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建设三十年

                       

（画外音）

    “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这是宋人吕本中所著《官箴》的开首之语。意思是说，为官的法则只有三项，即清廉、谨慎、勤恳。廉洁作为官员道德的必要要求之一，自古便受到执政者的重视。时至今日，廉洁政治依然是我们党始终坚持奋斗的一个重大政治目标。

    11月6日至7日，由中央纪委研究室和中央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主办的改革开放30周年反腐倡廉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暨全国高等学校廉政研究机构第三次联席会议在广州隆重召开。中央纪委副书记张惠新，中央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田淑兰以及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朱明国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苏志佳在开幕式上作专题发言，副市长陈国致欢迎辞。这次会议汇聚了全国各大高等学校的廉政研究专家及学者，他们在分享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和基本经验的同时，共同探讨了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建设的发展趋势和对策。

    改革开放30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飞速发展的30年，也是我们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的30年。中国的纪检制度也经历了由恢复重建到探索发展的艰难过程。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纪检机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遭到撤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纪律委员会，纪检组织才得以在党内全面恢复。此后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党的各级纪检机关主要任务还仅停留在党内纠风及冤假错案等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上。

虞崇胜：那个时候我们从拨乱反正刚开始，那个时候主要是作风（纠正），还有纠正原来的冤假错案，来实现实事求是。那个阶段就是从1978年到1987年，大概十年时间。

商红日：这个阶段我们反腐败的内容和手段更侧重于党风廉政教育以及工作纪律教育，比如说我们党中央通过了一系列的文件，强调我们各个层级的干部应该注意对自己的子女教育、家庭教育、身边工作人员教育等等，而且对他的待遇做了一些规定，实际这都是工作纪律方面的一种要求。

（画外音）

    1987年到1992年，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入城市，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大。与此同时，经济活动中有一些新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开始滋生蔓延开来，党的纪检工作重点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李小军：这个时期最大的特征就是经济领域当中的犯罪明显增多。明显增多既与当时宽松的经济环境有关，也与我们当时一些经济体制不完善有关。应该说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主要搞的是双轨制，价格的双轨制，就是意味着我们政府的一些官员可以利用自己的职权，就是政府赋予他的公权力，他就利用这个公权力搞一个自己的自发价格，然后与市场价格之间打一个差价，这样的话，形成了一个很大的腐败浪潮，当时也引起了社会上一些人的不满。在这个阶段当中，我们中央领导的纪检部门就开始专门成立一些打击经济领域犯罪的机构，制定一些措施，或者说在纪检部门里面加强了对经济犯罪的打击。

虞崇胜：1992年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阶段一旦我们转入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反腐倡廉的措施必须和市场经济本身的内在要求结合。所以原来为什么在前一个阶段我们更注重思想教育，道德意识的提升，而到了1992年之后可能我们更注重的是制度建设。但是制度建设，1992年之后，可能我们比较多的注重打击腐败，就是腐败现象出现之后，我们要惩处，加强惩处。但是到了党的十六大之后，就侧重于惩防并举，惩办和防治，更注重于防治腐败。

（画外音）

    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也是反腐倡廉工作的重点区域。三十年来，广州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跟时代的步伐，在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等三大“坚持”的基础上，认真履行职责，狠抓工作落实，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断取得成效。市纪委一恢复重建，就用两年时间复查了“反地方主义”案件103宗，反右倾案件228宗，并全部予以改正。复查了“四清”运动受影响的干部1139人和其他历史案件2735宗，撤销了对1439位同志的处分。30年来，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查处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15177件15478人，其中大要案3434件，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达106624万元。而对于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广州市也下了很大功夫。

苏志佳：改革开放初期的，当时我们叫做“三招三转”，“三招”就是招工、招干、招生，那些（有）不正之风（的人）就利用职权谋私利。“三转”，农转非，农村青年转为知识青年，民办教师转为国家职工。当时有些不正之风，我们就去查。后来到中期，改革开放九十年代，“三乱”，那个时候也是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后来有教育方面的乱收费，有公路方面的乱收费，我们都一个一个、一项一项专项去治理。还有出国、出境旅游，用公款不按规定，我们也是去进行纠正。到最近就是在农村里面征地方面的（问题），有些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环保方面的问题，就是属于不正之风这方面。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方面，我们也是在这个方面去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画外音）

    此外，广州市纪委还旗帜鲜明地支持和保护改革创新者，及时果断地为受到错告、诬告的同志澄清是非。30年来，市纪检监察机关已为11601名党员干部澄清了反映失实的问题。

苏志佳：我们在这个方面最典型的就是我们改革开放初期，珠江钢琴厂的厂长黎达苏，黎达苏当时也被别人告，从中央纪委到省纪委到我们市纪委，说他这方面违纪，那方面违纪。后来我们就通过调查研究，实际上他是改革开放当中在勇于探索，打破旧框框、旧条条里面，一种勇于探索的一些行为，所以我们就理直气壮地支持了黎达苏同志，并且他后来被评为劳动模范。

