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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1月开始，郑州市建立了市长、秘书长接听市长电话制度———
郑州：市长电话“名副其实”能行多久？
从今年1月开始，郑州市建立了市长、秘书长接听市长电话制度，每月由市长或1位副市长、市长助理值守1次市长电话，现场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据统计，截至3月21日，市长电话共受理电话14428次，市民反映转职能部门处理5830件，其中办结5538件，其它正在处理中，办复（结）率达95％。比历史最高水平还高出5个百分点，基本做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
关注民声 市长值守“市长电话”
“丁零零……”3月21日14时30分，郑州市市长电话铃声骤然响起。头戴耳麦、端坐在12345人工席上的郑州市常务副市长李柳身拿起了电话。
“您好，我是郑州市副市长李柳身，请问您要反映什么问题？”李柳身亲切地说。
“我叫职书勤，是省冶金规划设计院的退休职工。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这个月的退休金到现在还没发放。”
“不要着急，我们马上通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调查落实。”李柳身做完记录后，给出答复。
14时35分，李柳身在“郑州市市长电话转办件”批示：“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查处并答复本人。”
14时38分，市长电话室工作人员将批示通知郑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17时30分，郑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回复：职女士反映的问题已经落实处理完毕，退休金业已发放到本人的银行账户。职书勤得到消息后激动地说，“市长电话真替咱老百姓做主！”
“这还是我第一次值守市长电话。”李柳身感慨地说：“这和听部门汇报不一样，后者大多带有很强的部门倾向性，前者却是原汁原味的群众心声，当然也有骂娘的，但你从中能感受到老百姓的酸甜苦辣。”
1983年9月18日，沈阳市开设了全国第一部市长电话。1985年2月18日，郑州市也打开了这一加强政府与群众沟通的渠道。市长电话室主任龙同胜当年就负责接听市民电话，“那时，群众和政府沟通的渠道少，一天到晚电话热得发烫。”后来，随着群众反映问题的渠道增多，各地的市长电话渐渐变得沉寂起来；加上市长电话“老打不通”，只有协调权，没有处置权，在不少地方甚至流于形式、成了摆设。
“市长、秘书长接听市长电话制度的建立，使‘市长电话’名副其实了。”李柳身说：“市领导值守市长电话，能接受各方面的监督，从而进一步提高政府执政能力和服务水平。”
处理迅速 “市长电话”效果不凡
据统计，截至目前，郑州市长电话共受理电话14428次，其中，咨询类占41．2％，建议类占10．3％，反映问题类占44．8％（无效电话占3．7％）。主要集中在城建与管理、劳动工资、社会保障、公用事业等方面。
市长值守市长电话的效果确实不一般：
2月7日，腊月二十九上午9时30分，市长电话接到群众反映：由于突降大雪，大批乘客滞留市长途汽车中心站。市长王文超接完电话，立即通知市交通局局长党普选到滞留点查看情况，并随即赶往现场召集紧急会议。市交运集团春运应急指挥部马上购进350条防滑链，当天发出2581班次，运送旅客54886人，迅速解决了旅客滞留问题。
3月21日，家住中原区电力小区的刘女士通过市长电话，反映天下路以北、电力小区南，废品收购站太多，不但破坏了城市环境，而且影响到城市形象。副市长李柳身随即安排市执法局查处。市执法局当天即向全部4个废品收购站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限令在3日内搬迁到市三环500米外。
“市长电话无小事，皆是民间疾苦声。市长电话要管事，要让市民觉得有用。”郑州市副市长姚待献说。此言不虚。市长电话的生命就是落实，必须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郑州市以市政府办公厅文件形式明确规定：市政府领导在接听市长电话时，对受理的问题作出的处理意见或批示，将由市政府办公厅负责督促落实，具体问题转交有关单位处理。对根据市政府领导批示交办的问题拖延、敷衍或拒不处理的，市政府办公厅将予以通报批评。
“郑州市市长电话目前的好局面，关键在于能依托现有工作规程，从体制创新的角度重新构建制度体系。”河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庞洪铸教授说，“这是一个提高执政能力、以民为本、转变工作作风的大事情。”
市民踊跃 “热线”背后“冷思考”
“我想咨询个问题。”“这事你们管不管？”2月18日是郑州市市长电话开通20周年。2月16日上午，市长电话搬上街头，市政府27个职能部门、8家通信和公用事业企业汇聚绿城广场。在两个小时活动时间里，每个展台都被挤得水泄不通。
来自市长电话室的统计显示，此次活动共接待市民4851人次，其中咨询4091起，批评意见57条、建议531条、问题172个。“现场的火爆，反映了市民对市长电话、对政府的信任和期待。”龙同胜说，“但前来咨询的老百姓这么多，说明政府倾听民意的渠道还需要完善。”
作为主管市长电话的政府领导，郑州市政府秘书长陈西川认为，“市长电话热，这不是政府的最终目标，让市长电话冷起来、职能部门的热线热起来才是理想状态。”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高卫星说，任何制度创新都是因为现行制度出现不均衡，表现在制度本身缺陷和制度供给不足两个层面。对普通市民来说，并不是非要找市长反映问题，而是在现行制度下，相关职能部门不作为、慢作为，作为差、乱作为，群众对他们失去信任，产生了制度需求冲动。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适应这种需求对制度进行了再构和完善。
接听制度建立后已两次值守市长电话的王文超说，“市领导接听市长电话制度化，是想让政府听到更多的来自市民的实话、真话，减少中间环节和层层过滤造成的信息失真，使政府在决策上更加民主和科学。同时也是为了通过市领导的带头作用，形成一个聚集点，造成发散效应，用市长电话这根热线带动起职能部门的热情，进而激活整个城市的便民服务体系。”
（记者/王明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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