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的足迹之一  广交会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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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交会作为我国打开与世界沟通的窗口，从1957年到2008年的这风风雨雨51年。这位耄耋老人陶世桐，见证着广交会的成长。他是第一届广交会的外事翻译，他是多届广交会交际处的秘书科长，他还是广交会开闭幕晚会的主持人；他也曾以外宾的身份参加交易会，沿着他的足迹，我们能找寻中国对外开放的印记。本期《都市在线》为您讲述陶世桐老先生与广交会的50载情缘……

    五十年代初期，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百废待兴，人民建设新生活的激情高涨，但当时的新中国与世界的沟通并不多。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当时的领导人，萌发了举办展览会的念头？

陶世桐：当时我们一建国，我们的国家处在很困难的时期，美国对我们封锁、禁运，我们对外的接触受到很大的限制。所以在解放初期，我们要对外发展，要突破这个封锁、禁运，在莫斯科举行过一个国际的经济会议――莫斯科经济会议。当时我们一些搞经济的负责人都去参加了，包括当时的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的会长南汉宸，副会长冀朝鼎，都是很风云的人物，都参加了。和国外的一些厂商在那里有所接触，特别是美国人，不跟我们接触，是敌对的，英国人当时也是主要的，英国有一个四十八家集团，他们要积极地和中国开展贸易。在莫斯科经济会议上和我们有所接触，接触以后，他就要来，他们习惯走香港来，所以解放初期他们从香港来。那是第一次，我们还没有进行过这样的渠道，所以开始还不敢从香港进来，从澳门进来，我们派人到澳门去接他们。这个展览会很成功，从1956年一直开到1957年1月，一结束，马上要总结，这个形式很好。干脆就从1957年开始就不叫中国商品展览会了，叫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每年春秋两届，从1957年作为第一届开始，实际上1956年的展览会就是它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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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的领导人把这样的展览会，作为一条通往国际市场的路，但是，广交会的筹备者，为什么在当时把目光投向了并没有显山露水的边陲城市广州呢？

陶世桐：这个事情一说，要回顾到差不多五十年前，当时在北京有个对外贸易部，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有一位副部长叫李哲仁，他因为公务出差到广东来，他就发现广州这个地方应该充分地利用。因为广州的地理环境太好了，要是在上海或别的地方距离香港很远，他们一到香港就能进来，我们就可以在边境设一个临时签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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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成立的广交会难免稚嫩，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式，参与广交会筹备的工作人员，都会小心谨慎却不失聪明的解决各项难题。

陶世桐：有一个麻烦，因为他们是私人厂商，和新中国开展贸易有顾虑。因为护照上一个签证，要打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的护照要拿到各个国家去的。人家一看你的记录，你到过共产党中国，就会被列入黑名单，就影响了他们。（没有）这种胆量，不敢来。我们那时候就采取了一个很灵活的办法叫另纸签证，护照拿来，我们在他们的护照上也给个签证，但是不在护照上签证，用另外一张纸用别针别住，给个签证。他们凭着这个签证进来。外国人进来我们也给他们签证，所到各地、公安部门等都盖章，他们在国内绕了一圈，出境的时候，我们就把那张纸收回，这样他们到其他国家去就没有这个记录，就打消了他们的顾虑。这么一来，这个渠道就很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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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交会的诞生，打破了某些西方国家精心构筑的对华包围圈。集中所有力量向参展商，展示新中国的成就，成为当时人们的共同追求。

陶世桐：展览会一方面作为展览，一方面就可以做生意，当时我们的国内外贸体制都是国家垄断的。按照专业分成八个大的专业进出口公司，北京有总公司，各个口岸有分公司，以后发展到各个省都有分公司。各个省的公司就叫某某省公司，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湖南省公司，因为不对外，但广东省对外。当时五大口岸，叫广大上青天，广东、大连、上海、青岛、天津，叫广大上青天。这些就可以作为广东省分公司，可以对外。所以这么一来就按照垂直系统，成立八个大的交易团。以它的专业为主，如中国粮油食品交易团，中国土产交易团，中国机械交易团，成立八个大的交易团。这个大交易团包括了，各个省市的代表都来参加，这个交易团很大，团长、副团长、秘书长（都有），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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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九五六年的广交会筹备会开始，二十多岁陶先生就参与到广交会中去了。五十年过去了，这位当年血气方刚，满怀理想的外贸新兵，如今韶华已去两鬓染霜了。

