玉林则在他的蓝皮书中披露，某省城全国知名重点中学每接收一名省财政厅官员的子女，即获得50万元的教育经费。
北京郊区的某中学是该区中学近几年崛起的“后起之秀”。催生、催肥它的力量是该区的招商引资政策。当时在任的县委书记认为，教育落后是制约本区招商引资的瓶颈：很多商人因为担心子女的就学质量不愿到该区投资、落户。于是，区政府出资，以与北京某市重点中学合作办学的名义，兴建了一所新中学。“其实所谓的合作办学，不过是城里重点中学的老师周末来搞搞教师培训。”但是，政府的扶持和与市重点中学合作办学的招牌还是为该校聚集起有优势的生源和师资，人造重点在短时间内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重点”。
武汉大学的学生小郑来自浙江省绍兴市的农村，小学在村里读，初中在镇上的中学就读。因为学习成绩好，曾经有老师找过他，要带他去另一所中学读书。这种老师带领成绩优秀的学生一起“跳槽”的情况在各地都很普遍。后来，小郑以镇里最高的成绩被“特招”进浙江一所省一级重点中学的高中。那间学校“一般不招农村学生，只特招农村初中前几名，也不划分数线，如果按照市里的分数线，很多同学都过了线，但只有前几名可以去”。小郑的父亲在杭州工作，但他坚决不去杭州念高中，因为“杭州那些学校全是素质教育，没我们升学率高”。在他心目中，目标很明确：“高中的时候，大学都考不上，还想其他的干嘛！”为了避免被其他学校选上，他的志愿中压根就没填其他中学。“我惟一的路就是特招，要是特招不上，我就用钱买。”城里的省一级重点中学给小郑一种完全不同的感受，那里多媒体、空调一应俱全，“这些费用不全是教育拨款，我们学校家长委员会什么的很齐全，学生有钱，捐钱什么的，条件特别好，很多有头有脸的人的子女都来这里，所以不需要学校削尖脑袋提供什么。”小郑回忆说。
小李是胶东半岛某重点中学的数学老师。“一中的神圣感已经没有了。”他有些失落地对记者说。
他所任教的一中是建国之前即在当地兴起的一所省级重点中学，建国50多年，培养了不少人才。2002年，该校投资2亿元扩建了新校园，变化就是从那时开始产生的。2亿元的投资有几个筹措渠道：校友捐款、学校创收、贷款、地方政府投资。
该校的校友不乏政界商界成功人士，据说，当时在任的副省长即是其中一员。副省长牵头挂名担任筹款委员会的委员长，号召历届校友以单位的名义为新学校捐款。
学校创收则靠招收议价生实现。“新学校刚建成的时候，(学生)给钱就收，(中考)两百多分的学生也收。”小李说，即便现在，一个60人左右的教学班，大概有20个学生是“公费生”，其他40来名同学每年要交1万块钱的择校费。“以前上一中特别难，现在社会上都说，只要有钱、有门子，谁都能上一中。”
政府投资最终没有兑现，学校转而向教师集资。2004年，工作两年多的小李拿出1.2万的集资款，而他的月工资只有一千出头。
教师工资分成两块：一块是国家拨款的“国拨工资”，一块是“结构工资”，后者由学校根据财力及教师工作量自主支付。而学校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择校费。因此，一般的规律是择校生多的学校，老师的收入就高。但在一中，这个规律并不成立。迫于还贷压力，一中老师的工资较之周边学校并无优势(老师讲一节课能拿到的“课时费”约合0.8元)。然而，在升学压力的压迫之下，他们的工作却是枯燥而繁重：“一周只有星期六能休息。”“家长交了钱，他就有权向你要学生的分数，学校也得靠高考成绩维持一中这块牌子，我们为了保证学生的成绩一道题要让学生做五六遍。”
杨东平给这类现象找到的行动逻辑是：学校升学率的高低往往是学校领导和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的政绩；重点学校的教学资源往往又被强势阶层子女享用———这是重点学校存在的利益驱动。在这样的驱动之下，有限的教育资源往重点学校倾斜，“中国很多重点中学的条件不要说好过国内很多地方高校，甚至比国外的‘名门中学’都奢侈。塑胶跑道、体育馆完全是脱离实际的虚高消费。我们这里的特点是借钱的人不用考虑还钱的问题。在创建各级示范校过程中产生的教育欠账问题的严重性将在不久显现出来。”
农村义务教育全免费：中国有财力承担
■当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农村教育作出承诺时，会场内外反应热烈。当日即有媒体以“2007年全国农村普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为题进行报道。有网民因而感慨，3年后中国农村所有的孩子都能上学了！但本报记者经采访发现，这是一个被公众和媒体误读的信息。
■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说，全球190多个国家中有170多个国家已经实现了免费的义务教育，除了发达国家以外，亚洲绝大部分国家，包括人均GDP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老挝、柬埔寨、孟加拉国、尼泊尔等国都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从可能性分析，中国完全具备这样的国力与财政能力。
误读背后的善意期待
“这是他们的图书，你看总共就这几种，这本《昨天今天明天》是10年前的，我们的孩子现在还在看，你说他怎么能知道什么是昨天和今天呢？”张志勇在展示这些他拍自农村小学的照片时，会场沉寂一片。
这位来自山东教育厅的官员坦率地说，在此前从事教育工作的16年中，他没有真正到过农村去，总是去往那些城市学校或者农村的中心学校———但那并不代表农村。直到去年到教育厅工作后，一年间他走了100所县以下的农村学校。
