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外音）

    1895年，世界上第一部电影在法国巴黎诞生。十年后，戏剧片《定军山》的拍摄开始了电影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一百多年来，由于种种的原因，中国电影一度落后于国际社会。但在几代中国电影人的努力下，今天，中国电影不仅重新回归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已走出国门为世界人们所熟悉，甚至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文化传播的一种重要途径。

尹鸿：中国今天不仅在做一个经济大国，我们今天试图要成为一个文化大国。而电影相对而言，就是最好的能够传播我们的文化的一个媒介。

（画外音）

    尹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北京广播电影电视局审片委员会委员。其观点、研究成果对中国电影的发展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被称为“媒介守望者”，影视文化研究的拓荒者，中国影视评论第一人。

尹鸿：最大的成就，一方面是对中国的电影电视传媒的研究，被政府，被行业领域的很多人所认知、认同，而且可能很多研究对这个行业还有真的有积极性、推动性的作用。如对中国电影政策的研究，对这个行业是有价值的。包括每年做的《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成为这个行业基本上算是很权威的一个研究报告。

（画外音）

    尹鸿，1961年出生于重庆合川。这位9岁小学毕业，16岁上大学，33岁当教授，35岁就当博士生导师的传奇人物，无论是其对影视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是其个人经历都特别引人注目。

尹鸿：其实在我一生的上学当中，一直到大学期间，一直是在比我年龄大的人当中生活。小学，中学都是在大我两岁或三岁的同学当中生活，一直是一个班上最小的学生。到了大学，班上的平均年龄比我大6到7岁。所以一直是作为一个弱势者，一个弱小者生活在整个学生时代。

记者：会不会觉得有点儿不太适应？

尹鸿：所以一方面会觉得在这样一个群体当中，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比较孤独一点，比较弱小一点。但另一方面，它可能助长了另外一种东西，就是需要靠自我的调整，来跟上这些比你年纪大的同学。或者说要想在这些同学当中还受人尊重，可能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画外音）

     而恰恰是这样一个让尹鸿处于弱势者地位的环境，培养了尹鸿独立思考、独立学习的能力。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样一种能力让其受益终生。

尹鸿：因为我可能很小就很好强，看见比我强的人，一方面想自己不能比他差，但另一方面又不太会去当他们的面请教、询问。你就会注意去观察，去看别人知道什么而自己不知道。别人怎么学习，学习得更有效果，而自己可能不知道这种方法，自己就会去模仿去学习、去尝试。这样可能是帮助了自己能够更好地独立去思考和独立地去发现解决问题的这种能力，应该说是受益终生的。

（画外音）

     与很多中年学者一样，尹鸿是从“文革”年代成长起来的。对于这一段很多人不愿触及的记忆，尹鸿却显得特别坦然。

尹鸿：“文革”期间，应该说是正负两方面影响。正面影响就是让我经历了一个红色时代、一个最狂热的时期。所以可能在一个程度上，对一个历史、对一个时代，有了非常刻骨铭心的记忆，而这种记忆后来改革开放以后，它就会成为（我）思考问题、观察社会的一个参照系。而这个参照系一般从书本上是得不来的，必须亲身经历才会得到。这是正面的积极影响。比如我现在在跟同学讲，我们今天人们的情感方式，包括爱情方式，我说今天你们得到的这一切和三十年前相比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大众电影的封面，有一个快接吻的封底的剧照，都会引起全国的轩然大波。而今天这个社会已经开放到如此程度，其实中间体现了中国社会一个巨大的历史变迁。没有过去这种记忆，是不知道这个变迁对于中国的意义的。这个对于我们的研究，或者对于我们理解中国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但负面的东西就是，我大学之前的中小学这十年，严格来说都是在学工、学农、学军这样的生活中度过的，其实读的书很少，几乎没有古代文学的任何基础。因为在我们的课本当中，几乎没有一首古诗，完全没有古典文学，最多也就是《水浒》里的一首打油诗，写农民起义的打油诗。外国文学更没有接触，就是高尔基的一首散文诗，剩下的几乎没有任何外国文学。所以进大学以后一切都是空白，一切都是从头开始。英语从ABC开始。外国文学，托尔斯泰不知道是谁，巴尔扎克也不知道是谁，完全是从头开始，古典文学也是从头开始。

