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福明：两派的造反派都是要争取我的，我是真正的红五类。

（画外音）

    看着面前这位慈祥的老人，也许谁也不会想到，他曾经鼓起多么大的勇气，去做了一件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事情。

胡福明：我只用一个原则批评，就是实事求是，什么问题，什么人都实事求是。

（画外音）

    三十年前，他写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掀起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胡福明：没有胡福明写文章，也有一个姓张的，姓李的，姓王的出来写文章。这是肯定的，所以我不觉得（自豪），我的作用仅仅是比人家抢先了一步。

（画外音）

    胡福明现在已经满头白发，但他仍然关心社会主义的进程。也许这种关心从来就是一种习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日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也就是这篇文章，成为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先声。

胡福明：文章是1977年四五月份开始酝酿的，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呢，就是为了批判“两个凡是”，推动全面拨乱反正，开辟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道路，就是这个目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十分惨痛的灾难，几个概念吧。一个，当时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据估计，蒙冤的和受牵连的和他的家属，大概接近一亿人。第二，国民经济 科学技术 教育，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因此，人民早就很不满“文革”了。对“文革”是很不满意。

（画外音）

    1966年5月，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于是人们就进行着一场不自觉的素质逆淘汰，渐渐地把党内党外。大批优秀的，正义的人才淘汰掉。同样，胡福明在“文革”中也没有躲过被批斗的厄运。但是，这段时间内却使他对“文革”的本质有了更深的认识。

胡福明：我1966年6月上旬就被打倒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礼拜，我就被打倒了。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南京大学的校长匡亚明，知名的教育家，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打倒了，被诬蔑为“匡亚明黑帮”。我作为“匡亚明黑帮”的成员，作为“黑帮分子”也被打倒了。你们知道打倒以后的滋味是什么，那就是戴高帽子，批斗，游街，抄家，家里贴大字报。我的小女儿刚刚出生了，两岁多，也被人家骂为“黑崽子”。哭着跑回家来，而且我当时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被监督劳动，在学校里面扫马路，扫厕所，拉板车，搞劳动。我是受够了，尝够了“黑帮分子”的滋味了，我当然是不服的。我是出身于贫下中农。解放的时候我14岁，共和国成立之前，1949年9月份，我就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了。就是现在的共青团。贫下中农出身，历史是清白的。家庭社会关系里面，没有一个富农资本家，也没有海外关系，所以我觉得很不理解。我变成“黑帮分子”，我不承认的。

（画外音）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四人帮”被粉碎。华国锋担任当时的最高领导职务。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了，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社论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后来经常被提到的“两个凡是”。

胡福明：“两个凡是”出来以后，很显然，按照这个“两个凡是”，就不能为邓小平同志翻案，平反。 邓小平同志就不可能重新出来担任领导职务，也不可能为天安门广场，1976年的“四五运动”平反，更不可能全面拨乱反正。还要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还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要坚持“阶级斗争为纲”，这都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大问题，中国向何处去，如果按照“两个凡是”这样搞下去，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那么中国就不可能搞现代化建设，我们国家就死路一条了。我当时一想，这个就是反对拨乱反正的，就是为文化大革命辩护的，我认为这篇文章的要害，就是反对拨乱反正，就是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就是反对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这是它的本质。因此我认为，中国要拨乱反正，要搞现代化建设。就一定要粉碎，否定这“两个凡是”。

（画外音）

    为了写出能与现实抗衡的哲学评论文章，胡福明的脑子里，经历了痛苦的思考和抉择。

胡福明：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发表了《共产党宣言》。隔了二十年以后，他们再写了篇文章是德文版的序言。回过来再来看这本书，他们回过来再用二十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来检验《共产党宣言》的思想。他们得出两个结论，一个结论就是二十年的实践证明，《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当然应该坚持了。第二个指出 二十年的实践证明，《共产党宣言》中某些重大的观点，已经过时了，不适用了，要修改。他们里面讲，要用巴黎公社的经验来修改《共产党宣言》里面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要夺取政权的思想。讲得很清楚，我讲这个问题的目的很清楚，马克思，恩格斯不是马克思主义导师吗？《共产党宣言》不是马克思主义最权威的著作吗？它也不是句句是真理，他们基本不认为句句是真理，他们还是觉得要用实践来检验思想理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他们就坚持，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是过时的，他们就修改。他们并不要那些门徒们，那些学生们，对他们搞“两个凡是”嘛。那毛主席的东西为什么要搞“两个凡是”？这个话文章里不需要说，一看就懂。我想了个办法，我知道公开批评“两个凡是”，报纸不能登，要避开它，我想了避开它的方法，我批判“天才论”，批判“顶风论”，批判“句句是真理”，它们是一个东西，是一路货，都是唯心论，形而上学。你只要一批“天才论”，“句句是真理”，百姓一看 这就是批判“两个凡是”。

