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腾英：我开的第一辆车就是日本的王子，哇，那时候，那些车开起来觉得非常高兴。因为我们在部队开的是解放牌货车，你在这里开的车轻轻一踩油门，哇，就飞起来了。那种感觉是和现代人开一辆宝马，奔驰感觉差不多。可以说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没有我们全体中国人民的努力，还有我们广州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和所有的出租车驾驶员共同的努力，我们真的走不到今天，也看不到今天这样的繁荣。

（画外音）

    30年前，当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在世界范围内深入发展的时候，我们面临的是“文革”浩劫带来的经济濒临崩溃，政治濒临亡党亡国的严峻形势。1978年底，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我们党实现了建国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崔腾英：1973年进口了日本皇冠小轿车2600，这个是1983年进口的，这个皇冠小轿车，它的车牌

（画外音）

    崔腾英，一个从事的士30多年的老车骨了，在他来说，见证了改革开放整整30年出租车的发展变化。1969年，崔腾英在广州市第18中学就读高二，在那个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时代，他被选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成为全校可以参军的三个特别的学生之一。这一年，他18岁。

崔腾英：当时的历史条件，首先要家庭条件好，也就是说出身好，个人在学校的表现也要好，加上还要身体好。因为很多人去体检，一定要体检合格以后，才有条件来谈这些问题，然后再互相比较。最后高中一年级去一个，高中二年级去一个，高中三年级去一个，总共是三个名额。我个人在学校也是非常有幸的，能够穿上军装，实现了少年的梦想，能够去保家卫国，一直来讲都是很激动，很高兴。

（画外音）

    崔腾英在新兵连刚集训一个月，上级为了尽快参与援越抗美战争的运输工作，将他所在的汽车团调到湖南学习驾驶。同年7月，崔腾英驾驶课程毕业。毕业后，汽车团四处辗转。

崔腾英：周恩来总理，中央军委一个命令，又从山西大同直接坐火车，汽车也是一起，然后就到了凭祥，就是广西的凭祥。我在广西贫祥是住在一个叫上石的地方，这样每天的任务就是给越南那边运输那些战备物资、粮食之类的东西，当时就叫做援越抗美。

（画外音）

     1961年，越南战争打响。民间武装力量在北越领导人胡志明的支持下反对南越政府，美国则出兵帮助南越镇压。而就在一年前，中苏论战爆发。中国和苏联都需要在“国际共运”中树立自己的形象，都积极支持北越对南方进攻。粗略统计，中国给予了越南超过二百亿人民币的援助。汽车团就是中国为支援越南的战略部署所成立的。当时的越南战争已接近尾声，越南开始大规模反攻。到1971年，美军死亡人数已超过4万。于是美国开始大量使用B-52战略轰炸机对北越进行轰炸，使到运输工作非常危险。

崔腾英：一般去越南的话，就是白天睡觉，晚上就跑越南这条先线。因为从战争的角度来讲，晚上闭灯驾驶，车辆还要经过伪装，铺上了一层厚厚的伪装，那个就是防空的（伪装）。还有那个汽车大灯全部都不准开，只开一盏防空灯。所以就要有过硬的驾驶本领，还要经过专门的训练，才可以在越南这些崎岖不平的山路，在那些战备的公路才能够在那边搞运输，才能够保证安全不出事。比方说一些防空警报经常都会碰到，可能有飞机要来轰炸，或者其他的情形就要立即疏散。因为毕竟在我们这个运输线，车辆不能跟得太紧，车与车之间必须要保持不低于一百公尺的距离，但是也要大家互相照顾。

（画外音）

    1973年，崔腾英提前转业归来，在广州市汽车公司成为一名出租车司机。

崔腾英：讲到这里就要讲到我们广骏集团的前身广州市汽车公司。当时1972年由于外宾用车比较紧张，而且也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车辆不够用。因为当时的车辆也就两百来台左右，远远不够，这些事情就惊动了中央。当时周恩来总理就亲自在中央军委发一个调令，将这些前线的部队具有丰富的驾驶经验的（士兵），马上调令提前转业到汽车公司，当时汽车公司也进口了两百辆皇冠牌小轿车。我们是1973年1月就从部队转到广骏的前身，广州市汽车公司。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服务接待工作，从山沟到城市，从开军车到开小轿车，从拉货到载外商 载客人，整个观念都改变了。