“我非常痛苦地看到了农村教育的真实情况。”他说，中国农村教育面临的问题比发现的严峻得多，面临的挑战比预见的艰苦得多，面临的改革发展任务比正在做的艰巨得多。
这番话是2005年“两会”前夕，张志勇在一个呼吁农村义务教育应该免费的教育沙龙中所讲的。以1986年中国颁布义务教育法为始，中国推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已近20年。20年光阴，中国农村义务教育虽有所改善，但却一直走不出“贫困”的阴影。
1986年通过的义务教育法第5条规定：凡年满6周岁的儿童，不分性别、民族，应当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第10条规定：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在农村，政府虽已提出义务教育的目标，但改善还非常有限，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实施全部的免费教育。
所以，当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作出如下承诺时，会场内外反应热烈。温家宝总理说：“从今年起，免除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书本费、杂费，并补助寄宿学生生活费。到2007年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政策，使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上学读书，完成义务教育。”
然而，当日即有媒体以“2007年全国农村普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为题进行报道，引起各界广泛关注。有网民因而感慨，3年后中国农村所有的孩子都能上学了！
但本报记者经采访发现，这是一个被公众和媒体误读的信息。通读报告全文发现，其真实意思表达是，全国592个国家级贫困县的贫困学生有望在今年实现免费，2007年的目标是让全国所有农村中的贫困学生都能免费上学。
显然这是一次满怀强烈期待感的误读，误读的背后便引出了中国推行免费义务教育的整体路径计划。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向本报记者表示，国家实行免费教育计划是分四步走，中国农村592个国家级贫困县的贫困家庭—中国农村的全部贫困家庭—中国农村—中国城市。
如此看来，中国推行免费义务教育的努力目前还停留在第一步向第二步过渡的阶段。一位专家指出，即使如此，到2007年全国所有农村中的贫困学生都能上学，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最终达到普遍的免费义务教育就更是如此，尽管要达到这一目标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投入不足的体制性因素
绝大部分人都希望中央的步子能够更快一些。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教授王瑞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按照现在九年义务教育要求，农村辍学率要求不到3％，但根据他的调查，现在真实的辍学率已经达到7％。
情况表明，在中国农村，教育经费所占家庭支出的比重非常高。王瑞璞说：“好多农民已经是脱贫了，但是一旦一个孩子考上了中学，特别是上了大学，基本上又重新返贫。”他为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农民一年实际可支配的现金收入大概是2000元，在农村供一个中学生一年大概要800元，两个学生就是1600元，大多数农民是无论如何也负担不起的。
数据的背后是农村教育财政不合理的责任分配体制。从目前的投入构成来看，县级以下财政“小马拉大车”，负担了最为沉重的教育包袱。在2004年“全国教育厅局长论坛”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冯之浚透露，现在农村教育投资中，只有8％由中央财政支出，另外92％则由各级地方财政支出，其中大部分由县级以下财政支出。而另一个未被证实的数字是，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支出，78％由乡镇负担，9％左右由市财政负担，省财政负担11％，中央政府负担不到2％。
体制内外的人士都承认，农村教育发展不充分与我国现行的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密切相关。从1985年到2001年，中国实行以乡级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导致严重的教育经费不足。
2001年始，农村义务教育的投资主体上升为县级财政，但情况仍没有根本好转。东西部的政府财政实力悬殊。当一些沿海地区准备推行高中阶段的义务教育时，中西部农村中5％—10％的儿童没有机会进入小学，15％—30％的儿童无法接受初中教育。
因为没有建立成熟的教育经费补偿机制，中国农村基本上每一次大的改革都会影响到教育。“第一次费税改革是这样的，第二次减征农业税还是这样的，地方财政收不到那么多钱，自然会减少开支，所以每次受到冲击的就是农村教育。为什么会这样？问题就在于各级财政并没有给予教育保障，或者说没有真正地确立农村教育在各级财政中的法定地位。”山东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介绍说。
