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魅力外交家吴建民
（画外音）
他，22岁进入了外交界，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当过翻译。
吴建民：做翻译的好处是近距离，不是远距离观察。
（画外音）
作为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第一批常驻联合国工作人员之一，他亲历了新中国外交的破冰之旅。从外交部翻译室里的一名普通翻译员，到外交部发言人兼新闻司司长，到中国驻荷兰、瑞士、法国大使，他经历了中国四代领导人，见证了新中国外交成长的大半个历程。
吴建民：那时候毛主席对非洲很重视。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都对拉法兰讲，中国人有句话“患难见真情”。
（画外音）
他的博学与机智不仅成就了中国外交史上的一桩桩美事，也为他赢得了“魅力外交官”的称号。他便是本期《都市在线》嘉宾，国际著名外交家、前驻法大使——吴建民。
记者：您在很多次采访当中都会提到周恩来总理，他也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位外交官，他对您以后的外交生涯有什么影响？
吴建民：周恩来总理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外交之父，他的思想、他的言行影响着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外交官。我到美国去，他们能看得出来我们是不是外交部，他们能从外交部人员的言谈举止看出周恩来的身影。
记者：周恩来总理最大的魅力在哪？
吴建民：他是一个大国的总理，在人类历史上，大国总欺负小国。周总理他的魅力在什么地方？大小国一律平等，一视同仁。小国，不论你的国家多小，周总理见人家都非常尊重。1970年柬埔寨发生了政变。发生政变的时候，西哈努克亲王在莫斯科，在莫斯科访问完了之后到中国来访问。飞机到北京的时候，周恩来总理亲自去接。到了之后把他们送到钓鱼台国宾馆，周总理请他们吃饭。当时随行的西哈努克的亲眷都哭起来了，非常凄凄惨惨，那个情况整个气氛非常悲惨。我记得周恩来总理吃午饭的时候站起来讲了几句话：“今天上空的乌云不过是暂时的现象。对于西哈努克亲王作为柬埔寨国家的元首，中国是坚决承认的，我们支持你们。我相信乌云必将会过去，西哈努克亲王必将重返金边。”这个很不得了。当时就哭哭啼啼，听到周总理的话慢慢就安静下来了。周总理有那种政治家的高瞻远瞩，他跟人家谈话都很认真。他不像现在我们有些同志把外事工作当成一个包袱应付就完了，周总理从来不这样的。周总理见外宾一次事先都要做很多准备，甚至他的衣着。我们年轻的时候不知道，到人民大会堂看周总理，打个照面走了。干嘛去了？偷偷问。周总理在旁边刮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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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已事隔多年，周总理所做的每一件事，说的每一句话，吴建民依然记得清清清楚楚。细看眼前的吴建民，无论是外表的温文尔雅，还是谈吐中流露出的大将之风，都跟当年的周总理有着几分相似，而事实上周总理对吴建民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表面。
吴建民：特别是做翻译的好处就是近距离，不是远距离观察。我不知道你注意到这个现象没有，远距离观察跟近距离观察人是不一样的。就看他的表现，看周总理跟别人谈一些比较困难的问题是怎么谈的，周总理对对方提出的问题是怎样回答的，周总理在接待别人的时候是什么态度，这些都有很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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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周总理一样，吴建民的外交理念和他做人的理念一致，都是要以诚相待、将心比心，在困难中相互帮助。而正是这种君子之举，大将之风使他在国际外交舞台上聚集了无数的人气。正因有了这股人气，1998至2003年，吴建民担任驻法国大使期间把中法关系带到了前所未有的全新发展阶段。
