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广农村合作医疗

（画外音）

　　 2004年3月，《都市在线》记者深入到广州周边的农村，对当地农村的卫生医疗状况进行调查。五联村，风景秀丽、地处山区。在这个村子里我们首先找到了村里的卫生站，见到了村里的大夫张大松。

张大松：大多数的病都是一般的病：伤风感冒、胃痛、肠胃炎，都是这些病。但是这几年就多了高血压，以 前高血压都是老龄化，现在年轻化；第二个就是糖尿病，糖尿病以前也是老人病，现在十多岁的人都有糖尿病这个病出现，也是年轻化。一般病都可以解决，但是有一些还是很穷的，病重一点的就没有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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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联村的卫生站非常简陋，只有一间房，墙上有几个柜子摆着的是各种药，张大松得靠卖药来维持卫生站的生存。

张大松：收费方面，我们的药是花山药品市场送药来的，药的来源就是这样。我们收费，他们允许我上浮15%到18%，超过这个价钱的卫生局就罚款，超过这个价钱就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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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病还可以看一看，大病就只能等死，这是我们在采访时听到农民说出的最沉重的话。在农民陆作金家的院子里，他给我们讲述了疾病给自己家庭带来的巨大伤痛。一年前，他8月大的儿子就是因为疾病不能医治而不幸夭折。

陆作金：就是因为生了个儿子花了我几万块，钱全部是借的。全部是借的，没办法，哪有这么多钱。

记者：当时是什么情况？

陆作金：当时是剖腹生下来的，生下来说心脏有问题，脑也有问题，不够血，又要买血，在医院吸氧一天就要花大约一千元，算起来花了一万多两万块。

记者：就是说一生下来就有问题。 

陆作金：是天生症、天生心脏病。

记者：当时都想办法吗？

陆作金：都想办法，想不到，没办法。今天借几千块钱回来，过两天又要交几千块，哪有这么多钱，天天要钱，我就是没办法了，去借也借不到，自己又穷，你还不起，不要借了，没有办法了，谁都不想借。

记者：有没有想过其它办法？

陆作金：哪里有帮助，就是没有帮助，去求助求不了。

记者：就是去找过没有？

陆作金：找过，去大队找过，大队说去镇政府找都没有办法，在新华镇专家检验过，专家说送去广州儿童医院，这里解决不了送他去广州儿童医院。我哪里有钱啊!一分钱都没有，政府又不帮助，没有办法去。

记者：大概在医院多长时间？

陆作金：在医院治疗了两次，第一次出院后不行，又进去，进去后又花了五六千块，之后就没办法了，借又借不到，求助也求助不到，医生说：你自己要求出院，我这里不负责，你签个名字，你没有钱 ，有什么问题我不负责。要拿十万块钱来，筹不到钱，他（儿子）的心脏病又发作，没钱治，不敢去，没办法，当时实在是没有办法，只有出院，找不到办法。他说这里没有药，没有钱，你在这里也没有用，天天追钱，一天不交钱都不行，只能出院，他说你签个名出院，出院都没办法，出院还说欠几百块，筹几百块、又借了几百块才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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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2月期间，广州市的有关专家对广州所属的一些农村医疗状况进行了调查，其结果如同我们记者在五联村调查的一样，农村医疗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了。

吴重庆：我们调查的点就是白云区，以前是白云区的萝岗镇，但是在去年已经把整个萝岗镇划归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个区所有的农民是在一夜之间土地都被征走了，他们的身份也在发生变化，就从农民转为居民。失去土地之后，他们的生活保障何在？本来土地是他们生存的最后一个保障或者是他们最低的一道保障线。他可以靠土地，但现在土地没有了，你得给他提供就业机会，就业又不可能马上给他那么多职位；同时农民的素质的确也比较低，他也很难一下子就胜任你提供给他的那个就业岗位，那他的生活的后路很成问题，就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去做被征地的农民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问题。从我们对萝岗镇，所有村我们都去了，对它的调查，在合作医疗这点上，目前它们每个村实际上它们都已经有多多少少、程度不一、范围不一，都有合作医疗的实践在开展，每个村都有。反映最强烈的，我想，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个认识：合作医疗最重要的应该是解决大病的问题，保大病，不保小病。现在因病致贫的农民太多了，如果一般农民，他经常小病就撑一撑，大病看一看。小病，他就好应付，如果真正踫到大病之后，只要住一次医院，那他可能今年的家庭收入就全部要支付住院，甚至要借钱、借债，要背上很多债务，所以我们要关注农村合作医疗，可能要把大病统筹这一点，一定要突出出来，就不只是说保小病的问题。小病，农民感觉小病可以不保，但是一定要保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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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97年开始，广东省就开始建立新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作为农村的一项基本制度，基本任务有两个：一个是普遍建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使广大农村群众享有一定的医疗保障；另一个是在合作医疗保障的基础上重点解决农村特困群众看病难问题，防止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吴重庆：农村合作医疗这种方式由来已久，以前就有。大概十来年以前，几十年前，都有二十年了，六十年代开始那个合作医疗，农民应该是缺医少药的，这种客观条件决定；再一个很多交通不便，不比我们现在有很多公路系统很发达了，所以农民求医难。六十年代比今天要难很多的，那时候的合作医疗主要还是针对一些预防性的防疫、卫生保健 。有时候夏天分点药，或者说青草药，中草药，那么医生的水平应该说专业性比较差，但是尽管如此，在当时来说它起的正面作用还是不可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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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70年代，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达到全国行政村的90%，"合作医疗"与农村保健站及数量巨大的"赤脚医生"一起成为解决我国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三件法宝被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合作医疗的普遍推广使农民也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方式之所以能够推行，自然有它的生存基础。