财力完全能够承担
2003年“两会”期间，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到湖北团座谈。座谈结束后，在众代表为了与温合影而寻找最佳位置时，周洪宇乘机将自己的文章见缝插针地塞在了温的手中。“这篇题为《农村义务教育应免费》的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周洪宇说。
周洪宇在文章中提到：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完全免费制，已具备一定的条件和基础，特别是应首先从农村开始。他同时提供了一份测算数据作为参考。
一直以来，“政府财力有限拿不出那么多钱”是农村全部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的惯性结论。那么，为农村义务教育免费埋单到底需要多少钱呢？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满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学杂费和教师工资两项合计，他们粗略掌握的数字是600亿至1000亿。
目前，在农村义务教育的费用测算上出现了多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来自学界：每年用于学生费用的开支是675亿元；第二个版本来自国家统计局：农民义务教育学杂费的负担为845亿元；第三个版本来自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大致推算政府一年需要的财政投入为688亿元；第四个版本是亚洲开发银行得出的结论：农民每年的义务教育负担为210亿。
亚洲开发银行出具的报告分析认为，无论是845亿／年还是210亿元／年，按照中国每年2万亿元的财政收入，其所占比例并不很多。
报告说，全球190多个国家中有170多个国家已经实现了免费的义务教育，除了发达国家以外，亚洲绝大部分国家，包括人均GDP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老挝、柬埔寨、孟加拉国、尼泊尔等国都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从可能性分析，中国完全具备这样的国力与财政能力。
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学家汤敏表示，现在应该考虑将义务教育逐步过渡到全部由政府承担了。1998年中国政府接受了这位海归经济学家的建议，实行高校扩招以教育收费来拉动经济内需，如今这位经济学家开始力谏中国政府实行免费义务教育。
汤敏认为，对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免费，相当于是通过减少农民支出而增加收入。以每年农民可减少100亿—400亿教育负担来计算，等同于增加农民平均收入0.5到2个百分点，其效果不亚于减免农业税。
“排序问题比有钱没有钱的问题更重要”
2005年初，教育部长周济在接受人民网专访时表示，回顾2004年工作，他“觉得最难的还是教育的投入不够”。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1985年世界各国教育投入占GDP比重的平均水平是5.2％，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是5.5％，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是4.5％，而当年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只占2.3％。当时，中国政府定的目标达到4％。但直到今天这一目标还没实现，我们的比例还只有3.3％。
于是中国出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一边我们的GDP一直在高速增长，财政收入也在猛进，而另一边教育总在哭穷。
“这虽然是个教育问题，但相当多的问题在教育之外。”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李木盾说。面对本报记者他连续发问，“这主要是个国家排序问题：我们是把人放在第一位还是把经济增长放在第一位？我们是把公众教育放在第一位，还是把精英教育放在第一位？”
他进一步向记者说明，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以及战后经济最困难的时期，都在力保教育。我们周边比我们更穷的国家也是如此。“比较之后，我们就知道排序问题比有钱没有钱的问题更重要。”
教育部一位高级官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这的确是一个国家态度问题。他说，1990年代以来，政府将更多的财力用于科技和道路交通的发展，财政投入的原则主要从投入产出比来考虑，而教育在短时间内显然是很难看到利益回报的。
这位官员说，教育部门在向财政部门要钱的过程，也常常有失败的经历，但教育部却一直有苦说不出，背上了“教育投入不足”的黑锅。“很长时间以来财政部门和计划部门都认为对于教育的投入已经很多了，是我们教育部门没有善加利用。”这位官员说，盘子就这么大，给教育多给一点，别的部门就少一点，这是个复杂问题。
