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嘉宾：陈汉元

　　本周主持：陈羽中

　　陈汉元，2004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评委会主席，1961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同年进中央电视台任编辑。

　　在过去的36年中，曾参与电视纪录片、电视剧创作，代表作品有《话说长江》、《话说运河》、《北京人在纽约》、《苍天在上》、《牵手》等。同时为《武则天》、《唐明皇》、《雷雨》等电视剧撰写主题歌。

　　现为中国视协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影视文学委员会副主任。

　　2004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在暖暖的冬日中结束。本报记者独家相约陈汉元，就纪录片的有关话题进行采访。都说冬天的背后是春天，在中国的电视娱乐大军中，纪录片尚属于阳春白雪的一种，陈汉元对我说，在纪录片市场还有些发育不良的情况下，广州却看中了这个冷门，这是令人欣慰的。于是我们期望着我们的纪录片能很快走向春天。陈汉元说，随着经济的发达，人们的文化水平随之提升，非虚构的节目将越来越受重视。

　　纪录片给人带来思考

　　记：这一次拿大奖的作品《幼儿园》，你认为它好在哪里？

　　陈：《幼儿园》这部湖北电视台选送的作品，拍的是小朋友的喜怒哀乐，小孩子有很多可爱的、令人发笑的地方，但他们也会议论，他们的话题出乎大人的想象力，有恋爱婚姻乃至战争社会，这些都是自然地等待记录，经过长期观察所拍摄的，里面拍到一个孩子打人，出手打人的孩子出手很快，还不解恨，还咬了人家一口，而被咬的孩子只是发愣，没有还手，也没有愤怒，只是觉得莫名其妙。这个纪录片讨论了这样的一个话题———是性本恶还是性本善？摄像机盯在这些孩子身上，评委们对该片都很赞许。

　　记：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今年是第二届了，你觉得比之去年它是否有进步？在国际上它的地位如何？

　　陈：一切谈起来还为之过早。它就像一个刚刚怀孕的妇女，孩子是否能够顺利生产，会不会难产，产下之后能不能茁壮成长，这都还是未知数。不过我觉得广州很有远见，经济越是发达，人们对文化的需求就会越高，非虚构的节目会越来越受重视，纪录片是高品位的，它会给观众带来苦恼和思考，娱乐片是让你受了一下刺激，然后就去睡觉。在经济尚未发达的时期，人们每天都疲于奔命，回到家很累看看娱乐片当消遣，但当大家都有更多空余时间了，会更爱纪录片这种节目。

　　记：作为中国唯一的专业性国际纪录片大会，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的举办有何意义？

　　陈：在纪录片市场还没有繁荣发展还有些发育不良的情况下，换作别人也许都不愿做这个拓展的情况下，广州市政府和广州电视台却看准了这个冷门，我觉得这是值得欣慰的。其实在上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各地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播放的都是非娱乐节目，但后来到了上世纪80年代，娱乐节目开始占据黄金时段，而社会教养节目被放到了后面，一直到现在，这是令我苦恼的事情。

　　我在上世纪60年代就做过《话说长江》，那时候它以轻松抒情被观众喜爱，收视奇高。但现在我眼看着自己从事一辈子的节目样式怎么就萎缩了，电视台的节目安排部门把它赶到角落里去，甚至被遗忘，他们也是有苦衷的，因为现在绝大多数观众都认为，电视节目就是娱乐。

　　纪录片不容设计但应好看

　　记：美国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波兹曼认为，这是一个电视娱乐的时代，任何事情，包括新闻政治宗教教育到了电视上都成为了娱乐的工具，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你认为电视纪录片在这种娱乐的时代，能够多大程度地体现真实与严肃？

　　陈：其实不是搞电视的人通常对娱乐有误解。娱乐就是故事化，尽可能地发掘故事，一切都用讲故事的形式去吸引人。

　　事实上，有些故事本身就很精彩。现在有种做法，就是记录的整个事件是真的，故事却请人来表演，我从来都是反对这种情景再现的。我认为纪录片就是记录一段有声有色的历史，但历史是不能被虚构的，我坚决地反对拍纪录片要去设计，正如你所说，越好看的同时就越带有欺骗性。

　　记：你的这种原则或喜好会带到这次大会的评审中吗？

　　陈：这次大会很少出现以假乱真的作品。以前有些作品是特意的，事先有布置的，比如新娘子出嫁时你把机器藏在人家新房子之类，虽然说当今这越发成为一种世界潮流了，但真正严肃的纪录片应该捍卫———真人真事，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再过500年也不需要甄别。但100％客观也不可能。我们所说的客观是时空中的事件、人物被记录下来，外在形容和时空流程都是真的，但现在国际上出现的还有一种应称为专题片。

　　我觉得纪录片开始只是有一个比较模糊的意念和概念，在制作剪辑过程中主题和意念才慢慢清晰，即主题和意念是最后形成的；专题片是先有主题意念再去寻找材料，按照观点进行解构。从观众角度讲，纪录片是把观点隐藏在荧屏后面，给人更多思考和想象空间，专题片就是把话给挑明了。但两者都是有话要说，结果就是纪录片的命运跟电视剧的命运是一样的———分好看与不好看两种。好看的纪录片就能生存，受到大家喜爱。

　　记：现在的纪录片比起当年《话说长江》，是不是技巧上会进步许多？

　　陈：是这样，但是《话说长江》现在拿出来还是好看。当时是作为爱国主义教材来拍摄的，但在荧屏前一概不许提出爱国主义的话，要把说教隐藏在字里行间。《话说长江》的成功，得到了那么多观众的喜爱，在于它强调潜移默化，在于它的幽默感。

　　记：现在的纪录片要想创下当年《话说长江》的收视纪录，简直是不可能。除了现在娱乐方式的多样化之外，你觉得纪录片是否应该拍得更有趣些，更让人爱看？像《DISCOVER》在中国收视就不错。

　　陈：是。现在有的纪录片过分地强调原生态，比如一个孩子走过一段路，在这段路上他经过猪粪、人粪、牛粪、羊粪，你统统记录下来行吗？不行。近乎自然地表达，缺乏提炼是不行的。

　　反映主流人群，拓展海外市场

　　记：今年纪录片大会的主题是少年儿童的故事，你看完片子后有何感想？

　　陈：我们8个评委，有6个外国人，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域和国家，有各自的价值和审美习惯，但有一点是几乎吻合的，那就是儿童需要爱。

　　记：这份呼唤应该怎样在更大范围内影响到观众，纪录片的社会功能如何实现？

　　陈：有赖于电视台和各大企业能将纪录片的播出时间往前挪，纪录片的播放应有更好的时间。我们不能清高，不能自闭，不能自我欣赏。最终要让文化水平和收入不高，或者理想也不高的人都喜欢，让绝大多数的人都喜欢，纪录片的市场没法不好。

　　另外，中国纪录片要想更好发展，应该把眼光放开，走向世界，了解外国观众想看中国什么东西。他们不仅想看阴暗面，我们应提供中国人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有些什么苦恼欢乐，碰到困难怎么解决。

　　记：本次大会首设交易环节，你认为交易对纪录片重要吗？

　　陈：这是互相沟通，了解市场的一种手段，是一种互相需要，虽然做不到像金融市场那么科学。我们了解到的需求是———外国的有良知的机构都希望我们的纪录片能够反映中国主流人群的普遍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