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照惯例，各省的厅级和处级干部多由地方任命，而此次由中组部直接向地方大规模派出这一级别的官员，在政坛实属少见。
在“常态”的干部使用规则之外，存在特殊的情况。这些与惯例不同的“非常态”的干部任用，往往与大的社会变革和重大战略相关，实际上都是某一历史进程的反映。
外调干部进入东北，面临着“谁同化谁”的问题，是新空气淹没在原环境中，还是老土壤被新力量所改变？
高规格的调任
身为“特殊队伍”中的一员，王祖继这一次调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规格重视。
他从国家开发银行综合计划局局长的职位上调往吉林任省长助理。临行前，中组部特意为他们举行了送行会，身为政治局委员的中组部部长贺国强出席；到任后，吉林以省委省政府的名义又举行了正规的欢迎会。
对于厅级干部，这样的待遇实属罕见。和王祖继同时奔赴东北的共有94人，这支“特殊队伍”的正式名称是：中央单位和沿海省市赴东北工作干部集体。其中到辽宁工作的33人，到吉林工作的35人，到黑龙江工作的26人。
按照惯例，各省的厅级和处级干部多由地方任命，而此次由中组部直接向地方大规模派出这一级别的官员，在政坛实属少见。
“这只是东北交流干部先遣军，标志着东北党政领导干部成批交流开始，以前也有中央国家机关人员零星去东北挂职锻炼的，但是这次人员之多，牵扯面之广，令不少人为之瞩目。”中组部干部一局一位官员介绍说。
新华社的消息点出了这一举动的目的：“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提供人才支持。”据了解，这批官员平均年龄不到43岁。“近1／3为研究生学历，有4／5是从事经济管理或工程设计建设的，符合年轻型、知识型、专业型的要求。”中组部干部一局那位官员对这次选调的干部评价较高。
而东北三省也排出豪华阵容来安置这批“飞来的凤凰”。
“来吉林这批干部担任省长助理1人，省委和省政府副秘书长3人，14人任副市长，15人任各综合厅局的副厅（局）长，还有2人进入国有企业作领导工作。”吉林省委组织部干部一处介绍。该处这段时间异常忙碌，这3个月来主要工作就是为这批“空降兵”找到合适的位置。“这批干部送各单位后，我们才可以松口气。”
这些官员，有些有着吉林的工作经历，王祖继2002年就曾担任过国家开发银行吉林省分行行长；还有一些属于专业技术很强的干部，出任通化钢铁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的顾新原来是宝钢上海第一钢铁公司炼铁长副厂长；还有属于业务对口的干部，原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林出任省国家安全厅副厅长；还有些干部进入综合性部门，原国家审计署科学工程审计局局长刘实出任长春市副市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科研部主任慕海平出任省委副秘书长。
黑龙江的情况和吉林大致相同，到黑龙江的26人，5人是处级干部，其余都是厅级和副厅级。“5名处级干部将安排到县级市任副市长，副厅级干部都将安排到省直厅局任职，这其中包括省委办公厅。”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人才处官员介绍。
有规划交流
此举看似突然，其实早在筹划中。
中国提出振兴东北战略后，有关方面就一直考虑制约东北的一系列因素，而高素质的管理人才首当其冲。
从2003年10月开始，中组部和人事部针对东北人才问题进行了不下5次专题调研。2004年8月，中办、国办转发了中组部和人事部拟定的《进一步加强东北地区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简称22号文件）。其重点就是加强东北三省各级党政干部队伍的培训和建设。
在东北组织部门官员的认识里，这个22号文件的重要性不亚于2003年提出振兴东北的11号文件，它几乎可以看作未来东北政治组织生态的路线图。
这个文件特别提到加大干部交流力度，从全国各地和中央直属企事业单位选派熟悉市场经济、懂得工业和经济贸易管理的领导人才到东北工作。
此外还计划开展市、县领导班子成员跨省交流任职试点，从2005年开始，在东北三省各选择3至5个市县，与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市互派一批干部交流任职。东北三省内部每年从省、市属机关和市县班子选派一批干部跨省交流。
该文件对于东北官员还有一系列规划，比如3年内有计划地对县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培训一遍，有针对性地组织党政领导干部国外培训，特别是到制造业发达国家进行考察培训等。
“在中央这个文件出台后，东北省、市、县组织部门都出台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措施，有些市一直规划到了2010年。”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人才处那位官员笑言现在东北在人才规划上走在全国前列了。
“常态”与“非常态”
“为什么这次选派干部到东北会引起社会关注？一方面是东北一些地方近年来在官员任用上出现腐败情况，社会反响强烈，人们很容易把官员调动与腐败窝案联系起来。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目前官员的使用多是组织部门内部掌握，人们对于其中的规则还是比较陌生，觉得这样大规模的外部调入很新鲜。”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说。
在干部使用上，其实是有一套严密的程序和规则。“除了1980年代初期由于干部‘四化’需要，曾经出现越级提拔干部现象。现在还是基本上按照干部使用程序在进行。”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说。
在国内组织系统中，一般是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对下级干部进行考核任用，中组部负责副省副部以上级别干部，而省委组织部则负责厅级，市委组织部负责处级，县委组织部负责科级，国家部委的司局级干部由部委考察任用，报中组部备案。
这些“常态”的干部使用规则之外，也有特殊的情况。这些特殊的情况往往和特定的时期以及特定的地区联系在一起。中国共产党向一个地区大规模派出党政干部，最早是在战争年代，出于建设新政权的需要。上世纪50年代后的“三线建设”，大批干部被派往边远之地。及至西部大开发，又有一些“对口”官员到西部交流任职。
与此同时，更“市场化”的干部任职也在改革风潮中出现。跨省干部交流原来是正厅级以上干部，多是升任调用，副厅级以下干部多是省内流动。而在1990年代末期，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处级干部跨省交流，主要是中西部地区干部迫切需要一些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管理经验，到东部经济发达省市取经学习，期限一般半年或一年。
另一方面，由于地区的特殊，也有一些独特的情形，比如援藏援疆干部。
这些与惯例不同的“非常态”的干部任用，往往与大的社会变革和重大战略相关，实际上都是某一历史进程的反映，从这个角度来看此次东北大规模外调干部，能更清楚地感受到它的信号意义。
外调干部进入地方，无疑会使一些新的思维方式、行为风格与“原体”产生碰撞。同大多数借助外力的变革一样，最让人关注的就是“谁同化谁”的问题，是新空气淹没在原环境中，还是老土壤被新力量所改变？“我们将关注这些外调干部的作为和命运。希望他们能对振兴东北作出较大的贡献。”一位人事部门的研究者说。（许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