但这位官员坦言，政府对教育投入的态度有了明显改善。2003年召开的农村教育工作会议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而今年将农村义务教育问题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也是第一次。他透露，今年财政对于教育经费的投入将会有大的变化。
机会不平等正转化为过程不平等
———杨东平访谈
高中教育正成为瓶颈
记者：张玉林的“蓝皮书”和您主持的研究报告采用的数据和论证方法都有类似的地方，但前者的结论是“中国教育的严重不平等还将长期持续并且有可能深化”，后者的第一个结论是城乡差距有所改善；第二个结论是阶层差距正在凸现。两者似乎给出了两种不同的判断。
杨东平：我们的报告着重于入学机会的城乡和阶层差别，而对入学机会的研究主要是从总量上进行考量的。从总量的角度，农村学生的入学机会的确扩大了，农村学生在农村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与城市学生在城市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之间的差距缩小了。
但在高等教育内部，农村学生仍然处于劣势，他们主要集中在地方院校和比较冷门的专业。这里我要解释的是，这是两种意义上的公平。能不能上大学是入学机会，接受怎么样的高等教育是过程的公平，理论上讲，后者已经是第二位的问题了，现在的焦点还是能不能上大学。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在入学机会上城乡的差距正在改善，但是正在从宏观的、显性的不平等转化成过程的不平等。
记者：在中国教育经费总量有限的情况下，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就似乎形成了一对矛盾。高校扩招之后的一个口号是“高等教育大众化”，与“基础教育大众化”相比，两者哪个更合理？
杨东平：1980年代中期，中国大学的毛入学率只有3％左右，远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水平。1980年代末期以后，国家教委采取了控制高等教育的策略，对外的说法是“稳定规模、提高质量”，对大学生的数量采取了限制措施。但是，到了1990年代末，年高校入学率增长30％－49％也是非理性的。如果从1990年代初，每年稳步增长到1990年代末达到毛入学率15％左右，那是最理想的，也不至于在短时间内对基础教育造成非常大的挤压。前两年，中国高等教育的投入在三级教育中已经占到24％左右，在很多发达国家，这个数字只有15％左右。按照世界惯例，国家只包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交给社会力量，我们的情况正相反。
记者：您在文章里提到教育平等包括机会平等和教育质量平等两个层面，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机会的平等。那么，与中国同样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也在为实现教育机会均等努力的国家，比如印度，有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 杨东平：印度的情况没有可比性，它的扫盲教育和普及基础教育的任务现在还很艰巨，远远还没达到中国的水平。但是由于印度的中产阶级比较强大，它的高等教育质量比较优秀。中国的基础教育问题并不是都解决了，但是小学阶段我认为问题不大，问题主要集中在中学阶段。中国这条路是一种非常规的发展，不是说先普及了小学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之后，再发展高等教育。而在高中教育还没有充分发育的情况下，高等教育就突然实现大众化了。现在，高中教育成为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瓶颈。
重点中学制度成为社会分层的工具
记者：如果印度不是好的模板，有没有其他模板———问题与中国类似，但提出了建设性解决方案？
杨东平：我们在大学入学机会上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由中等教育的学校分化造成的：重点学校制度已经成为社会分层的很重要的工具，优势的阶层能上重点学校，然后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现在，国内有两类重点学校，一类是所谓的百年老校，靠教育家几代的积累；另外一类是靠特殊的政策，提前招生、倾斜性的投资、倾斜性的配备师资、不择手段地把好学生网罗到自己学校里来，制造升学率。近年来，地方所谓的“创重”创出一批这样的学校。教育家的本事是把差学生转变成好学生，如果你利用特殊政策把好学生都网罗过来让他们考出好的成绩，这跟你的教育没什么关系。
日本和韩国在上世纪80年代都曾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促进基础教育的大众化，取消名门中学，在教育资源配置上一视同仁，定期地在学校之间交换教师和校长。他们的态度非常坚决，因为少数的名牌学校就会扰乱整个基础教育的秩序，违反全民教育的功能。中国基础教育的平均化原则也已经提出了，但是在实际实施的时候，并没有按照平衡化的原则去做，还是按照以前的支持重点，加剧分化的模式。
记者：据我所知，重点学校的存与废在1949年之后有好几次波折，但直到今天它还依然存在，是什么支撑着它的存在？
杨东平：这个问题我们在大城市感受得不是很真切，但是到了中小城市就可以感受到为什么地方政府不惜代价地打造重点中学。我个人认为有三个原因，第一它是地方的政绩和脸面，所以很多地方的重点中学极尽豪华之能事。
