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30年改革历程，至少前25年的目光更多聚焦于经济发展。这让无数人付出了巨大代价——而当他们含泪下岗又缺少保障时，当他们身患重病而无力就医时，有人又喊出了“找市场，而不是找市长”的口号。事实上，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职责之一，就是“使老有所终，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开篇语：
改革而立，中国公民的社保待遇将迈上新台阶。岁末年初，社会保险法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审议，争议多年的医改方案将有定论，而上千万企业退休职工也盼来了新一轮“加薪”。
纵观30年改革历程，至少前25年的目光更多聚焦于经济发展。这让无数人付出了巨大代价——而当他们含泪下岗又缺少保障时，当他们身患重病而无力就医时，有人又喊出了“找市场，而不是找市长”的口号。事实上，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职责之一，就是“使老有所终，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这是可以理解的，暂时牺牲局部利益是为整体更快发展。而在今天，当中国GDP超过23万亿人民币、政府控制的财力约7万亿时，将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转化为国民福利的时候到了——我们有财力建设一个水平适度的、能够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保体系。
“全民社保”是一条曲折而艰辛的道路。首先，目前全国“五险”的参保人数均不超过2亿人，与中国13亿多人口相比，享受社会福利者仍是少部分；其次，社保统筹还是“小水缸”式运作，省级统筹仍在建设中，何论“全国一盘棋”。
目前已有专家提出，在2020年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就是说，未来12年，我们要跨越这两大障碍。更重要的则是更新观念，那种认为中国只需要向少数人提供补救式社会保障的观点，那种只强调个人自由、个人负责而漠视困难群体利益、固化群体福利权益差异的思维，那种分割取舍甚至严重曲解国民福利与经济发展互促关系的片面取向，不应再成为社会主流思维。
自即日起，南方周末民生版推出《中国社会保障系列调查报告》，2008年全年共10期。我们将秉承本报一贯的“用事实说话”的方式，通过经典案例从不同角度剖析这一宏大主题，为“小康而大同”的社会尽媒体之责。
“排除性条款”出台内幕——养狗者为何不能享受“低保”？
“养狗、住大房子、买计算机者不能享受低保”的硬性规定，给执法者带来了便利，但遭到强烈质疑。专家认为：政府给低保户的是救济，不是同情、怜悯、施舍和惩戒。而那些剥夺他们的子女接受“择校就读、及在高额收费的高等院校或者系、专业就学”权力的条款，尤其不公平。
本报记者 姚忆江 实习生 秦 旺 发自广州
对于哈尔滨市的“低保户”安绍华来说，6000元奖金如同烫手的山芋。
这钱是安绍华用命换来的——2002年5月，他揣着5万多元公款去银行，路遇4名劫匪。安绍华拼死保住了公款，为此付出了重度颅脑伤、双侧股骨头坏死的代价。此后，他只能拄着拐杖走路，而妻子也下岗了，2003年，这个家庭成了哈尔滨道里区的低保户。
2007年7月，被评为“黑龙江省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的安绍华，获得了省政府颁发的6000元奖金。他本打算用这笔钱为读大学的儿子买台电脑——学机械设计的孩子一直在“蹭”同学的计算机。但2007年哈尔滨市实施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规定：一年内新购置彩电、冰箱、音响等价值1000元以上的家用电器及高档家具的，不得享受低保待遇。
这个“办法”还规定：投资股票、孩子在中小学自费择校者，不能享受低保；人均住房面积超出本市上年度城市人均住房面积标准1倍以上的家庭，不能享受低保；拥有宠物等非必需生活消费品，也不能享受低保。2007年，哈尔滨的一位残疾人因为捡到一条瞎眼流浪狗，差点被取消了这项福利。
官方把这些规定称为“排除性条款”。这也不仅是哈尔滨的“专利”，几乎中国每一个城市都有类似规定。比如，北京的低保户同样没资格养狗；重庆市的低保户不能有空调——虽然这个城市被成为“火炉”。
“家计调查”
中国现行的城市低保制度，是1993年在上海最先建立的。此前，政府接济的对象只限于“三无”人员——无法定扶养人、无劳动能力、无可靠生活来源的老年人，残疾人和孤儿。
但1990年代的中国发生了激烈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下岗、失业愈演愈烈，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这迫使政府不得不改革社会救济制度。于是，新低保制度所覆盖的人数大大增加，其中大部分是下岗职工。
对于这些尚具备劳动能力，却因经济结构转型而陷入贫困的人群，政府部门必须对他们进行“家计调查”——符合条件者，才能给予享受低保的资格。“毕竟，不能让纳税人的钱投入到不该投入的地方。”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葛道顺说。
面对大量可供选择的救济对象，民政部门需要投入更多人力。但基于有限的财政，他们无法大量招聘人员进行“家计调查”，而是将眼光投向社区中的群众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
居委会主要负责低保申请、基层审核、张榜公布以及动态管理等几方面的工作。“虽说审批是由区（县）民政局负责，但申请低保的人太多了，他们不可能了解每个家庭的状况。居委会的调查意见，就成为了申请成功与否的关键。”暨南大学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教授林毓铭说。
“进入基层审核程序后，居委会派出至少两名工作人员，前往申请家庭进行入户调查。”广州市高第社区居委会副主任钟慧玲介绍，“一般提交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居委会就会上门。”
钟慧玲称，他们首先会核实申请者的资料，然后观察家里的经济情况，最后是向申请者的邻居询问。如果申请者家里有残疾人，要看他的残疾证明；如果有小孩上学，就要出具学校证明；如果家里有人上班，那么出具其收入证明。“关键是必须加盖工作场所或工作单位的公章”。
此方式在新低保制度开展之初，发挥了很大作用。但2001年民政部要求在中国全面扩保后，也逐渐显现出了它的弊病。1998年底，全国城市低保对象184万人，2001年底一下子达到1170万人。为此，国家必须多付出至少50亿的资金。
“应保尽保”的方案让一些人开始绞尽脑汁钻空子。“而居委会工作人员本身专业素质、学历低的特点，使得调查不够专业。”葛道顺说。毕竟，中国70％的社区居委会成员文化程度在高中以下，其中初中学历以下的约占1/4。他们的工作也确实琐碎——比如广州大马站社区居委会，每个工作人员要管240户的社区工作。而核查低保只是居委会工作的一部分。
“我常看到有人开着汽车、牵着宠物狗去领低保。”哈尔滨低保户安绍华说。此间，一些骗保、人情保、关系保的行为相继在各地媒体上曝光——2006年，央视《焦点访谈》报道，湖北省通山县两名副局长也享受着这份“特殊待遇”。
(编辑： 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