（画外音）

    大学是尹鸿人生当中最大的转折点，这段期间他对中国现当代历史，现代西方文化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和了解，为其以后从事影视研究奠定了坚实的人文基础。甚至其后来年纪轻轻就顺利当上教授、博士生导师，也得益于这几年的大学历练。

尹鸿：我大学四年，第一是在自己无知的基础上，第二是在一些年龄比我大的同学当中。这就导致了我，为了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自己的无知而去非常刻苦地学习。我们开玩笑说，同学都比我大，也没什么情感生活，因为大我好几岁。就变得非常有规律地锻炼身体，读书、学习、思考、写日记、写笔记，后来我所有的知识，基本上都是我大学的积累，跟中学教育几乎没有太直接的知识上的联系，这为我后来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画外音）

     由于在大学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尹鸿的学术生涯从研究生时代就开始了。

尹鸿：在读硕士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写研究性的论文，开始发表，因为我们那一代硕士生就很稀少。最后我有改变，我研究生硕士和博士生期间学的都是中国现代文学。但是我博士毕业以后，因为留到了中文系，我们建了一个影视的教研室，后来建了一个系，我就开始做电影的研究。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转向，因为当时现代文学研究方面，我们也已经有一定的成就了。但这个转向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媒介、影视文化在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了，关心的人还比较少，觉得不应该没有人关心这件事情。加上自己的爱好，所以开始逐渐的转向，而且转向以后一直坚持到现在。当然后来也还有转向，后来从电影电视的艺术研究逐渐转向于媒介研究、传媒研究。

（画外音）

    进入影视研究领域的尹鸿并没有走纯理论的道路，他总是习惯于把理论与具体的文化现象或媒介现象联结起来，这样也使得他的研究更容易被接受、被传播。对于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不如商业类电影卖座这一现象的分析，就可看出尹鸿务实主义的学术特色。

尹鸿：实际上电影的功能，娱乐的功能确实越来越被强化。就是说大家更多地进电影院，我们做过一些市场调查，大多数观众首选的看电影的原因还是娱乐，很少有观众说我要进电影院去接受教育，或者说我去接受一种知识，几乎没有观众这么去选择。所以这种情况下，电影必然会作出调整。当然不是说娱乐当中不可以包含人性，不可以包含情感的深度，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是说，原来电影的很多功能已经不存在了，已经分解了，在别的媒介当中出现了，所以这是我们特别要改变的一点。就是不要想到电影反映社会现实，反映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反应社会公益。其实这些东西在电视上已经都在做了，我们可以很方便地获得这种信息。而电影它主要的功能可能不是这样，电影的主要功能的确就是一个娱乐和情感沟通的功能，这个是电影的主要功能。如果违背这个功能，虽然我们有些电影，像《天狗》、《光荣的愤怒》，从专家，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它是很好的电影，非常不错。而这很有责任感，很有社会深度，但是你会发现放到电影院里面，无论怎么宣传，它还是很少观众。因为这种情绪，我想他（她）在电视上已经得到宣泄了，他（她）不需要跑到电影院去看这种电影。你说它好也没有用，我们一直在说这些电影好，观众还是不去。包括像贾璋柯拍的《三峡好人》，它去跟《满城尽带黄金甲》同堂打擂，我们专家都说这个《三峡好人》是一部有责任感的电影，是一部反映现实的电影，拍得非常好的电影。但是它们票房相比，简直是一头大象和一个老鼠之间的差别，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不能一厢情愿说我们认为这样是好电影，观众素质太低，为什么不去看，观众是有选择的，他（她）是有主动选择权的，因为他（她）是消费者。所以我们首先要尊重这样一个媒介的变化规律，你才能找到电影的发展空间。

（画外音）

    尹鸿认为，让观众走进电影院是目前中国电影市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尹鸿：大多数老百姓都不去电影院，所以谈不上去看什么有责任感的电影，什么打动人心的电影。他（她）根本就不去电影院，这一切愿望都实现不了。

（画外音）

    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进入电影院看电影，中国的电影人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近年来一些商业大片的出现，也的确为中国电影赢得了一定的票房。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另一种尴尬现象。

