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意欲主导长江上游金融市场，显然无法绕开成都，重庆的金融梦能否实现还得看成都的脸色。

　　夕阳西下，雾气从江面升起，将沿畔的吊脚楼遮掩，望也望不透，摸也摸不着——在大多数国人的记忆里，纤夫、码头、山高、水长，无疑是对重庆最好的写照。

　　号子唱彻了三千年，江风也吹拂了三千年，重庆却要从这千年的历史中向外突围了。

　　重庆希望打造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从而打破在西部已经正在形成的金融三足鼎立局面，超越西安和成都。

　　但是与重庆的宏伟蓝图不相对应的是：直辖七年，要员三更，与直辖市地位不相匹配的经济总量、对金融支持的相对匮乏，从而导致重庆的突围梦想难圆。

　　历史之争

　　新中国建立后，重庆作为我国的特大城市之一，一直是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内河口岸，在我国中西部经济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重庆依然向四川省提供了超过1/2的GDP。

　　然而与此同时，成都的金融业开始崭露头角。在成都“红庙子”一带形成了股民聚集的地下交易市场，并在1992年下半年至1993年上半年达到巅峰，交易非上市公司的股票和股权品种多达70余种，股民最多达到8万人/天，日成交金额达千万元以上。就在短短的10年时间里，重庆的战略地位渐渐被成都取代，成都成了没有名分的西部金融中心。

　　1996年9月，根据中央的决策，重庆市代管了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12月20日，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2700余代表投票， 2403人赞成，重庆直辖。

　　1997年之前，重庆作为计划单列市，属四川管辖。作为当时四川省最大的纳税城市、工业基地，重庆每年向国家上缴大量的税金。但是无论从政治资源还是经济资源来说，四川省都有意向省会成都倾斜，整个四川省的金融机构的分支也几乎集中在成都。

　　2004年1月7日，成都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发布《上海与成都经济发展战略比较》，不仅将成都与上海相提并论，更出现了这样的字眼：“成都要当仁不让地建设成西部金融中心”……

　　坊间曾有“‘剥削’重庆，支持成都”的说法，这成了成渝之争开始的表象——这样的矛盾直到重庆直辖后，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却有愈发激烈之势。

　　曾一度出现这样一些有趣的事情：在距成都仅仅400公里的重庆，一些烟摊上可以卖云南烟、上海烟、湖南烟，但是就不能卖成都烟；成都的蓝剑啤酒在重庆的餐馆推销，不止一次地和重庆山城啤酒的推销员发生冲突，酿成流血事件；足球队来重庆踢球，球迷势必发生冲突，被戏称为“川渝大战”……

　　重庆成了中国第四个直辖市后，成都喊出了中国第四城的口号。

　　1999年，重庆GDP达到1488亿，成都GDP为1190亿，重庆超过了成都。此时，在重庆市有些政府官员的口中，已将“矛头”直接对准了成都背后的四川省，成渝之争演变成川渝之争。

　　据了解，目前重庆的人均贷款是1200块，而成都是600块。重庆的投资增长速度为30%以上，实际上2003年是60%，2004年是40%。按照每年1500亿—1800亿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到10年就会超过整个四川。

　　成都却不会买重庆的账。四川部分媒体也开始这样定义成都——西部金融中心。与之配套的理由之一：央行下设的5个大区支行，其中一个设在成都——人民银行四川分行，其职责覆盖整个西南：除了重庆以外，云贵川藏的所有金融机构。考虑到重庆直辖的因素，央行在重庆设立了营管部，行政上和四川分行平级，但对西南其他城市金融机构没有管理权限。

　　大区支行对于地方经济的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亦是一个地方成为区域金融中心的标志。从央行的机构设置思路来看，成都更能辐射整个西南，更能掌控全局。

　　成都又站在了重庆的前面。

　　无论成渝之争还是川渝之争，其本质并没有发生改变，区域竞争的激烈可见一斑。但专家认为，成都是西部金融中心的命题还为时尚早，真正意义上的西部金融中心还没出现，重庆、西安均是成都的强有力的对手。

　　重庆还有机会。但是无论是打造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还是商贸中心，重庆都无法回避成都。

　　艰难前行

　　1997年6月，原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张德邻、在四川省政府任职的蒲海清分别当选为直辖后重庆的第一任书记、市长。是时，为了展示来自中央的支持，一个名为“来渝博士生服务团”空降重庆，39名来自共青团中央、中国社科院等单位博士成了重庆的“官”。