（画外音）

    文章的创作过程，也同样曲折且坎坷。也许谁也不会想到，这么一篇文章的雏形，竟是在医院走廊的灯光下诞生的。

胡福明：到了六月份，观点差不多了，我要写了，开始动手找材料了。这个时候我妻子上医院了，检查身体发现生了肿瘤，马上住院开刀。我的工作就这样中断了下来。等到开了刀以后，我在医院里面陪护。在走廊里，就着走廊里的灯光，把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选集，一本本翻了一遍。关于实践标准的语录，一百多条，拿下来排选。当时我有一个这样的观点，我要打一场理论仗，我的办法就是要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的话来反对你们。这就抓不住我的辫子，这是当时最好的方法，所以你们去看，我的每一个论点，都是马列，毛主席著作本身的论点。我里面用的例子，包括科学上的例子，包括马克思，怎么修改自己的文章这个例子，都是马列著作本身的，没有别的东西。你要是觉得不对头，你得要给我说清楚，马列这个（观点）对不对。我打的这场理论仗，当时我也知道这个方法，是教条主义的，不应该的。但是我认为这是当时最有效的方法。我用本本主义来反对本本主义，以毒攻毒。不然我还有什么办法，我想了不少办法，所以人家后来找不到。我一个例子，一句观点不确切，没有，找不到。我妻子出院了，提纲我也写好了，用7月份 8月份，写文章，修改，反反复复。当年没有电脑，全靠笔。写六七千字的文章，写好了，改得密密麻麻。后来就抄，抄了再改，改了再抄。很辛苦的。一个暑假就搞了一件事，写文章。7、8月份，当年两个月的假期，“文革”开始以后，第一次高校放假，放了两个月，我全部用在这篇文章上。到了9月初，要开学了，我就把它（文章）寄给光明日报。9月份寄出的，三四个月没消息。到了（下一年）1月14日寄来了一封信，已经是1978年了。 1977年的9月份寄去，1978年1月14日寄来了，说这个文章观点很重要，我们要发，但是这篇文章也很谨慎，要写得很完整，很严密。希望你再把一把关，不要让人抓住小辫子。我反复推敲，做了一点修改，我觉得我的文章里并没有小辫子好抓，我自以为，做了一点修改就寄给他。过了几天，他又寄过来，我再修改修改，再寄过去，反反复复，改了好几次。

（画外音）

    就这样，修了又改，改了又修。文章历经磨难般地成长。为了加强文章的效果，最后决定用光明日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不以个人名义发表。

胡福明：1978年4月份，当天晚上，杨西光和王强华把我接到报社。王强华，马沛文，杨西光，孙长江。孙长江是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他在人民大学的时候，给我们讲过中国哲学史，他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大家）相见了很高兴，大家讨论怎么修改文章，杨西光当时很简单，拿了个报纸的清样，就说，大家看看，我这里有《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后来我改成一切真理的标准《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很重要，本来4月2日哲学版就发表了，给他审查之后，他说这篇文章太重要了，放在哲学版发表可惜了，要放到第一版去发表，但是他说要做点修改，要加强针对性，要写得更丰满一点，还要不要给人抓住小辫子。大家就提意见，提了一通意见，由我去改。后来文章也差不多了，再后来，我们想请中央党校的同志，理论上再改一改。最后请胡耀邦同志审定。

（画外音）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这篇经过杨西光，王强华，马沛文，还有孙长江修订，最后由胡耀邦审定的文章终于问世了。这篇文章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否定“两个凡是”，进一步反思“文革”和推进改革开放，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和舆论基础。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从争论的情况来看 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文章发表后全国震动。但是到真正掀起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是有一个曲折的过程，胡福明冒着极大的风险，写这样一篇文章，以致现在回想起来，他也不得不说自己有些心悸。

胡福明：当时我做了思想准备去坐牢的，华南师范大学原来有个副校长叫黎克明。应该叫华南师范大学原来的副校长叫黎克明。是我的老朋友，当年我在北京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跟我住在一个宿舍。他就知道我这个情况，我当时考虑到可能有风险，我没有跟其他同志商量，免得将来万一要挨整的时候，牵连别人了。好汉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倒了，从来不揭发别人，为什么揭发别人？我也不想立功，做人有做人的原则。如果我没有发现这“两个凡是”，糊糊涂涂过日子，这也很难怪。你没有发现这“两个凡是”，你怎么去批判“两个凡是”？我已经发现了，我逃避责任，良心上就过不去了。不能承担这个历史责任，有愧。

（画外音）

    也就是这篇文章，影响了中国接下来的三十年。2008年正是改革开放三十而立。这三十年不仅是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三十年，更是个人的生存空间，自由选择和各种权益，得以逐步舒张的三十年。全国上下又掀起了，新一轮思想大解放的热潮。再次提到解放思想，其现实意义意味深远。

胡福明：在三十年里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始终是灵魂，始终是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也是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精髓，所以我说是贯穿了三十年，一条红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条红线，贯穿了三十年。在党的十七大精神指导下，全国掀起了新一轮思想解放的高潮。广东的口号提得很早，提得很响。

（画外音）

    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也是解放思想的先行者。最近广东提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相信在将来的日子里，会有更多人参与其中，为祖国的改革开放做出更多贡献。

胡福明：广东强调思想大解放，推动大发展。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而且广东这一次思想解放，是牢牢围绕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这个主题，那就很正确，符合时代的要求，也符合人民的心理，现在广东人一个最大的特点。解放思想，比全国其它地方要早，而且动员的面要宽。我发现你们动员的面很宽。干部，知识分子，工人，青年都在广泛动员。广东有四千万青年，它本身就有三分之一青年有三千多万，外来工作的，广东还有一千多万，基本上是青年人。青年人的最大特点，就是朝气蓬勃，血气方刚。有活力，有闯劲。敢作敢为，敢冲，敢试，敢冒，敢为天下先，勇立潮头，勇立改革开放的潮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