去年《中国教育报》刊登了一篇专访，在参观国外中学之后，我们国家来自大城市和欠发达地区的校长一致认为，我们重点中学的硬件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当然，由此产生的高额建设费用主要还是转嫁到学生头上。但这笔债光靠收学费也是很难想象的，于是地方政府不惜高额举债，这就是我们现行体制，现在借钱的人不需要为将来还钱负责。我拼命建，建完了这是我的政绩，十年二十年之后谁来还能不能还清跟我没关系。
第二，重点中学成为教育利益集团的近水楼台。在重点中学里面存在三类学生，一类是靠分数，一类是条子生，还有一类是交费生。去年我到上海浦东地区的一所重点中学去，该校的一位老师向我透露：浦东地区区政府处级以上干部的孩子都能在那里上学。
重点中学的第三个功能就是成为教育利益集团创收的工具。很多地区有开放择校的政策，说是为了将择校的收入帮助薄弱学校，将择校费全部上交财政，财政再按比例返还给学校。在一些贫困地区，重点学校就成为地方政府稳定的财政来源。把公立学校变成盈利的工具，这是完全违反教育政治的
“小宝塔”和“放水养鱼”
记者：我看了您以前写的一些文章，谈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有一些反对重点中学式精英教育、实现平民教育的尝试。 杨东平：建国之后的前30年，尤其是在1950年代初期，新中国延续了共产党以前的平等理念，强调扩大公民子弟的教育机会。但当时的教育理念强调的是阶级内的平等，是以剥夺非劳动人民子女的教育机会为前提的。在扩大劳动人民的受教育权利的同时剥夺了另一部分人的受教育权利。这也是违反现代教育的基本准则的。在后来的发展中，这种平等主义发展到打击知识精英，甚至关闭大学。但是，在1970年代，中国农村高中教育的普及率曾经达到了中国历史的最高峰，尽管当时中学教育的水平很低——初中两年，高中两年，学了大量政治化的东西和实用技术——尽管它是低质量、低水平的教育，但毕竟满足了大多数人受教育的需求。1990年代很多崭露头角的知识分子就是当年高中普及的受益者。
记者：“文革”后，还有抗衡精英教育模式的尝试吗？
杨东平：之后就是一边倒了。当时又回到了1950年代初以追求现代化和赶超战略的国家主义目标上去——终于克服了“四人帮”的干扰，现在可以集中精力来发展经济了。尤其是在教育界，开始复制1950年代的苏联模式。经济领域在1970年代末开始反思，能不能重新回到1950年代？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是重新回去，重新搞苏联模式、计划经济，另一部分人就已经意识到：不能再这么搞了。但是教育领域没有经历这种反思，非常简单地回到1950年代，重新搞城市中心、重点学校、升学教育那一套。在1980年代，这种现象叫“片追”——片面追求升学率，在1990年代，正式命名为应试教育。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20年没有任何制约的力量。在1990年代末，出现了新的变化，市场的因素介入进来，单一的考试标准里掺杂进权钱的成分。实际上，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时候，高考的竞争程度远比现在激烈得多，但大家没有觉得不公平，而现在入学机会比以前多了许多，但大家不公平的感受还是非常强，因为有很多人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什么保送生、定向生、特长生——更容易地获得教育机会。
记者：过去人们经常以集中优势力量办学、多出人才快出人才、早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为精英模式的存在理由。现在我们没有类似的人才压力了吗？
杨东平：1980年代教育政策的主要思路就是“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在这种传统的发展观的引导下，教育出现了很多不健康的倾向。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我们的课程的深度和难度超过世界上所有国家的，这完全是违反教育规律，不理性的。表面看来，中国的基础教育比国外先进许多，但它是以一代人的休息、健康、娱乐为代价的，而且这种教育模式很难培养出真正有创造性的人才。网上有一个故事，讲1978年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中国和美国互派了一个教育代表团，中国代表团在美国学校里看到学生上课自由散漫随便说话，基础训练非常薄弱，断言：20年以后，中国的教育肯定超过美国。美国代表团在中国看到纪律严明，学习热情很高，书生朗朗，也断言：20年以后，中国的教育肯定要超过美国。现在20年过去了。
记者：您似乎没有真正回答我的问题———我们要不要集中资源优先培养一部分人，跟我们怎样集中精力去培养这部分人，是两个概念。您讲的笑话只能证明方式的错误，不能证明选择的错误。
杨东平：所谓的集中资源培养一部分优秀人才的做法在这些年的教育实践中已经被逐渐淡化了。回想一下，1980年代大学生少年班曾经如火如荼，但是随着知识水平普遍的提高，越来越意识到，这种方式是不可能真正培养出优秀人才的。更好的选择是为所有人提供一个均衡的、开放的成长环境，因为我们无法知道最优秀的人才在哪个地方，是在上海还是在某个农村，但是如果大家都能享受比较均衡的教育，就有可能为优秀人才的成长创造一个前提。用俞平伯的话说就是“放水养鱼”。（作者:
石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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