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郑州晚报》昨日报道:8月23日，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人李年红，一早带着100多公斤好枣来到洛阳市，没想到却在偌大的城市里处处碰壁———农贸市场不让进，马路贩卖遭抢秤、罚款……24日上午，在忍受了一天的饥饿、躲避与被驱后，带着卖枣所得的4.5元总收入，李年红一怒之下含泪将满满一架子车金丝大枣撒向河中。

　　“市场不让进，路上有人撵，再也不到城里卖东西了!”李年红的艰难遭遇，不由得让人想起40天之前发生的洛阳市的“卖桃难”问题。

　　今年6月，同为洛阳辖区农民的李剑雷遇到了与李年红一样的处境。因不满洛阳市区搞创建禁止进城卖桃，李剑雷向视察河南期间随机走进该村的温家宝总理“实话实说”。总理现场办公，很快解决了送庄镇桃农的进城卖桃难题。

　　“卖桃难”、“卖枣难”的问题反复发生，折射出政府管理中的人治思维。农民进城“卖桃难”，在总理现场过问后就可以马上解决，说明这个难题并不难。但是，为什么“卖桃难”之后又会出现“卖枣难”呢?关键就在于，“卖桃难”被总理过问之后，如果没有解决问题，自然是“办事不力”，肯定会影响一些官员的乌纱帽。于是，对总理过问的问题就会“特事特办”，至于其他还有什么难，自是懒得理会。

　　应当说，农民到城市卖桃、卖枣，既可以方便城市居民，又能增加农民收入，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但为什么一些城市管理者还是要给农民出难题?原因是他们会弄脏城市的卫生，增加管理的工作量，而自身却难以得到利益。于是，在涉及到部分职能部门利做益之时，他们不仅缺乏解决问题的诚意，甚至千方百计给农民找麻烦，“设坎子”。

　　行文至此，笔者想起了前些年一则获奖新闻的题目:事事惊动市长怎么得了。遗憾的是，直到现在，上至国家大计，小到农民工工钱，甚至在同一个洛阳市，农民卖桃难的问题在总理现场办公之后才刚刚解决，便再次发生卖枣难的问题。面对这样的尴尬，我们不禁要问，“卖枣难”还要不要惊动总理? 作者：高君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