吴重庆：基础应该说，当时有一个集体经济，虽然那个集体经济也是比较薄弱的，但在筹资方面比较便利，不至于像今天，要去动员大家来参加，它就直接从工分上扣掉就行了，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集体经济的基础和操作上的方便，它保证所有人，所有人都能覆盖到，任何一户人、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覆盖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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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医疗卫生体制也逐步进行着市场化的改革，这使得农村合作医疗逐步解体。

吴重庆：从改革开放之后，就是以前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的，结算体制结束之后，合作医疗也就慢慢瓦解了，因为它没有基础了，就是农村集体经济，对，基础没有了，农村当然还需要求医，医疗方面的、卫生医疗方面的需求市场，还是照样存在，或者说它这个市场比以前更大了，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之后，比如以前很困难的时候，他可能有点病他也不当回事，但是如果生活水平稍微高一点的话，那么有一些毛病，他重视的程度就比以前要更高，所以整个医疗卫生的需求市场应该比以前更大，合作医疗解体之后，原来的医疗卫生站点还是存在的，这时候就承包给个人了，很多赤脚医生他还在村里，生产队不给他工分，他自己可以开门诊，这样就还在农村发挥点作用，不过跟以前已经改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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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采访时我们的记者看到，乡村里的卫生所跟计划经济时代的已经不大一样，很多卫生所已经承包到个人手里，农民如果没有钱来看病的话，现在的卫生所对于农民的医疗保障有多少实际意义呢？

吴重庆：我在萝岗镇八斗村，八斗村是非常落后贫困，很贫困的一个村。我去村里我跟他们村里的干部说：你能不能带一户在你们认为是很贫困的家庭我们去看一下，去的时候正好有个老人从地里面抗着锄头。他说他61岁，但是你看起来，他远远不止61岁，人，已经是哮了，然后那个脸色是很灰，人就觉得很没力，好像随时都没法支撑的样子。我问他说：你有没有参加合作医疗，他说有；我问他你现在每个月看病怎么办，他说看病我都是到别的地方去看；我说你每次看病你每天都要吃药吗？他说对，他说每次看病要花六十块钱，他一次拿一周七天的药，他每天都要吃，他一个月看病要花两百多块钱，他的生活是非常苦的，他宁愿自己掏两百多块钱到别的村、别的医院去拿药、看病，也不愿意在本村享受免费的合作医疗，为什么？首先，每次到本村的医疗站点去拿药，每次只能拿一天，这是第一；第二、每次拿的药都是很差，他吃了等于没用，吃了等于没吃，本来小孩的感冒、发烧，可以在本村的医疗站点求医，但是农民总是反映说如果在本村看了起码得看三次，小孩的感冒才能看好，如果到别的医院去看，一次就行了，往往一次就能看好。这中间虽然在外面看病，是要花钱 同时也花时间，但是身体重要，这个也是一种情况，如果你老是病，老是拖着，拖不好这又付出很大的成本。所以如果合作医疗仅仅是着眼看小病，同时又提供一些很低劣的药品的话，你要说让农民真正怀着很大的激情参加，我看不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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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广东省内不少市县还没有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传染病、地方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仍然威胁着广东农民的健康，而看病费用高、负担重的问题又普遍存在，严重影响了广东农民脱贫致富。一大部分低收入的农民都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五联村的农民陆作金自然就是其中的一个例证。但在花都的新华镇，一直坚持推行农村合作医疗，有的村几十年来就没有停止过，使得农民受益匪浅。 

邓守峰：我们新华镇党委、政府对农村合作医疗历年来都十分重视。 我们二十四条行政村，其中有二十一条行政村已经实行了合作医疗，有十个村是从1969年以来，一直都坚持搞合作医疗，另外还有十一条村，在九十年代恢复了合作医疗，这个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农民的关心和爱护。因为很多村民都有这样的现象，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但是我们各个村的党支部和村委会，都把这件事（合作医疗）作为党支部和村委会的重要议事日程之一，实行了合作医疗之后，我们的农民确实普遍的反映都很好，特别有些患了重病、大病的群众，能够得到及时的治疗，群众的反映是十分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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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华镇所属的公益村，村支部书记徐庭新给我们介绍了他们村里的合作医疗情况。