陶世桐：要筹备这个展览会我就参加了，展览会设立机构一个是大会的交际处，交际处里分秘书科、外宾科。我就参加了外宾科的工作，还有交易处，要做生意，就是这八个大的交易团跟外面怎么做生意，有一个交易处，来管住这八个大的交易团。我这个外宾科归交际处管，工作牵涉到外宾来就接他，生活上接待给他当翻译，带着他到各个交易团去，去以后业务上有时候也要当翻译，就和交易处也有关系。要组织开幕酒会闭幕酒会，要组织文艺活动，有时候开幕酒会完了以后，在中山纪念堂有大的文艺演出，要组织文艺演出。还要星期六日，特别是星期天，外国人要休息，要组织参观活动，娱乐。参观我们的农村工厂，组织这么些活动。所以包括业务生活接待都在里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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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年的陶先生在英租界长大，大学期间又学起了京剧，一口标准的英国音和普通话，让他受到领导的青睐，继而他又担当起了广交会开闭幕酒会的主持人。

陶世桐：不要秘书长主持就要你主持，你中英文一块儿说。中英文一块儿说我就要考虑，怎么说呢？我如果也还是按照秘书长这么说，酒会现在开始，中国人一下就要鼓掌了，我再翻译英文也还是这样。我就要掌握，我讲到，这个酒会现在开始Ladies and gentlemen，马上就英文，当他们要鼓掌时发现后面还有，就不鼓掌了，然后接着讲英文，讲完后说 Now start。说完后大家全体一起鼓掌，气氛就好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心里很高兴，你们都被我掌握了，我就好高兴。后来我不是每一届都参加，参加了几次也得换换人，例如我不参加了，那么大会的负责人，因为开幕酒会闭幕酒会，我都主持习惯了，到时候他就打电话来，今天晚上还是你主持。我说我没参加了，（他说）不行，还是你主持。这样的由我一个人，中英文兼着，又维持了好几届，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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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担任主持，身在广交会交际处的陶先生，还成了临时的新闻发言人。

陶世桐：交易会开幕以前外宾还没来，记者先来，他们就要先摸摸（情况），这届交易会的政策怎么样，大概出口偏重哪些方面，要进口，有多少数额，什么商品。他们（记者）就先想摸这个底，就散布出去。所以我们那些筹备的人来了，一说记者要来访问，他们都不愿意出面，你去应付应付，那我出去应付。我不能越界，授权有限，他们必然提出一些问题，这届交易会的政策怎么样，我不能这么答复他，我说我们这次交易会的政策，还是按照我们国家一贯的外贸政策，要平等互利互通有无。这些都错不了的，至于说进口哪些商品，出口哪些商品，这些不是我今天要答复的范围。我今天要答复你的范围，我是向你介绍我们这次的展品，比上一次又增加了多少，哪个馆有什么，哪个馆有什么。整个的交易还没有开始，这就不是我所掌握的，我所掌握的只是这次我们布展的情况，我就向你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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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后，陶先生被调到广东省食品进出口公司，陶先生这回又当起了谈判人。

陶世桐：参加对外谈判业务，谈判业务三人小组，一个是主谈，一个是助谈，一个是翻译，这三个不同的角色，我都轮流当过。主谈，我可以不讲英文，谈判不是非常正规化的外交场合，有时候也可以讲讲英文，有翻译在，也可以通过翻译。但是主宰这笔交易成不成，接受不接受，成交不成交，签不签合同，这个由主谈来主宰。陪谈是在旁边打边鼓，帮助主谈，主谈没说完整的，或者引起对方误会的，他帮着解释，在旁边敲边鼓。这个三人小组里面，还有一个专门的业务翻译，三个角色我都轮流当过，当过主谈，当过陪谈，当过翻译，这又是三个角色。前面两个角色加这三个角色就是五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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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迈进，很多国内的企业走向了世界，而这个时候陶先生，则当上了广交会的来宾。