尹鸿：叫座不叫好。虽然很上座，但是老百姓批评的声音比较多。但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就会把它放到一定的历史语境当中去，这批电影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同的评价。你会觉得，除了艺术上，它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它制作上达到的高度，国内电影目前来说是第一流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它唤起了大多数国人对电影的兴趣。有很多人平时根本就不看电影，但是这些大片使得很多观众重新回到了电影院，重新培养了看电影的这样一种基本的生活习惯。而同样还有一个重大意义，就是它在海外市场上所创造的巨大的反响，而且从此以后打通了中国电影走向海外市场的通道。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要看到它的积极性。所以有时候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我们会觉得，有时候我们观众可能会更多的看到它一些负面的东西，可能没有注意到它正面的东西，当然我觉得也很正常。正是这些批评反过来来讲，也促使了大片的一些自我调整、自我改变。而作为一个专业的人士来讲，你可能要相对更客观，不能过于用自我的个人的爱好或者趣味去判断一个电影作品。可能更多的是会有一些不同的价值标准，使到你找到一个平衡点来判断这件事情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但是我们并不是说有了专业的声音，就不可以有大众的各种不同的声音。大众各种不同的声音，是帮助一个电影事业能够找到更合适的跟社会之间平衡的一种方式。

（画外音）

    叫好的电影不卖座，卖座的电影不叫好，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矛盾出现呢？到底中国电影的问题出在哪儿呢？尹鸿认为，这个问题是多方面造成的。

尹鸿：一方面，中国电影体制的改革需要一定的时间。另一方面，中国电影产业的改革没有完全到位。而中国复杂的社会国情，也是制约中国电影发展的主要原因。比如说电影审查，比如说对电影的判断社会差异非常大。有的人喜欢说，我们很多年轻人提出电影分级制。但是也有很多人会觉得，分级就是为庸俗电影提供合法性。比如说《色戒》在中国内地播出以后，有些年轻观众会认为，你们剥夺了我们的知情权，为什么不让我们看到应该看到的内容。可是社会上又会有另外一批人说，《色戒》是一个有汉奸特色的电影或者说色情电影。实际上中国社会的文化差异，价值观差异极其巨大，它也限制中国电影发展。因为你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文化的平衡点，同样一个产品，这边说好得很，那边人说糟得很，那这个平衡点，这个极端，两个极端之间你很难找到这个平衡点。这也导致中国电影改革经常会走一些曲折的道路。今天往前迈一步，明天又往后退半步。这个实际上我还是说，其实这个社会已经越来越多元。

（画外音）

    在中国，是否要推行电影分级制一直备受争议。而尹鸿一直是中国电影分级制的促进者，他认为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保护青少年观众。

尹鸿：促进电影分级的主要想法不是说中国电影以后就可以拍一些现在不能拍的内容，最主要的是从爱护青少年的角度出发。因为现在我们大量的电影，实际上在美国可能都要划成限制级的，二级的电影，但是在中国是完全没有分级的。这样一个没有分级的直接结果就是一些孩子在未知的情况下，进电影院接触了这种电影。甚至很多时候是家长带着孩子去接触一些他们不该接触的电影，因为家长也不知道。我在电影院里经常会碰到这样的现象，就是父母蒙住孩子的眼睛不让他看。结果发现蒙了半天，这个电影越来越多的内容不能看，经常在电影院里发生争吵，要让孩子出去。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不分级对青少年会产生一定的伤害，但反过来也使得在电影审查时左右为难。因为社会多元化的一个结果就是，不同的产品针对不同的受众，就是说我们开始分化了。可是你因为不分级，就没有分化的一个依据。这个会带来一方面是电影审查我们就只能从严，但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导致如果你松了，你会发现这个电影产品，有一些不该接触到的人他可能接触了，对他有影响。我们至少可以让家长们知道，这个电影不太适合孩子看，那你至少不会带着孩子去看。

（画外音）

    尽管国内很多人对中国电影都颇有微辞，但中国电影近几年的变化，我们是有目共睹的。从张艺谋的《红高粱》，到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一大批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开始在国际A级电影节上频频获奖，奠定了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的地位。而《卧虎藏龙》的出现，更是开创了中国电影的新纪元。

尹鸿：从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开始，现在《卧虎藏龙》在北美地区的所有外语片加到一起，《卧虎藏龙》还排在第一。所以这以后带动了中国电影在国际商业市场上开始逐渐走红。如《英雄》现在在北美市场还能排进外语片第三名，所有加上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那些外语片加到一起，《英雄》都能排到第三。所以这个以后就开始了中国电影走向国际主流商业市场的这样一个路径。在世界各个A级电影节，比如戛纳、威尼斯、柏林，所有这些A级电影节上，你会发现每一届几乎都有中国电影参赛，而且很多时候都有中国电影获奖。而且这些评委当中，几乎每一届都有华语导演或华语演员，你会知道中国电影在世界上的地位，跟过去相比真是有了很大的改变。

