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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默客
6月10日傍晚，广州市公安局就执勤交警拒助被抢女事主事件通报称：专责调查小组根据现场视频监控录像、事主反映的情况、现场调查走访情况及被抓获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等查明，当事的执勤交警在接到被抢女事主的求助后主动作为，不存在个别媒体报道的拒绝女事主求助的问题。（6月10日晚大洋网）（相关新闻 交警拒助被抢女事主续:警方称交警有主动作为)
此前媒体报道说，被抢包的女事主林女士称，4次求助执勤交警均遭拒绝。必须指出，如果媒体报道或林女士的反映与事实严重不符，应当予以批评甚至谴责。现在警方的通报称，执勤交警接到求助后“主动作为”。但实际上，林女士及媒体最初的报道也并没有否认交警的“作为”——譬如载女事主追贼、帮忙报警等。遗憾的是，由于警方通报对交警如何“主动作为”的具体情况惜墨如金、语焉不详，比如说当事的执勤交警“作为”到何程度，是否已尽力尽责（距离抢包贼只有数米距离为何未能奋力追捕），抑或只是见“难”就收、敷衍了事，依然未能给出清晰的答案。特别是，当事交警究竟有没有说过那句“我是交警，如果他（抢包贼）有刀我怎么办”的雷人之语？对此，警方通报称，“没有依据认定”。这似乎又成了无解的“罗生门”。
一边林女士的投诉和媒体报道，另一边是警方的权威通报，孰是孰非、孰真孰假，非当事者实难以判断，这几乎又陷入了公说公理、婆说婆理的尴尬。但是，事情的真相只有一个。而于公众而言，真相是什么，始终是一个很折磨人的问题。
实际上，这正揭示了当下的社会语境中，公众寻求或获取公共事件真相所遭遇的困境。这表现在：一、公权力只按自己的逻辑和渠道公布真相，难获公众受落；二、公权力公布的真相往往由于存在细节上的瑕疵，或者避重就轻、选择性公开信息的惯性，抑或身份上缺失客观中立，甚或对核心问题不置可否（如对交警“雷人之语”的结论），使其公布的“真相”难以赢得信任；三、社会对公权力能否坚守公平、公正缺乏足够信心。如此，往往造成官方有一个“真相”，民间也有一个“真相”，且两个“真相”或只有部分交集，甚或是南辕北辙。这样，“真相”的困境因此而形成。这不管是对公权力而言，还是还是公众来说都是一种不幸。
然而，这种不幸局面的形成原因并不简单，但却其来有自。社会互信的缺失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特别值得深思、反省的是，公权力公布的“真相”一次又一次被恶搞、被瓦解、被证伪，严重地消解了其应有的“权威”。这在俯卧撑、躲猫猫、欺实马、邓玉娇等案件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这在社会上造成了公权力的公信力流失的同时，也加重了民众对公权力的天然怀疑。而公众怀疑的屡试不爽，恶性循环之下，官民互信流失乃至崩溃也就在所难免了。
因而，警方“交警拒助门”的通报，同样遭遇类似的真相困境，也算是大势使然的“宿命”了。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