陶世桐：我后来到国外工作，我就是以外宾的身份参加交易会，照样按照外宾一样来报到，挂粉红条。因为我当时被派到国外工作，我在国外一个公司当董事长，所以我就以外宾的身份。但实际上这个公司是我们和外国合营的，不了解我的人就以为我是外人了。谈判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可笑了，我们对外有一套谈判的格式，我们都有价格本的，很多商品你记不住的。在参加交易会以前有几天开筹备会议，大家共同讨论价格，价格很复杂的，不同的商品，这么厚的价格本，你哪记得住。这是保密的，又不能让他看到，我还跟他讨价还价，没放在谈判桌上，搁在膝盖上。谈什么商品，就这么看，那么我到了那边，他们跟我谈判，他们也搁在这，这样跟我谈，他还要向我宣传，你是中国国籍吗，你应该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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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初期，从上海沪江大学外贸专业毕业的陶先生，被分配到广东省外贸厅，他就成了新中国最早的外事人员之一。

陶世桐：特别是从部队抽出一些人，加以紧张的培训，变成新中国一种新型的外交。我们这些从大学毕业出来的，我们所接受的就是新中国新型外交，整个风格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国民党的外交，他跟外国人打交道，不管你是当领导人也好，你是当翻译的也好，你都得说外语的。但是我们就不能这样，我们的首长出去，尽管你英文很好，在正式的场合，你还是得说中文，由翻译来翻。我们这些讲外语的人，旧中国的讲英文的，有些英文也很好，但是他那个精神面貌，因为过去是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看到外国人，说话卑躬屈膝、弯弓哈腰的，这样的。但是我们新中国的外交，就要不卑不亢、有礼有节，就是我有我的尊严，但我又不盛气凌人。要保持这么一种状态，就是独立自主的，有尊严的这种外交，我又不盛气凌人，我又不压倒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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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年时光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但对于亲历了一百多届广交会的陶先生来说，广交会中遇到的人和事，却永远地留在记忆的深处。

陶世桐：（“文革”）当时既艰难也有意思，当时都要有语录的，那个时候很极左，你谈判要不带着语录，你对文化大革命什么看法啊，所以我们要向外宾宣读语录的。外宾也挺有意思的，他也买得到中英文对照的语录的，他也买语录。你说，我们在谈判之前，先学一段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我翻到多少页，他也知道翻到多少页，你说中文的，他看英文的，所以这也看出他们聪明的一面。他要跟你做对手的话，他也要知己知彼，他也要懂得你这一套，他才好应付你，要不然他手足无措了。你一念语录，他又不知道你说什么，要翻译给他听，翻译也不一定翻译得很准确。他也有他的根据，他有正式翻译的语录。他也想参观我们的工厂，工厂也保密，我们的程序要求保密，那工厂不敢随便答应的，当然要请示。他就拿出毛主席的语录来，“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你们都不让我看看工厂，我没有调查研究，我怎么发言啊。没话讲了，最后同意他去参观了。现在回首往事，才觉得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他用了一句话：Let by gones be by gones，让过去的都过去吧，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不是很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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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创新是广交会发展不竭的动力和源泉，而作为老广交人，陶先生最兴奋的还是广交会的改变。

陶世桐：再说，改革开放以后，贸易方式（改变了）。我们过去最早是书信成交，加上电报成交，电报打的字有限，要非常浓缩的字，电报字越多成本越高。要浓缩，用简短的语言来表达，当然对面对着谈判这种方式也有。到了后来，越来越进步了，又改为叫做telex，叫电传，还不是传真。我这边打字，他那边出来了，叫telex。我后来在国外就采用telex，到后来慢慢又发展了，变成fax 传真，传真又出来了。传真一出来，开始还不能作为正式的，因为你传过去是副本，正本还在我这，你要成交是正本成交，副本不能成交，后来也可以接受了。因此电报淘汰了，就没有电报了，书信也没有了，书信本来有一套格式的。现在也都精简了，以后就用传真成交了。现在发展到电脑成交了，这个日新月异，现在就（方便了）。所以为什么贸易量越来越大，我们当时出口，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台湾是一个地区，我们还没有台湾多啊。我们一年有一百多亿美元就很不得了，台湾早就超过我们了。那现在多少倍上去了，所以这个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日新月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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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共和国会展的“独生子”到长子，再到中国第一展，一代又一代的外贸人，以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改革开放的信念和艰苦奋斗、脚踏实地的精神，抒写了广交会50多年的不朽的篇章，而今的我们要继续秉承这种精神，迈向更大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