记者：在您的外交生涯当中，法国的这段应该是最辉煌的，也是经常被媒体提起的这段，当时我记得在您离任的时候，希拉克总统还亲自为您颁授了勋章，这个意味着什么？
吴建民：给大使颁勋章，不是所有驻法国大使都能够得到勋章，首先反映法国对这个国家的重视，因为大使是国家元首的代表，给大使授勋本身就是对这个国家的一种肯定。所以在希拉克总统给我授勋的时候，我首先讲，你是给我的，也是给我们国家的，因为是对于中国的重视。授勋之前很正式的，一个军官托着勋章，他正式发表演说，然后我致答辞，相当隆重。然后我就跟他讲，他当然肯定了大使对于法中两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本身对你有这样一种肯定。因为我在任期间，中法关系由于中央的重视，中法关系往上走。
记者：但我也知道就是在您到法国之前，其实中法关系并不是那么好，到了以后，您是怎么去扭转这个局面？您当时采取的是什么样的外交策略？
吴建民：关系好不好，关键是看共同利益，有没有共同利益。我去了之后，上面交待一项任务，要把中法关系推上去。我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发现哪些领域有发展的余地，推中法关系上去。共同利益发展，关系肯定好，共同利益扩大，来往多了。首先元首这一层，对吧？国家元首、最高领导相互了解，很多事情就好办了，然后经济领域。我当时作为大使，经济工作花我60％的时间，为什么？因为中法经济互补，法国有它的长处，法国的长处正好是中国所急需的东西，有很大的发展余地。我去了极力促成中法之间在一些大项目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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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谋求共同利益的思路，在驻法短短四年任期内，吴建民策划了大量的活动，像“中法文化年”，中法互设文化中心，中法两国领导人互访彼此的故乡等活动至今仍然是外交界及中法两国人民的美谈。尤其是两国领导人互访彼此的故乡这一极富人情味的创举，不仅开创了外交史上的先河，也使中法关系进入到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记者：当时是怎么想到这个主意的？
吴建民：我到法国的时候，当时我的秘书，我有两个秘书，一个是管礼宾的，一个是跟我参加一些重要活动的，这个秘书叫刘海星，现在是（外交部）欧洲司副司长。他当时就跟我讲，大使，1997年希拉克总统访问中国的时候，一下飞机就讲起扬州。法国人讲扬州发音也不太清楚，开始他没搞清楚，杭州，扬州，弄不清楚。他以为是杭州，后来才弄明白是扬州，可见希拉克总统知道扬州是江泽民主席的故乡。我的这个秘书在法国国立行政学院学习过，他们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一条就是到地方实习，他就是到希拉克的故乡科雷兹省实习，他对那边的人很熟悉。他说，你看，希拉克总统一下飞机讲扬州，可能江泽民主席非常注意对等，他讲扬州，可能江泽民主席会问你科雷兹省的情况。大使，你是不是该去一下？我说好啊，我去。他一联系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受到很好的接待。省长把我们安排在官邸住，把我带到我住的房间，他说这个房间戴高乐在这里住过，希拉克总统在这里住过。那个房子都很老啦，家具也很老了，但是它有历史。然后我就问，我说希拉克总统有一个官邸在这，他私人的住宅我能不能去看一看？不行，不行，这是希拉克总统的私产，你不能去。它平常都有保护的，不能去，我的要求没被接受。后来因为他这两天都陪着我，我快走的时候，他说，大使，你这个要求我们后来也考虑了，你不能进去，但你可以从远处眺望，我就同意了。就是我在回巴黎的途中，那地方距离有一公里，在山上看那个古堡。哦，知道这叫碧蒂古堡，然后我就回到巴黎，这是1999年3月份的事。回到巴黎之后，我4月份要回国休假，回到巴黎之后我发现，我跟外交部打交道，跟总统府打交道，他们都用一种神秘的眼光看着我。吴大使最近去哪了？这个点子不错嘛，他们觉得我去他的故乡是给江泽民主席打前站。
记者：您先去视察一下？