（画外音）

    坚持改革创新，勇于突破向来是广州市纪委一贯的作风。本着实事求是、敢为人先的精神，我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从体制、机制和政策上解决了改革开放中遇到的一大批问题。

苏志佳：最突出的就是我们纪委比较早就制定了一些规章，当时对经济活动中的请客问题、回扣的问题，大家都很敏感。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当时就说一收回扣就是受贿。这个方面我就觉得，因为原来的一种观念，就是除了收入之外、分配之外，任何收入都是不正常的、不正当的。你在经济交往中收点回扣算什么？到底怎么看这问题？当时社会上是有不同的看法。后来我们通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实际上它就是在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经济交往活动中的一种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一种经济交往当中确实有一些回扣的问题，它是合理的。或者说是一种手段，或者说它是促销方面的一种措施。那就不能说简单地把它看成是一种受贿，把给回扣就说成是行贿，把收受回扣就（说成是）受贿。当时广州市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早地进行了一些探索，当时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公开，变暗为明。回扣你可以收，但是要公开。当时我们还确定了一个比例，个人得到多少，小集体要得到多少，大集体要得到多少。那就好了，那在经济活动中就很好了，这是一些政策方面。改革过程当中，在打破条条框框当中，由于突破原来一些规定，如果都是硬搬硬套的话，肯定就不好。当时我们又做一些调研，做出一些规定，这样子就作为促进改革开放的一种举措来推进这项工作。我觉得广州在这方面还是敢闯的，也不是说凭着个人的一些想法就去干吗，而是真的是规范管理，有章可循的，不是随意的，这样就有制度。到了后来，我们九十年代初，广州比较早就出台了广州廉政建设的纲要，制定了十五项基本制度，这里面就涉及到方方面面，经济建设方面，社会管理方面，党的建设方面，这些都是当时就已经比较早提出来。

（画外音）

    近年来，为彻底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广州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开始注重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问题。

苏志佳：坚持惩防并举，注重预防这方面的工作也做了大量的探索。这里面主要强调一个教育，强化教育，让各级领导能够树立廉洁、奉公、廉政、勤政这一观念。还有加强监督，监督还是需要的，不受监督的权力是会出问题的。还有制度建设，制度是带有根本性的一些工作，主要从这几个方面。我觉得还是有我们广州的特点，当然这些工作都是在中央、省、市委的领导下去做工作，我们市纪委力求履行好职责，把这些工作做好，做出成效，为广州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画外音）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市纪委工作不断在改革中深化，在创新中发展，每一步都闪耀着思想解放的光辉。如今广州市纪委在反腐倡廉工作中已走出了一条具有广州特色的路子，很多措施甚至走在了全国前列，但同时也面临着种种困难和挑战。

李小军：我们国家在治理腐败当中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纪检部门，它和它的监督对象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看起来比较简单，但是长期以来有些问题还是没理顺。比方说我们同级的纪检部门在查案子的时候，我们能够管辖的干部，仅仅是我们能够管辖的这个级别的干部，再往上的话，它就没有这个权力了。没有这个权力以后呢，与它同级的，或者级别比它高的官员，发生问题了以后它应该怎么监督呢？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我们的大陆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按照我们国家的廉政体制来讲的话，我们同级政府里面有一个党委，党委书记在党的这块来讲的话，它是领导我们的纪委书记，那么领导纪委书记的话，那么党委书记和纪委书记之间的关系，到底应该怎么处理？那么这个问题有些学者就提出了，能不能尝试，就是说采用其他国家或者其他地区的做法，把我们的纪检部门，直接把它分开出去管理。纪检部门和纪检机构的人员由中央直接派，然后向中央负责。这样的话就可以对同级的，甚至可以对它同级别的官员进行监督。但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目前存在一个体制的问题，就是说你要这样做的话，那么首先要修改我们的党章，以及与宪法有关方面的规定相冲突。因此上说在这些大的体制没有解决之前，我们的纪检部门在具体查案的过程中就会发现，在现实生活中会遇到好多阻碍。有些问题你在查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涉及到级别更高的一个官员，那么这时候他权限的管辖就会出现问题了。出现问题以后，这时候可能就说下级部门的机关向上级部门的机关进行请示，这样的话就会出现我们查办案的时间就会拖长，时间拖长以后效率就会降低。因此按这个来讲的话，不光我们广州，而且在全国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大的挑战，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们整个广州处于一个改革开放的前沿之地，经济相对比较发达。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经济犯罪开始出现新的形式、新的内容，而且他可以用一种新的包装做出来以后呈现在大众面前。这样的话，我们的纪检干部如果没有专业的知识，仅仅靠我们政治的忠诚性去查案的话，恐怕有些案子你是查不出来的。因为在我们广州也发生了一些极个别的案子，他伪装和包装得特别好，而且他有些是以合法的性质出现的。这样的话，到底应该怎样提高我们纪检干部的查案技能技术。这方面的话从我们广东目前来讲的话，广州的纪检干部在这方面与我们当前查案的现实需求方面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们纪检干部的查案水平，你的查案的技术水平，特别用现代技术查案的水平，能够即时的识破，或者侦破现代新兴的一种犯罪方面，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加强。

