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月２４日开始的中印之间首次副部长级“战略性对话”，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这种关注不仅因为中印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尚待解决，更可能是“战略性”这个标签。

　　其实中印之间“安全对话”一直在进行。此次对话上升到战略高度，似乎意味两国关系的内容开始具有指导性、全局性和长期性，彼此更加重视对方。同时，双方会谈涉及诸如能源合作、反恐合作、军备裁减和联合国改革等“全球性”的话题，这表明两国关系的视角产生了某种程度的质变：从“南亚框架中的中印关系”发展到“世界舞台上的中印关系”。如果视野仅仅局限在南亚，往往更多看到中印的竞争和历史恩怨；但若将视野拓展至世界舞台，两国合作的前景就海阔天空。经过冷战后１０多年的进展和挫折，中印关系迎来大盘点并为未来关系定调的时候。换个角度讲，战略性对话是经过两国多年的摸索和积淀达成的，并非突发奇想而是水到渠成。

　　印度与中国进行“战略性对话”的背景是印度国家实力观完善和不同政党对华政策趋同的结果。综合国力的上升给印度带来一种从容，印度领导人多次强调其经济实力是国际地位的保障。如果继续与邻国没完没了的敌对和怨恨，则会分散执政精英的精力，“敲打邻居”不会得到任何好处。与中国提升对话层次，反映了印度周边政策的一种调整。

　　近期，虽然印度国内不同政党的政见存在分歧，但在对华政策方面却出现难得的趋同：坦诚接触，合作优先。印度对周边的判断是：“印度及其所有邻居都是发展中国家，优先考虑的问题都是改善民生。共同的边界以及共同的命运把大家绑在一起。政府将把加强与邻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视为最大的优先。”对于中印关系，印方主张“用政治视野和务实方法来解决边界问题”，同时“两国的经济关系正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前进”。目前的执政联盟基本上保持瓦杰帕伊政府后期对华改善关系的热情，这种连续性至少让两国关系免遭“学习曲线”的困扰。印度国内不同势力在对华政策价值取向上的基本一致，构成两国战略对话所需的有利舆论环境。

　　与印度进行“战略性”对话，暗含中国对印度大国地位的一种确认。无论是在过去、现在抑或可预见的将来，印度无疑都是南亚的主导力量。成就强国、大国的伟业是一国的基本权利，印度的大国梦并无太多值得诟病之处。印度的国土面积占世界第七、人口世界第二，它还扼守着诸多亚太国家的海上航线尤其是油路。其历史和文化遗产也是亚洲社会文化基础的源头之一。国土、人力资源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构成印度大国地位的物质支撑，而其大国资本的“软资源”则来自其历史和文化。健康发展的中印关系离不开中方对印度的准确定位。

　　中国的对印政策从属于中国的周边政策。《２００４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首次系统、正式地概括中国周边政策：“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奉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 周边政策要服务于国家大战略，即“充分利用２１世纪头２０年的战略机遇期，集中力量建设全面的小康社会，使中国在本世纪中叶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就是“统筹各渠道、各层次、各领域的对外交往，形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的整体合力”。作为中国的第二大近邻，印度对中国周边安全有重大的影响：这不仅来自印度本身，也来自印度与第三国的关系。提升与印度对话的层次，就是承认并重视这种影响的表现。

　　冷战后１０多年中印两国的综合国力都有显著的提升，两国的交往也催生出一些领域内的竞争。这种竞争需要有经常性、高级别的磋商加以协调，以免出现分裂性的争执。诚如中国古语所云，“博弈之交不终日，势力之交不终年。惟道义之交，可以终身。”而所谓的国家关系中的“道义”，就是一种开诚布公的接触、合作与协调。作为曾经敌对的近邻，中印开诚布公、心平气和地讨论两国战略性问题，这对南亚地区乃至整个亚洲无疑是利好消息。（蓝建学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