吴建民：因为他们邀请江泽民主席，希拉克总统邀请江泽民主席1999年访法，这个时候国内对这个（访法）并没有答复，但是这个思想他给了我（信心）。完了之后给我一个很明确的意见，如果1999年江泽民主席访问希拉克总统的故乡，2000年希拉克总统回访的时候去扬州，这个信息很明确。我就把这个信息报回国内，没有答复，没有说YES或者NO。因为根本不提这个事情，我想这个事情怎么办？我当时就想正好1999年3月，江泽民主席访问瑞士，访问瑞士一项节目就是要看欧洲核子研究中心。这个地方有一个华人丁肇中教授在这里主持一个很大的实验项目，就去看丁肇中教授。这样的话要去法国境内，江泽民主席代表团就到法国境内。国家主席到法国来了，虽然不是正式访问，要进入法国领土，我作为驻法大使，我得到边界去迎接他。好，跟江泽民主席一起看了欧洲核子中心。江泽民主席见了很客气，跟我打招呼。但是他访问很忙，没有时间谈。我就跟江泽民主席的大秘书谈了这个事情。他说好啊，这个点子好，大秘书第一个反应是这个。他说要跟江泽民主席报告，好。我回到国内休假，原来在国内的安排当中没有安排江泽民主席1999年访问法国，没有这个安排。因为江泽民主席任内一般就访问一个国家一次，1994年他已经访问过（法国），没有第二次访问这个国家，没有这个安排，当时外交部没有这个安排。你是不是就不必再提这个事啦，那就是说1999年不一定行了。这个时候钱其琛副总理召见我，我跟外交部领导请示，我说钱其琛副总理召见，我是不是能够把法方的这个考虑跟钱其琛副总理报告一下，可以。跟钱其琛副总理见面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过程跟钱其琛副总理报告一下，钱其琛副总理说，行，你们写报告吧。这一关通过了。
记者：就因为一个美丽的误会？
吴建民：钱其琛副总理觉得可以，他觉得可以，就可以上报到江泽民主席那里去了。5月份江泽民主席召见，江泽民主席的特点，对驻外大使，特别是驻一些重要国家的大使，回来，他要一对一谈的。我去了就跟江泽民主席报告，江泽民主席说好啊，这个事情就促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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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就在吴建民离任前的几个月，由于“非典”的肆虐，许多国家和政府的领导人都被迫取消了对中国的原定访问，计划在中国举行的各种国际活动也纷纷异地举行。原本定于四月份访华的时任法国总理拉法兰也开始有了犹豫，但最后经过吴建民等多方的努力，最终还是坚持原定计划来到了中国，这一举动再次拉近了中法两国人民的心。
吴建民：怎么办？因为法国发布了禁令，说这个时候大家不要去中国，因为中国“非典”的情况也不是很明。那法国的总理要来，首先一个大问题，能不能安全？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个时候原定要来，你推动他要继续来，你什么理由能打动他，对吧？大使具有这个地位，能够跟他们的高层接触，能够把道理传上去。当时国内有这个意见之后，我就做外交部的工作，总理府的工作，总统府的工作。跟他们谈安全，我说你得相信中国人这一条，中国人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情。中国人克服困难的能力，大概其它国家的民族很少能够跟中国相媲美的，你得相信这一条。第二，我说，你们法国人敢为天下先。1964年（跟中国）建交，西方大国你们是第一家，这点中国人很念法国这样一个行动，很注意。中法关系，当时周总理讲一句话，同等优先。同样的产品，一个是法国的，一个是其它国家的，那法国的产品跟他们质量一样，我买法国的，那时候很注重你们的东西。我说，这时候很多国家推迟访问，但是法国要是敢为天下先的话，那中国人这个印象会继续，这个对将来中法关系的发展很有好处。他们这个听进去了，他们要报告，因为外交最终是法国总统希拉克决定的，所以之后慢慢一层层报上去。总统身边有个外交顾问，这个人很管事，我去找他谈。谈完之后，他又报告了希拉克总统。后来我再见他，他说，吴大使，没有任何问题，一定去，一定去。
记者：就是通过这番谈话，已经有了一定的信心了？
吴建民：就是，其实拉法兰去了之后也很开心。他到了（中国），到达的那个情景很有意思。2003年4月23日，我回到国内。一回到国内，我没有戴口罩。好多人跑来机场迎接我，吴大使，赶快戴口罩。然后从这个机场出来，冷冷清清，心里面挺凄凉的啊。一个偌大的北京城，街上没什么人啊，他们说比年三十晚上的人还少。但是25号拉法兰总理的车队来了，我去机场接他，长长的车队，那时在大街上走很引人注目的，法国人这个时候来了，还是不错。