（画外音）

    对这些走向世界的中国电影的主要特征，尹鸿作了一个概括。

尹鸿：早期从艺术片的时代，更多的是从中国文化的这种差异性来进入世界的这种电影格局的。而到了2000年以后，新世纪以后，中国这些电影开始进入主流的商业院线。它们的共性首先体裁上都是东方体裁、东方景观，包括东方形象。另外大多是古装戏，大多带有武打的段落，因为中国的功夫片在世界上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这些电影，古装、武打，再加上很可能带有一些宫廷特点，大多跟宫廷内部的斗争有关系。而且宫廷的爱情和权利之间，这样一对冲突是主要冲突。大多是中间都有情感关系，再加上一个权利争夺这样一类故事。这类故事从制作上来说都是大制作，都是把所有的华语明星，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在台湾，在海外或者在内地的，所有的华语的一线明星集合在一起。精心打造的这种，我们把它叫做大投资、大制作、大市场、大营销的这种，我们中国人把它叫做大片，这样一个大片策略来进入世界市场。当然，我们也清晰地看到，我们离国际主流电影市场还有一定的距离。

（画外音）

    作为一名影视文化的研究者，尹鸿除了要找出这些距离之外，还要透过现象分析这些距离形成的原因，从而找出应对的方法。

尹鸿：中国电影的差距，主要还是从整体质量跟世界电影水平相比还有差距。就是说我们中国电影是两极分化，我们有一部分电影在国际上已经很有竞争力，而且也可以说，进入了世界电影的当代格局当中。但是有大多数电影，其创作和制作水平都还非常低下，不仅说低于国际电影的水准，也低于中国老百姓的审美趣味和审美标准。所以说两极分化太严重，这个金字塔塔尖太小，底下不好的作品占的比重太大，这是第一个特别大的问题。第二个大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国现在商业片极度匮乏。我们开玩笑说，中国要找20个拍艺术片的导演，拍得不错的导演没有问题，能数出来。但是要是在中国找20个能把商业片拍好的导演，把类型电影拍好的导演，几乎数不出来。这样带来一个最大的恶果，就是电影市场没有培养起来，也就是老百姓不进电影院看电影。我一直认为，电影是靠商业片把市场做大的。艺术电影就像一个大蛋糕，看电影的人多了，艺术电影就有生存的空间，切一小块儿，大家都能过得很好。但是现在由于商业片不发达，所以这个市场是一个小饼干，在上面做艺术片，我把它切一小块，做一点分众的小艺术片，这个饼干就没法吃。这就是渣滓，吃不饱。所以这样就会对中国电影的发展带来非常致命的影响。所以中国现在的当务之急，应该要把商业片这个基础做好，把市场做大。现在这个电影行业老化比较严重，传统旧观念、旧体制、旧的价值观，使得很多人还停留在电视时代之前的电影创作和制作观念。这样拍出来的大量的电影还是电视的观念，甚至连电视的制作水平（都达不到）。因为它没有良好的产业循环，所以它连电视的制作水平都达不到。去年我们生产402部电影，但实际上有三百部以上根本没有办法进入电影院，因为它连电视的制作和创作水平都还达不到。所以这种状况导致中国大量的电影，根本没有办法进入市场进行流通。主要是这个行业太老化，大量的原来我们的国有制片厂，原有体制原有的一些方式使到很多人的创作停留在旧观念当中，而且它又得不到市场循环，就没有办法去改变它，所以越来越积习难改。所以我们就指望着，这两年开始有一些年轻的电影人开始出现。这些年轻电影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历练，特别是市场的历练，逐渐要成为中国电影的核心力量。

（画外音）

     任何事情的发展都要循序渐进的，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电影也一样。尽管目前的中国电影，还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我们并不担心，因为我们有一大批优秀的电影制作人才及像尹鸿一样，时刻关注着中国影视发展的学者的存在。此外，我们还拥有一大批热爱电影、热爱中华文化及心态积极、宽容的观众。有了这一切的支撑，中国电影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还会远吗？

尹鸿：我还是说，这个社会已经越来越多元，无论是老的还是年轻的，无论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其实我们培养一下更多元的心态、更宽容的心态，除了自己坚持的东西以外，也容许别人坚持。这样一种心态对于中国电影，其实不光是中国电影，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个宽容的博大的中国文化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