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银联、发卡行、收单行三方而言，需要讨论的就是两件事情，一是向消费者收取尽可能多的费用，二是内部利益分配关系的理顺。在三方就利益均分问题达成共识后，看似一度沉寂的跨行查询收费最终以最高费用面世，而消费者则只有照单掏钱的份了。”

　　表面上的偃旗息鼓其实是要更大规模的卷土重来，跨行查询收费正体现了这种高超“军事作战技巧”。一度被迫延期的银联跨行查询收费一事出现了质的突破，交通银行正式宣布将于6月起正式收取该费用，而经过一再修改，最终确定的收费总额为0.3元。

　　银行跨行查询收费额提法始于今年年初，其后又曾出现过4月1日和5月8日两个版本。历经四次时间规划和三次收费标准变动，最终才得以实施，足以说明此项收费之困难。而直接制约此项收费变为现实的因素就是银行卡消费者的强烈反对。据《新快报》委托零点公司的调查显示，67.1%的广州市民认为对银联卡跨行查询收取手续费属“不合理”收费（4月10日《新快报》）。那么一度难产的收费，最终能够顺利诞生，而且是超重量诞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银行卡收费的问题，涉及四个当事方：中国银联、发卡行、收单行和消费者。表面看来四个当事方关系错综复杂，利益不一，因此有可能导致在收费问题上形成一个较为均衡的博弈结果。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前三方其实存在着紧密的利益纽带关系，真正被孤立的只有消费者一方。

　　事实上，2002年3月成立的中国银联，其股东就是80多家国内金融机构。工、农、中、建、交五大银行无一缺席，招商、中信等股份制银行也占据了相当的股份。这样，无论是发卡行还是收单行，只要是内资银行，都同银行卡收费的主体———中国银联之间存在着双重纽带关系：既是银联的客户也是银联的股东。这就意味着银联通过扩大收费而获取的盈利可以通过分红方式返还给各个商业银行。既然如此，只要扩大收费就能够使得相关三方获益，何乐而不为呢？因此对于三方而言，需要讨论的就是两件事情，一是向消费者收取尽可能多的费用，二是内部利益分配关系的理顺。

　　由此，在银联、发卡行、收单行三方就利益均分问题达成共识后，看似一度沉寂的跨行查询收费最终以最高费用面世，而消费者则只有照单掏钱的份了。

　　事实上，纵观消费者对于跨行查询收费的态度，我们发现，消费者并非一味的拒绝，与前述67.1%的广州市民反对的态度对应的是，共有52.9％的广州市民认为在必须收费的情况下，收费标准应不超过0.2元/次。可见，如果说消费者对于收费行为出现反感，属于自然的第一反应的话，那么理性告诉消费者，如果必须收费，你需要告诉我合理的价格。在市场经济中，较多买方和较多卖方构成的竞争性市场是能够自然形成合理的价格，对此消费者不会有任何质疑。但是，对于以银联为主体，包括国内银行在内的银行卡收费利益团体而言，根本无法实现这样的合理价格。

　　不仅如此，其实银联从诞生伊始就绝非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盈利性企业，它担负着实现金融高速公路建设，也就是降低经济活动交易成本的社会使命，对此银联总裁万建华也曾明确表示，“银联开展业务不可能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要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而正是基于银联的外部社会效益，当初在发起组建该公司时就人为地选择了独家垄断的形式，但是这种垄断形式是为了谋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而不是为了形成与消费者对立的利益团体。而这样的利益团体提供的单方面价格，确实难以让消费者信服。

　　对于70％消费者一致反对的收费项目，商家敢于推出吗？如果答案是肯定，那么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讲，这个商家不是一般的商家，而对于不一般的商家，同样需要不一般的规制和监管。（马红漫  上海经济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