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外音）

    7月17日，瑞金应广州市委宣传部的邀请做客广州讲坛，做了题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 回顾与展望》的专题报告。

（讲坛现场）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以邓小平、陈云、叶剑英、吴耀邦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痛定思痛、大彻大悟，为中国向何处去作出了明智而艰难的选择。当时我们坚决地抛弃了阶级斗争为纲，坚决抛弃了固守传统、固守教条、闭关自守，就决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实施改革开放，融进世界文明，这三十年（成就）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明智选择的体现。

（画外音）

    借此机会，我们《都市在线》栏目对周先生进行了专访。

    周瑞金，1939年出生于浙江平阳，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曾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1993年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华东分社社长，主持过《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的评论、理论工作。1991年，周瑞金因为“皇甫平”系列评论闻名天下。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世界政治格局风云变幻。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国家政局的剧变，正处于改革开放的中国也到了一个关键时期。国内对改革开放一片质疑，市场经济姓“社”还是姓“资”有很大争议。时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的周瑞金当时主持发表了署名为“皇甫平”的系列评论文章：《做改革开放的领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和《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等。文章一出，全国轰动，被称作是第二次解放思想，周瑞金先生也因此闻名全国。

记 者：当时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您是出于什么考虑？国内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周瑞金：当时国际上东欧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首先从柏林墙被推倒了，两个德国走向统一。波兰民选的总统是工人的瓦文萨，顶替了原来的老总统。匈牙利、保加利亚接下来都发生变化了。到了年底，罗马尼亚也发生变化，齐奥塞斯库总统一夜之间就被杀掉了，共产党政权也变颜色了。到了1991年，苏联先是解散苏联共产党，然后就是联盟解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衰落了。从1989年到1991年这三年时间，从国内到国际都发生了急剧的形势变化。当时我们国内都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都在宣传防止和平演变。在这个情况下，对改革，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很多人开始质问，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很多把改革的措施当作是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观来批判，处在这样的一个形势下。当时我正好是在上海《解放日报》主持报纸，当时对这种形势感觉很忧虑。正好在这个时候我听到，1990年底，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召开前夕同中央领导人的一些谈话。邓小平同志强调一定要抓住时机来解决推动我们的经济发展。因为当时从1989年以后，我们经济的增长率急剧下降，到了1990年是3.5％，也就是三十年改革开放经济增长率最低的一年了。当时邓小平同志着急的是要把发展搞上去，然后提倡要改革，用改革开放来推动经济的发展。他就讲现在怕风险，认为改革会被西方和平演变的势力利用了，所以怕。他认为只有改革开放越推进，我们抵御风险的能力越高，而且也不要把计划和市场当作区分两种制度的标准。市场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这些观点就是在1990年年底提出来，我听到传达了。然后过了一个月以后，邓小平同志在1991年1月28号到2月18号到上海来过春节。大家都知道，邓小平同志从1988年开始就到上海过春节了。1991年是第四次到上海过春节，跟前三次不同的是，这次是不断地出去参观访问。访问、参观、视察了很多企业，很多工厂，然后发表很多的讲话，同时还专门听取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汇报。借这个机会，他就发出了很多关于要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指示。他当时很动情地提到，改革开放还要讲几十年，我一个人讲还不够，要大家都来讲，全党都要讲，要讲几十年。这个对我触动很大，我当时在主持《解放日报》工作，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邓小平同志要求全党都要讲，我们党报首先要宣传，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开放新的思想。所以当时在这个情况下，我就在酝酿写几篇评论，来把邓小平同志在1990年底和1991年初讲话的新的精神能够宣传出去、传达出去。因为当时我感到邓小平同志在上海讲的这些话，不完全针对上海讲，他是针对全国当时的形势。

记 者：我觉得甚至是对于世界，因为当时世界局势非常（复杂）。

周瑞金：对，那个时候是大家对社会主义感到很低靡的时候。中国还是要通过改革开放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起来。所以这一点，我当时想还要联系历史的教训。因为1956年我们召开第八次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路线、方针都应该说是正确的。因为分析了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提出来要发展经济，要搞技术革命，应该说是符合当时中国实际情况的。但是后来接着波兰发生了工人罢工，匈牙利十月份发生了匈牙利事件，这样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影响到我们对国内形势的判断，所以离开了党的八大对我们国内形势的判断。重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是我国的主要矛盾，所以就搞到这些斗争上去了。

记 者：所以在那个时候，您的观点还是遵照邓小平同志的（观点），继续改革开放这样一个思想来写文章。

周瑞金：对，我们当时就酝酿在1991年春节大年初一那一天，因为这一年是羊年，辛未羊年，所以我们题目就叫《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这是第一篇文章，就提出来回顾这12年，因为12年一个轮回，当时是羊年，回忆到上一个羊年，就是1979年，正是我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新的纪年。到现在（1991年），经过十二年的改革开放，取得很大的成就，因为当时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已经有19个月没有对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作出正面的评价。

记 者：那为什么当时您要用“皇甫平”这个名字？

周瑞金：“皇甫平”我是有深层的考虑的。发表以后，外电当时就报道，也解释了为什么用“皇甫平”来发表文章。他们认为“皇甫平”就是黄浦江的评论的意思。

记 者：那您自己怎么看？

周瑞金：我当时觉得这个解释也很好，但是我当时真实的内心，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是有我自己的原因，但是我当时没有说。到后来我就讲，因为“皇甫”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复姓，取的笔名要像真的名字一样，所以皇甫是一个复姓，比较真实。另外这个“皇”，因为我是讲闽南话的，“皇”和奉命的“奉”在闽南话来讲是一个音，谐音，奉和皇是一个音。甫就是辅助的辅，是辅助的辅的谐音。平在我的心里是指邓小平。当时我的意思是奉人民之命来辅助邓小平，来宣传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新思想。所以“皇甫平”的取义就是这个意思。