（画外音）

    面对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广州市纪检监察机关在广州大学成立了廉政研究基地，运用理论来指导实际工作开展。这次召开的研讨会，既总结了广州改革开放以来纪检监察工作的经验，也对未来工作的开展进行探讨，为广州市纪检监察机关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反腐倡廉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与会专家对广州的党风廉政建设也给出了相应的意见。

商红日：首先要理顺政府职能，要加强对政府审批、归置制度的改革，强化社会对政府职能的监督和社会的一种介入。比如说发挥公益社会或者民间一些团体的作用，有一些公共部门可以承担一部分，可以社会化的，原有的政府职能。

程宝库：近年来因为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都走在全国的最前列。在市场经济体制更加成熟的一个在中国来说相对更加发达的地区，应该说它的反腐倡廉工作开展的条件更好。这比经济落后地区开展反腐倡廉工作条件会更好。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我们立法的人才更多，人们的市场意识更强，这样很多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可以走在前面。还有反腐倡廉它也涉及到一些技术手段的应用，比如说信息技术。就是监督，这些信息监督手段，像录像有时就能发现很多违法犯罪的现象。这些技术手段的应用，广州这边完全可以走在全国的前列。还有就是广州这边，我们国家提倡解放思想，很多方面的制度建设，可能要大胆地开拓创新，像人事制度、用人制度。我听说广东在用人制度方面，有些改革也是走在全国前面的。人事制度改革如果从一开始就能考虑到廉政问题的话，这对于反腐倡廉取得成效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从人事制度上预防腐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反腐败的方面。

虞崇胜：广州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很多事情它都做了第一，这个方面也应该要优先领先闯出一条路子来。现在应该有可能了，而我以为这种闯出来，一个方面是由于我们广州所倡导的新一轮解放思想，在这个问题上也应该能够解放思想。比如说从人性的角度来探讨，不失为理论突破的一个点。要继续解放思想，另外可能来说也要进一步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大或者加强制度建设，然后就是要加强惩处和教育。如果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应该说是能够把它做得更好一些。

（画外音）

    目前，腐败现象在一些部门和领域仍然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这要求纪检监察工作者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勤奋钻研业务，勇于攻坚，为推动反腐倡廉工作不断前进提供有力的保证。广州市纪检监察机关在下一步如何更好开展工作也有自己的设想。

苏志佳：总的来讲，整个反腐倡廉的建设，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们经常说的就是应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落实科学发展观，统领我们各项工作，也包括我们纪检监察工作。这里面当前对于整个工作来说，就是怎么样去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建立惩治和预防反腐败体系的工作规划，我们常常说就是实施纲要的五年工作规划。这个是整个反腐倡廉工作的带有纲领性的一项指导工作中的一个文件，里面整个反腐倡廉建设工作大体都涵盖了，里面有六个方面的大的工作。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做好惩处，还有制度，还有监督，还有纠风，还有改革，这六项大的工作。你刚才说到的制度建设是六项大的工作的其中之一，当然也是很关键的，制度建设是关键。我们制度建设，主要就是围绕怎么抓好建立教育制度，像广州市在教育方面，这些年进行了很多的探索。包括大学堂，羊城廉政大学堂，还有清廉羊城，还有廉政的信息平台，还有各种专题教育，比如纪律教育等等等等这些教育。制度化，还有就是在惩处腐败、惩处违纪违法方面的，实际上就是作为一种手段，反腐倡廉的一个重要手段，对违纪违法行为的案件进行严肃查处，在制度方面也要很明确的。还有就是围绕监督，监督是对各个部门正确行使权利的过程进行有效的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利是会产生问题、产生腐败的。所以在监督方面也要制度化。还有就是在纠正损害群众利益不正之风这个方面，对它的调查、纠正，查处也要规范。这样使到整个制度建设是一个网络，各个方面依规依法，各项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各项工作才可以不断地进步。所以制度建设方面我们还是继续去努力，当然总的来讲，制度建设是在整个惩防腐败体系过程当中，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画外音）

    三十年过去了，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信心。相信在广州市纪检机关以及各廉政研究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创新，广州市的纪检监察工作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把广州建设成为全省“首善之区”将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