记者：当时我们的接待队伍有没有戴口罩？
吴建民：没有。
记者：都没有戴口罩，那他看到这种情形，肯定放心了。
吴建民：没有。开始的时候，那时候国内有一条，见面不握手。温总理见拉法兰之前，中国人先在一起就一些情况汇报一下，我也去了。温总理一见大家就做这个姿态，我们就不握手啦。见了吴大使，吴大使就要破例，就握个手，很开心。拉法兰也会讲话，无论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都对拉法兰讲，说中国人有一句话“患难见真情”。
记者：现在的中法关系这个形势您怎么看？
吴建民：就像杨洁篪外长今年3月7号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时候讲的，他对中法关系今后的发展是有信心的。我认为他这个信心是有道理的，因为双方的共同利益还是主要的。你看中法关系经过艰苦的谈判，4月1号发表了新闻公报。新闻公报，不知道你注意看了没有？中法关系出问题，就是因为西藏问题。西藏问题不是人权问题，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是领土主权完整的问题，对吧？所以他们的新闻公报特别强调，法国不以任何形式支持“西藏独立”，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大问题，他们重申了。另外，胡锦涛主席4月1日在伦敦会见萨科齐总统，谈得蛮好。这意味着我们前一段政治僵冷的关系走向解冻，我们的关系正在恢复的过程当中。
（画外音）
他，22岁进入了外交界，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当过翻译。
吴建民：做翻译的好处是近距离，不是远距离观察。
（画外音）
作为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第一批常驻联合国工作人员之一，他亲历了新中国外交的破冰之旅，从外交部翻译室里的一名普通翻译员，到外交部发言人兼新闻司司长，到中国驻荷兰、瑞士、法国大使，他经历了中国四代领导人，见证了新中国外交成长的大半个历程。
吴建民：那时候毛主席对非洲很重视。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都对拉法兰讲，中国人一句话“患难见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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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博学与机智不仅成就了中国外交史上的一桩桩美事，也为他赢得了“魅力外交官”的称号。本期《都市在线》专访魅力外交家——吴建民正在播出......
记者：在我们外人看来，外交官通常都是一个全才，就像您一样，讲法语又那么流利，又比较熟悉各个国家的文化历史，而且您特别善于跟外国人沟通。另外您处理的每件事情都特别的完美，特别的好，那您的这种能力是怎么锻炼出来的？
吴建民：我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人的能力是慢慢找出来的，人从小到大，他的观察很多，读书、学习，然后看到人家怎么做。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很幸运，我在26岁的时候，26岁到32岁的这段时间跟周总理接触得比较多一点，看看周总理答问题是如何处理的。然后我在联合国前后干了13年，联合国是外交官的学校，全世界都把自己的优秀外交官派到联合国去。那里面大的场合，见了很多各国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在大会上的表现，安理会辩论，看看各国的表现，这个很有用。见过，中国人讲见识，很有道理。所以很多能力是经过见识，然后通过比较，中国人、外国人怎么做，我们的特长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发挥我们自己的特长，外国有什么好东西我们可以吸收过来，这个就是周恩来总理讲的，“活到老，学到老。”
（画外音）