（画外音）

    2000年，周瑞金从《人民日报》退休。退休之后，周先生担任上海生产力学会会长，社科院博士生导师，继续奔忙于南北东西。

    2006年年初，《财经》杂志发表了署名“皇甫平”的文章《改革不可动摇》，再次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皇甫平要重出江湖的传闻一时风传海内外。

记 者：您退休之后也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您为什么还是写这方面（的文章）？

周瑞金：因为2004年开始发生了一场关于改革开放的争论，我把它看作是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第三次大的争论。这次争论开始是从国有企业改革是不是造成了大量的资产流失这个问题开始，然后涉及到各项改革，尤其是教育改革、医疗卫生改革和住房的改革，都是用否定的语气（认定）。所以我感到当时出现一股以反思改革开放的名义来否定改革开放的思潮。而且有一些理论家也出来讲，我们市场化取向的改革错了，是用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脱离了社会主义的特点，我感到这个是一股思潮。所以到了2006年，而且当时的思潮使得我们主流的经济学家很难出来讲话，都把他们讲成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所以他们不便出来讲话。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在2006年1月份，重新以“皇甫平”的名义再发表《改革不可动摇》，提出我当时新的看法。我认为改革按市场化方向改革进行，十几年以来，我们确实存在很多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但是我认为这些新矛盾、新问题，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而不是要停止改革，要走回头路。这篇文章提出这个问题，所以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记 者：您写了很多文章都用了邓小平同志的话，当时和现在都一样，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举措？

周瑞金：用邓小平同志的话，因为邓小平同志是我们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尽管他已经过世了，尽管我们现在时代发展了，要在邓小平理论思想的指导下，我们要进一步推动理论的创新。但是我觉得邓小平同志很多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分析，对中国国情的分析，以及中国进一步前进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是在邓小平同志重要的思想理论指导下，现在分三步走还是属于邓小平理论的范围。因此邓小平同志讲了很多话，今天依然发挥着重要的、光辉的作用，指导的作用，依然值得我们进一步学习。所以我不断地引用了一些邓小平的话。

（画外音）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30年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改革在带来成就的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诸多问题，比如教育、医疗、住房的问题，收入差距的问题，环境保护的问题，腐败问题等等。如何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妥善处理改革当中出现的问题，任务同样十分艰巨。

记 者：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在您看来，放眼世界和中国，您觉得还有哪些做得不足的地方，就您的观点谈谈。

周瑞金：我认为改革开放取得了重大的成绩。经济发展，三十年都以9.8％的速度发展，创造了世界的奇迹，应该充分肯定。然后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经济体制，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前进，我们的变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整个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的调整和人们观念的变化都产生很大的变化。在肯定这个的同时，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也积累了很多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主要是六个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一个就是三大差别的拉大，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和贫富的差距在拉大。第二个就是社会事业严重滞后，就是关注社会事业，特别是文化、医疗、廉租房的建设等等这方面社会事业关注度很大，但是解决滞后了。由于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带来第三个问题就是民生问题突出来，感到就业困难，看病难，还有看病贵，住房也比较贵，这些问题影响到民生。第四个问题就是存在粗放型发展，原材料和能源消耗很大，尽管（经济）在增长，但是能耗很大，影响了增长的效益，经济的效益，经济成本提高。所以在GDP高速增长下面也掩盖着很多问题。由此粗放型的发展又带来了第五个问题，就是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生态环境受到很大的影响，特别是饮用水的短缺已经显示出来了，这也是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第六个问题就是贪腐的现象，腐败的现象在蔓延，整个社会风气也存在一些问题。

（画外音）

    当前，我们再次面临新的思想解放的形势，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必然要解决许多体制转型，社会转轨的深层次问题。去年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省委十届二次全会上提出，广东要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的大发展，继续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广东大地上掀起了新一轮思想再解放的热潮。

记 者：去年年底，汪洋书记提出了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理论，在您看来，您有什么样的想法？

周瑞金：这个非常重要，我觉得现在面临着新的一轮思想解放运动。那就是党的十七大以后，我们围绕着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这个基本的要求来推进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成为当前的重要课题。汪洋书记到了广东当书记以后，他是大力提倡思想解放，我认为在全国掀起了一轮新的思想解放的运动，广东带了头。这一次我看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第三次比较大的思想解放。第一次思想解放是真理标准讨论，第二次思想解放是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争论，这次应该是第三次比较大的思想解放，是围绕着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来实现的。

记 者：我们的不足之处，或者我们前瞻的要做到哪些，就是说我们可能再会遇到一些什么问题？

周瑞金：我认为这一场新的思想解放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转变我们在发展问题上，这三十年发展积累起来的，已经过时的或者是落后的，跟不上时代前进的一种发展。原来的发展增长的理念要转到科学发展观这一轨道上来。围绕这个还有要推动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位一体的体制改革和建设发展，这是十七大主要提出的一个任务要求。所以这一次新的思想解放一定要落实到推动改革的深入，改革的深化就是四位一体的体制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要作为重点突出出来，来解决我们科学发展观上遇到的体制的上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