　　一切都像要大干一场的样子。这从后来荣事达老总的一句话中可见端倪：“一个从市民到市长都如此渴求发展的城市，必将成为未来内陆城市发展的样板。”

　　其实，蒲海清与重庆渊源匪浅，曾在重钢集团工作过17年，在1985年就从该公司总经理位置上调离重庆。再次“回归”重庆，蒲海清的心情并不是那么轻松。

　　早在1994年，江泽民总书记在重庆视察时曾题词：要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是时重庆市政府如此考虑：要建成商贸中心、金融中心和科技信息中心，建设成为通讯枢纽、交通枢纽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只有建成这几个中心，才能在长江上游发挥带动作用。

　　这样的勃勃雄心带动了几乎所有重庆的民间力量，招商引资首度成为重庆的热门话题，在重庆的出租车上，你随时能听到司机说这样一句口头禅：你发财，我发展。加之中央政策的倾斜，1997年，重庆实际利用外资比1996年增长103％，外商直接投资增加85%，外贸出口总额增长30%。

　　外资的大量投入，有力地推动了重庆汽车、摩托车、电子等行业的发展，形成了两车(汽车、摩托车)制造及零部件配套企业400家的汽车工业体系，使这一产业成为重庆的第一支柱产业，与上海、一汽、二汽并列全国汽车工业四强。重庆成为当年全国外商投资增长最快的五个省市之一。深处内陆的重庆第一次站到了明星城市深圳之前。

　　一年之后，重庆GDP达到1375亿元，增长11.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4%，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73.9亿元，增长15.3%。

　　虽然重庆打开了局面，但好景不长。1999年，“来渝博士生服务团”也差不多走了一半。多年以后，在重庆市民的回忆中，对这一时期修建的广场，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全国最大的商业步行广场——解放碑中心购物广场印象特别深刻。它与造型如一艘扬帆起航的大船的朝天门码头，一时成为“新重庆”的象征。

　　2002年，重庆GDP突破2000亿，地方财政突破150亿，成为重庆经济发展一个里程碑，比直辖前翻了一番。

　　其间，重庆金融也开始步上正轨，颇有代表性的事件是西南证券的成立。1999年12月23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在重庆市原四家证券经营机构基础上，经资产重组和增资扩股组建成立全国性证券公司——西南证券；1999年12月28日，西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挂牌开业。但目前西南证券的情况并不很妙，陷入了大量的诉讼之中。

　　王鸿举市长说：“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我们什么错误都可以犯，就是不能犯丧失机遇的错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王鸿举很务实。”重庆市金融界一位人士评论说。

　　2003年，除了金融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以外，重庆GDP达到2250.11亿元，比2002年同期增长11.4%，居全国第16位，重庆市农业和工业的增长速度均达到直辖以来的最高点。第二产业拉动经济增长6.9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拉动经济增长5.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拉动经济增长3.8个百分点，第一产业拉动经济增长0.7个百分点。

　　在王鸿举的《2004年重庆市政府工作报告》中，一共用了28个“加快”。

　　在重庆市政府中，除了王鸿举本人曾担任上届政府金融口的分管市长，黄奇帆常务副市长、周慕冰也尤为引人注目。直到2004年6月，坊间传闻：王鸿举要调离重庆；2004年11月，坊间再度传闻，黄奇帆也要调离重庆担当证监会主席……

　　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曾担任上海市副市长，重庆金融维新的发起人，在重庆市民众中口碑颇佳；重庆分管金融的副市长——周慕冰，被誉为中国少有的对金融有深刻理解的金融博士市长。

　　特别是原上海分管金融的副市长黄奇帆来到重庆之后，先是分管财政金融，后提升至常务副市长，对重庆金融的提升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黄奇帆一到重庆，就对金融市场给予了积极的关注，并迅速成立了资产重组办公室，其初衷是为重庆已经上市的公司的资本重组、购并提供支持和服务。2004年5月，资产重组办公室正式更名为重庆市金融办公室，主导重庆市商业银行的增资扩股、农村信用联社的改制(从2003年开始，被列为全国首批八个省市区信用联社改制)。

　　这些措施对重庆欲成为长江上的金融中心有很好的促进作用。（记者 周季钢 何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