西装革履，频频出席高级宴会，穿梭于各国政要之间。外交官，这个人人艳羡、无限风光的职业背后到底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本期《都市在线》，著名外交家、前驻法大使——吴建民为您讲述外交官风光背后的辛酸与无奈。
吴建民：外交官顾不了家，外交官要出去。那个时候我们要出去，我还算好，跟夫人一起出去，很多外交官就一个人出去。
记者：可是我知道当时您跟您夫人都不是在同一个国家当大使？
吴建民：是，是。那时候家里的孩子管不了，父母管不了，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我的夫人，她的父母去世，她都在国外，她很难过，怎么办？那时候也不是很方便。我也是，我妈妈去世，我在国内，我父亲去世，我在国外。那时2003年，正是最忙的时候，没有办法。你说我怕，我回去，这不行啊。
记者：当时就您父亲这个事情传来以后，您当时在做什么？
吴建民：当时是2003年，当时正赶上“非典”前后，然后胡锦涛主席正在酝酿要出席与八国集团的对话，6月1日，这个事情在酝酿的过程当中。而且2003年中法关系，还有拉法兰总理访华，这一系列的事情都是大事啊。
记者：都是在那段时间？
吴建民：都在那段时间，我不能够撂下来，我说我回去了，这不好出口。
记者：当时心里会不会觉得特别（难过）？
吴建民：那当然，这个是难免的，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对不对？
记者：通常您碰到这种没办法选择的情况下，被迫放弃一些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你都会用什么（方法）来疗伤？
吴建民：这种事情我想，我很幸运，我的家人，包括当年我的父母在世的时候，他们很理解。我父母说，你是干大事的，老人们没有任何要求，他理解。中国人传统讲的忠孝不能两全，外交官有的时候这个两全也很难很难兼顾，他们是理解的。像这种大事的时候，你当然得选择国家，你不能拍拍屁股走了，撂下工作跑掉了，那可不行。
记者：那您的父母跟您的孩子都是由谁来照顾？
吴建民：当时你看我们两个人都去美国的时候，孩子就送到上海去，由外公外婆来照顾。你看我是1971年去，1973年我回到上海，突然回去。那时候也不像现在，打个电话就知道了。那个时候就突然回去了，回去之后一到上海，在那个弄堂里面见我的女儿。你认得我是谁吗？她看着，说你是爸爸。因为她是小孩，外婆给她看我们的照片。
记者：只能靠照片的印象？
吴建民：完了之后我的夫人问她，你认得我是谁吗？有点不好意思，就是这样，孩子照顾不上来。不像现在，现在能把小孩一起带出去，那个时候不行。
记者：小孩有没有埋怨过你们？
吴建民：还好，都还是理解的。她知道，知道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她倒不像现在，那个时候对父母很多埋怨，应当如何，她倒没有。
记者：长大以后可能会懂事一点，会了解，但是小的时候，她会不会说嚷着要找爸爸妈妈这样的时候？
吴建民：那当然了。你看那个时候，我夫人把她送回上海，送回上海就坐飞机走，偷偷就走了。也不能像现在抱着小孩亲亲什么的，偷偷就走了，小孩找妈妈。
（画外音）
2003年6月，64岁的吴建民离开了其外交生涯的最后一站——巴黎。随后来到了中国外交学院，从一名外交官转身变成一院之长，为人师表，承担起了培养外交人才的重任。在此期间，他还连任了两届国际展览局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
记者：当院长跟当外交官哪一个您更喜欢？
吴建民：不同，外交我是干了一辈子，当院长我就干了五年。我认为这两种行业各有各的乐趣。为什么我现在愿意跟青年人接触？就是跟青年人接触，中国的事情，外国的事情一样，成事在人，败事在人，我们这些人有一点经历，有一点看法，跟青年人讲一讲，使得他们有些想法，我想可能对他们的成长还是有点好处。
（画外音）
2008年，离开外交学院的吴建民结束了人生最后的职业生涯，正式从外交部退休。原本可以享清福的他，脚步却没有因此而停下来。如今已是70岁高龄的他依然奔忙于各种社会事务当中。
记者：您一生当中一直在追求的是什么？
吴建民：追求我们这个国家更好一点。搞了外交之后，希望世界更好一点。中国的命运跟世界连在一起，所以对世界有利的事情，对中国有利的事情，我都希望多做一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