（画外音）

    早在1956年，为了配合来年的广交会，从而使到各国外商行车方便，广州市汽车公司成立。由于各种原因，当时外商打的，其实很不方便。

崔腾英：一定要在站点经过调度，派车，才能去到你所要去的地方，而且中途还不能更改。比方说你从华侨大厦到动物园，这条线路规定是七公里。七十年代的时候汽车是分两种价格，甲种车，乙种车。甲种车是什么车呢，就是苏联伏尔加、日本皇冠，这些车叫甲种车，甲种车价格是四毛五一公里，三公里起步价是一块三毛五。从华侨大厦到动物园是七公里就是三块一毛五，然后去了动物园以后，它是有路线规定的，再由原来的路线空车回华侨大厦，然后再待命，再等待有没有下一个任务，有，继续做 ，没有也就是在那边聊天。当时接待的宾馆，广州宾馆负责接待日本客商，东方宾馆接待东西欧的客商，华侨大厦，人民大厦，就是现在的爱群大酒店，就专门接待港、澳、侨、知名人士。其它，南方大厦，新亚酒店，新华酒店，和平旅店，还有广东旅店，都是接待一般的港澳客商。但是还是不少的，因为基本上以港澳客商为主的。

（画外音）

     从某种程度上说，那个时代，出租车只是为外商服务，普通市民根本不会打的。

崔腾英：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父母亲他们的工资到了退休的时候也仅仅是四五十块钱，能够拿到五六十块钱的工资已经算很高了。这样的工资还要养一家人是不可能去坐的士。广州市民百姓在我七十年代从事出租车以来，他们坐出租车的机会可能一辈子只有一次，就是结婚的时候。结婚的时候才能（坐车） 还要认识人，不认识人还坐不到车。因为车辆很少，那时候大家都挤在节日、假日都挤在节日、假日的话，车辆又不够，所以必须要认识人，还要提早订了车，然后才能够很荣幸地。坐上出租车，当然坐上出租车，价格不是很贵，一般在市区，十块、八块就可以搞定。就是结婚用车一趟，因为四毛五一公里，就是跑二十公里才九块钱，市区也不大，因为我们是这样规定的，南面，要过了中山大学门口，也就是现在康乐服装市场，过了中山大学才收回空费，东面要过了杨箕村，北面要过了棠溪才开始收回空费，西面要过珠江大桥，也就是说到了中山八路以后才收。所以当时市民百姓坐车，真的只有结婚的时候才有这个机会，平时让他去坐，他怎么能坐，他坐公共汽车。一个月，月卡四块钱，随便坐了。坐车，能坐上出租车的，已经觉得很威风，觉得很了不起，可以回工厂回单位，大吹大擂一顿的了。

（画外音）

      只有在结婚的时候才可以用上的士，已成为一个标签插在那个时代老广州的记忆中。同时，让他们印象深刻的，就是结婚时要努力准备的“四转一响”了。

崔腾英：拥有一块手表，这是一个“转”，拥有自行车 ，这是一个“转”，拥有缝纫机也是一个“转”，还有就是拥有电风扇，这就是“四转”。一般市民百姓有钱都买不起，就是说有钱都没得买，买不到。因为物资非常缺乏，那么有钱买不到，还有没钱买不起，是这样的观念。这一“响”是什么“响”呢，收音机，当时这样一台我们广州出的南方牌，一台立个天线，一天就听那么一两个台已经非常好了，是令人很羡慕的事情了。现在的角度来讲，家庭进入了电脑化、彩色电视，那时候黑白都没有，想都不敢想。所以这个“四转一响”在我们新中国解放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前，“四转一响”都是衡量一个家庭或者一个人物资条件，可以说是最高的标准了。

