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个商人的世界500强梦想　　

　　2004年8月26日，全国工商联公开发布“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

　　根据工商联的数据，今年符合“上规模”标准、自愿参加调研的民企共2268家。这2268家企业总计13851.6亿元总资产，5431.3亿元净资产，2003年度共实现营业收入15225.4亿元，净利润758.5亿元；其中500强民企9258.7亿元总资产、3591.7亿元净资产，实现营业收入10767亿元、净利润507.3亿元。

　　市场人士以此测算，“上规模”民企资产负债率约60％，净资产收益率为13.96％；500强民企资产负债率约61％，净资产收益率为14.124％。60％左右的负债率略微偏高，但14％的净资产收益率，却比同期沪深1300多家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约7.4％，高出近1倍。

　　特别是，“上规模”民企去年纳税691.8亿元，其中500强纳税478.5亿元，平均每家民企纳税近1亿元。

　　但这些上榜的民营企业家当然不会满足于此，因为他们还有更远更大的梦想。

　　第一个十年（1984－1994）　轮廓逐渐清晰

　　1984年的牟其中非常彷徨。此时，他人生中的第二场牢狱之灾刚刚结束。

　　从事商品经济获罪一年半，对于此时的他而言，有关中国该往何处去的思考显得颇为滑稽，他已无路径可以选择。

　　与他同时代的英雄是马胜利，这位石家庄一家造纸厂的老板在厂里面打出了“厂长马胜利”的横幅，但和牟其中不同的是，马有着一顶国有企业的红帽子。

　　于是，当牟其中为了几笔私下的买卖惴惴不安时，马胜利则成了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在一篇文章中说，民营企业是原先在计划经济下被排斥在资源之外的一批人进入资源和体制内一批人退出体制的产物。这是一批相对解放了的生产力。今后，这种具有效率优势的人群还将继续参与中国的资源配置，继续与国有企业争夺资源和社会福利。

　　无论如何，对其形态的模糊定义给了民营企业一个非常大的生长空间，他们究竟是什么属性———在解放生产力的大背景下，没有人会过多考虑。

　　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就有什么样的中国民营企业。事实上，第一代民营企业家正是在这个模糊的情况下逐渐走入公众视野。

　　第一类民营企业家，往往出身于干部或国有部门，更多的还是共产党员。

　　譬如浙江横店的徐文荣、杭州萧山的鲁冠球、中国泛海公司的卢志强，早年都是地方干部和共产党员，但所经营的企业由于改制和时代的变化，慢慢地都变成非国有企业。他们的企业在产权上往往都带有模糊性，既不归国家所有，也不归企业老板个人所有。

　　但从企业形式上看，这些企业都是无限公司，既然是无限公司，那么所有者只有老板一人，所有的职工可以说都是给老板干活的打工者。在产权没有量化清楚之前，这类企业的产权就由老板来代表。

　　而在这种模糊的状态下，牟其中成了时代英雄：1989年，牟用国内大量轻工产品，从前苏联换回4架图—154民航机。

　　1995年2月，美《福布斯》杂志将牟列入1994年全球富豪龙虎榜，位居中国大陆富豪第4位。

　　有学者将牟其中的神话般崛起称之为民营经济轮廓逐渐清晰化的缩影。亦就是在这个阶段，有关民营企业的定位正在悄然发生转变———产权的清晰化成为国外媒体判断一个企业是否是民营企业的标准之一。

　　从这个角度看，虽然牟其中的南德集团在后来出现了很多问题，但在当时的国外媒体看来，这是一个典型的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而其代表着民营经济融入市场化大潮的方向。

　　此时，东方集团的张宏伟正在为他的建筑生意四处奔波，而搜狐的张朝阳则还在学校吃着盒饭琢磨着怎么干掉赢海威。

　　第二个十年（1994－2004）　民营精神重塑

　　1997年，会计师出身的英国人胡润带着他的助手跑了中国23个省市自治区，查阅了100多份报纸杂志，然后推出了第一份中国富豪排行榜。

　　有人评论说，虽然为中国富豪排名的实际意义还远不如它的象征意义，但排行榜中民营企业的成长和变迁则反映了我国制度创新的巨大成就。

　　但是有一点不能否认，在以个人财富为衡量指标的中国民营企业梳理过程中，胡润为民众打开了一扇曾经隐讳并且封闭多时的门：财富路径，以及民营经济的发展脉络。

　　在回顾这个脉络时，不难发现，中国最早的一批私营企业家便脱胎跑单帮，他们大都是一批胆大的人或是被社会所遗弃的人，诸如牟其中。

　　而当时的市场环境诞生了很多暴发户，但现在这部分人中有大部分已经出局。现在的私营企业家队伍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一些人所总结的那样：20世纪80年代斗胆，胆子越大发财越多；90年代斗勇，谁有勇气下海谁发财就越多；到了21世纪则需要斗智，知本时代的标志就是斗智。

　　由于这种产权意识的模糊性，有些民营企业通过权力来转移资本是非常容易的，他们的资本往往带着与生俱来的“原罪”胎记。这就形成了中国民营经济十分复杂的双重性格，既有独立不羁和积极创新的一面，也有与权力勾结、非法牟利的一面。

　　更重要的是，胡润的排行榜让中国富翁们的财产大曝于天下，强制公众用审视的目光评价富翁们的财产来源。很多富翁由此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每个人都想拥有更多的财富，但是只有拥有合法所得的财富才是成功的标志，更能得到社会的尊敬。

　　这种思路转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之为中国民营经济回归主流的一个象征。

　　而在政治层面，通过这个财富路径可以看出，中国的民营经济经历了最初不被政府允许到慢慢接受，再到鼓励发展的过程。

　　最直接的证据来自宪法的三次修改。第一次修宪，民营经济由不被允许到允许发展，一跃而成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第二次修宪开始承认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第三次修宪则在组成部分前加了“重要”二字，公有制仍然是主体。

　　在目前的形势下，中国民营经济正在通过资本的优势回归主流。（本报记者　杨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