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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煜璋
杨丽萍
文化体制改革推进起来很难，最难的倒不是什么体制问题，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困境——如何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进一步弘扬和唱响主旋律，这是一个总课题；具体的就是，钱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如果说这些现实的困境是旧体制导致的结果，那么是不是把这旧体制改革一下就可以了呢？现实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的，从反映出来的事实却是相当多的地方、单位和人员对旧体制“恋恋不舍”，他们已经过惯了被国家养活的生活。尽管少数改革的弄潮儿已经对旧体制的束缚感到厌倦，他们需要放开手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甚至过上更好的生活。
当然有一种“调和”的观点，也是更综合的意见，即如何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进一步弘扬和唱响主旋律；钱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这些问题的解决思路和办法，应是构成文化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也是新体制制度设计需要考虑的主要方面。怎么办？
其实，“如何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进一步弘扬和唱响主旋律”这个总课题是建立在“钱从哪里来？人到那里去？”这些具体的现实的问题之上的。解决问题应该从这些具体的现实的基础性的问题入手，而不是相反。改革就是有破有立，只有“钱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这个“破”字当头，“如何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进一步弘扬和唱响主旋律”这个“立”字也就在其中了。这应该是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的切入点。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工作者与国家的关系是截然不同的，后者则是将文艺工作者回归劳动者的本色，而不是以国家干部的身份自居。在这一点上，文艺工作者与农民是一样的劳动者、生产者，相对于农民通过田间劳作生产出物质的粮食，文艺工作者则通过文艺的创作和演出生产出满足于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精神粮食。“文艺工作者要靠国家养活，就像农民种不出大米。”杨丽萍作为中央民族歌舞团演员，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就没有再领过工资，而是靠自己的作品养活自己，从《云南映象》到《藏谜》，再到《云南的响声》，完全靠票房收入维持的3部作品，就是凭借鲜明而独特的云南元素在文化演出市场上获得了巨大成功。
杨丽萍打出“自力更生”的旗帜是需要勇气的，不是别的人没有这样想过和做过，而是做起来确实很难，很多人失败了，很多人不想继续尝试了，而唯有杨丽萍式的舞者坚持下来了，她们不是凭着别的而是凭自己的“艰苦奋斗”，实际上也是一部艰辛的创业史。这其中自然包括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和坎坷。但有一点是最重要的，从此文艺创作和演出不得不“自负盈亏”，因而也就需要从一开始就必须统筹考虑文艺创作和演出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尤其是成本核算与收益状况，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不需要考虑的，而这也恰恰是在转型期不少文艺院团一下子不适应进而陷入困境的根源之一。
推到市场上去搏杀，更能体现文艺作品本身的生命力和竞争力以及文艺创作者和演出人员的功力。显然，在这个市场之中，在这个舞台之上，必然是“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所以文艺工作者必须创作出赋予时代特色又有群众基础的好作品，同样还需要创新演出形式把好作品以近乎完美和大家接受的形式表演出来，从社会效益中收获经济效益。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拐点”，不少人质疑这种迎合受众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演出能否与代表先进文化和弘扬主旋律合拍？现实的例子也有，就是不少文艺作品陷入低俗的窠臼。这就需要创新，这也是对文艺工作者的挑战和考验。总的原则还是“三贴近”或叫“三深入”原则，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或者叫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而这其中也暗含着一个真理，那就是必须相信社会进步的主流，相信生活幸福的指向，相信群众心底的精神需求。杨丽萍提出了“衍生态”概念，是指在原生态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创新给人一种期待，这是演出商和观众梦寐以求的。” 站在观众的角度抠作品、搞创作、去创新，这就是杨丽萍进军文化市场、赢得票房和群众喝彩的一大法宝。
正是因为中国有杨丽萍这样革新的舞者，我们更坚定了中国文艺复兴和文化昌盛的信心和决心。也同样，历史、时代和人民也呼唤着杨丽萍式革新的舞者不断涌现，进而汇聚成一股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引领中国走向世界的强大力量，让国人享受文化的滋养，让世界倾听中国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