（画外音）

    1978年 中国改革开放。

崔腾英：其实当时说了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万元户”。这样的理念对我们非常的陌生，其实我们当时就觉得改革开放了，怎么个开放呢，一开始对于我们来讲好像是很遥远又很陌生又不知道怎么回事，紧跟着就知道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可以用港币去买东西，买一些出口商品，当时的出口商品打上“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人心很向往这种商品。而这种商品在外面是觉得买不到的，因为买衣服要布票，吃饭要粮票，买猪肉要肉票，当时全部都是票，到那个交易会去买东西就不需要，我们当时精神就为之一振。我们开出租的，有时候可以收到一些港币或者是我们有些亲戚朋友回来可以换一些（港币），换不了多少因为没有什么钱，即使给你也没有钱去换。但是就可以去那里买东西就觉得很高兴，因为很便宜，免税嘛，而且外面买不到。这里可以买得到，这是我们刚刚开始所接触的。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便利，我想改革开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让我们百姓通过我们的劳动，通过和港商的合作和世界的接触，使我们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这就是我们刚刚开始所得到的一些改革开放初步的思想和观念，最原始的车牌号是这种，就是一个5字，后面就几个数字，后来就变成了15，15是代表广东，0字头是代表小轿车，凡是0字头的都是小轿车，01 02 03这样。到1973年我们来的时候，这个小轿车才排到067，也就是说几千个车号中间那些（号）也有很多是旧车，已经没有了。好像以前那些03我们那时候开的1503几几这些车，已经淘汰了。那些波兰的华沙，苏联的伏尔加，由于零配件的原因和车辆的原因，都已经推出了出租车的营运市场，这个就比较清楚了。这是瑞典的沃尔沃，新车来的时候是1984年，通过贸易的关系，我们公司进口了两百辆，在当时来讲很受港商的欢迎，因为这个车是名牌车，他们都知道沃尔沃。我们国内叫富豪，就是这个车了。非常的平稳，特别是跑长途，很多外商都要指定沃尔沃来坐，沃尔沃在当时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就在1978年的春季交易会，就发了一张小小的纸条贴在车上，叫做“告”，“告来宾书”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参加交易会的来宾和商人，可以在任何地点扬手停车，这是我们了解的初步的扬手即停的，最初最初的（意思）。那个计价器当时是手动的，还要上链的，那时跟港商合作还要用对讲机，对讲机和（计价）表是同时使用，对讲的总台就在流花宾馆车队调度室。

（画外音）

    八十年代，中国进入梦醒后的迷茫期，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愿意接触新鲜事物，市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

崔腾英：我觉得市民刚开始打的，开始的时候是改革开放的初期。我们广州有了音乐茶座，有了音乐茶座以后，有些年轻的情侣，他们听完歌以后，由于公共汽车9点钟就没有了，商场也9点钟关门了，他们没有自行车的，他们就可以打个的。几块钱嘛，我说的是有能力的哪些情侣，他们才开始有打的。

（画外音）

    生活的改善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的商业心理地觉醒，除了国营出租车公司以外，私营车队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各个街头，承包制在那个时候已经显得很成熟了。

崔腾英：当时很多公司的黄埔的 埔华的车队，我们影视公司的酒家车队，还有各个区劳动公司的车队。他们那些车也是实行得比较早，他们个体户在那个时候已经突显出来了。他们在那个时侯买台车很便宜，一万多几万，后来买一台也就8万多。但是他们一年两年就把那个车回来了，回来以后那个车就是你的，所以个体户在改革开放他们最受实惠的，就是广州市的出租车就像他们这些个体的车，掘了第一桶金都是在出租车上掘的。

（画外音）

    那个时候，出租车司机的收入丰厚，有人戏称他们就是先富起来的人。

崔腾英：当进入2000年以后，就非常普遍了。连小学生上学都打的士。所以这个变化我都一直在看，从贵族化到平民化，从不敢想象到家常便饭，这个改变是非常非常大的。没有改革开放，没有这么多的出租车的投入，市民百姓要像现在这么随便去打的，那是绝对办不到的。每每看见他们，人们总喜欢亲切地叫上一句“司机大佬”。改革开放对我最大的收益就是，我们同过自己的劳动实实在在地改善了我们的生活，改善了家庭的生活。那么从整个国内来讲，通过我们的双手，把来大陆经商的客人送到四面八方，为了改革开放我们也起到一个先行者的作用。一个桥梁的作用，一个铺路石的作用。可以讲，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没有我们全体中国人民的努力，还有我们广州这个改革开放前沿的地区，所有出租车驾驶员的他们共同的努力，我们真的走不到今天，也看不到今天的繁荣。但是我也很感慨，有很多跟我一起的司机，他们由于身体会其他的原因，他们也离去了我们，他们可能，他们可能看不到我们今天改革开放的成果，在这里祝愿他们走好。改革开放还要继续改革开放下去，特别是现在我们的胡锦涛主席提出的科学开放的观念，这是指引我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从一个新的路走向一条更伟大宽阔的道路。所以我们这一代人，这30年来走过的路程确实来讲是非常不容易的。

（画外音）

    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三十年来，我们的生活进入了一个稳步向上的进程，一切的美好都源于78年的那一次英明的决定。今天，打的早已不在新鲜，我们的从人们脸上阅读到的更多的是社会进步、生活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