徐庭新：合作医疗，我们在1958年人民公社之后，我们已经有合作医疗，那时的大队已经有合作医疗，一直到改革开放后1982年，改革开放后体制改革，集体经济各方面很薄弱，就停办了，一直停办到1992年，通过这个问题，我们村支部为了给村民办实事，在1993年就恢复了合作医疗，恢复了的合作医疗是怎么做的呢？根据我们镇党委要在农村普及初级卫生的要求，和开办合作医疗的精神，通过认真研究怎么样才能把这项工作做好，这项工作通过多个方面，通过镇的精神，我们实行三级负责制，就是村民出一部分，经济社出一部分，剩下的村里全包，比例就是一个村民一年收四十块钱，经济社每人调四十块，这项工作村民积极拥护。我们村总户数537户，总人口2237人，有条件参加合作医疗的有1852人，实际参加的有1812人，按比例达到97.8％。看门诊，村民只需一块钱挂号费，就免费看病。在我们卫生站，报销住院的问题，我们为了解决村民有病致贫这个问题，我们实行报销的比例是50％，住院到村指定的公立医院，现在私人很多医院，我们只能指定镇、区一级，广州几大医院，报销50％，全年封顶6000元，一年一个村民最高报销6000元。在村民真正有大病、有困难，写申请报告，我们适当再补助。通过这十年，1993年到现在，我们村恢复了十年的合作医疗，总的看法是村民最欢迎的一件大事。

徐永河：我老婆的病是老病，病了几年，在2000年开始，住院就住了三个月，出院后回来了，花了三万多块，钱都花光了。回来后，由于在卫生站参加了合作医疗，得到卫生站报销的支持，卫生站的报销除了吃饭、床位，其它的药费、手术费、检验费就报销50％，卫生站的报销都报了6000元，几万元只报了6000元，虽然说报50％，但是报销额规定封顶6000元，最多报销6000元，超过的就不报了。得到卫生站的报销支持，人穷，没钱的时候多一千块钱都帮补很大，卫生站这个合作医疗，我体会很深，对我们这些在村里有困难的，起码都得到50％报销，如果没有还更加困难，合作医疗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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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农村合作医疗在五联村和公益村我们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现阶段，广东农村合作医疗的推广究竟是一种什么现状呢？3月2日，赴京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全国政协委员、省卫生厅厅长姚志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广东目前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是30％左右，他坦承，农村合作医疗"推广难度颇大，但要坚决推行下去。

五联村村长：去年都准备搞（合作医疗）了是怎么搞的，卫生局变成农业局来办理，这样来搞的，我不太清楚，不去开会不知道，后来农业局又说退回卫生局，这样左推右推，到现在也没有搞成，合作医疗就是这样子。反正现在现状就是自己掏钱，没办法解决的，现在都没办法，村里面都没什么收入，没有企业、又没有工厂，什么都没有，以前都是靠矿山收取管理费，今年全部矿山都封了，没有了，反正春节上班到现在，村里面一分钱收入都没有，现在就是麻烦，就靠上面拨款，没搞成的原因就是这样子。因为经费没下来，这个当然主要是经济。 

邓守峰：我们现在也是二十一条村，经济好的村就补助多一点，不封顶，百分之百报销，有些村因为是近两年才开始实行合作医疗，补助的部分是逐年逐年提高。

吴重庆：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一个制度设计的问题，我们这个合作医疗制度，所谓具体的设计、操作上，在一些规定具体的报销，什么情况下你可以到外面去看病，平时的财务怎么管理，具体在这方面，这方面就是说农民他会觉得如果我参加了这个，我又只能看到一些小病，那些小病又老是看不好，他觉得我没有必要参加，所以在绩效性上，在效果上打了很大的折扣。所以在整个设计上，就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推敲的地方，所以这方面是推展缓慢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少人参加；再一个原因我觉得就是政府的投入不够，投入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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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我们看到了政府执政为民以及为实现整体社会福利的努力，当然也要看到医疗体制建立起来了，就要保障其得以顺利施行。

吴重庆：在制度设计上要做一些斟酌、做一些修整，合作医疗资金已经筹集了，网站也有了，你怎么样才调动农民参与合作医疗的积极性，你就要让他感觉到平时，他有面临很多细小的问题，比如说他得了什么病，他可以到哪里去看，自己掏钱超出规定部分之后怎么报销，这些很小的事情，在这个制度设计上一切就是要如何方便农民，同时要让他觉得这个医疗服务， 合作医疗所提供的医疗服务是别的医疗途径具有不可取代性、不可替代性，他如果觉得它可替代，他没必要参加合作医疗，他可以去别的医院看，这是在制度设计，再一个就是我说的，政府要加大投入，认识到农村的医疗卫生它也是一个具有很强的公共性，它具有很强的公共产品的特征。不是说一个村它没有得到医疗卫生方面的辅助，好像是这个村自己的问题，实际上不是的，我们从SARS的流行，我们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在今天，如果某一个人得了一种病，或者说某一个区的人得了一种病，那么他可能对全社会都是构成威胁的，所以只有把医疗卫生提到公共产品的地位上认识，才真正有全社会的人来对它进行支持和关注，特别是农村这个区域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