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本报刊登知名教育人士信力建先生《放权解开锁链，推进广东民办教育》一文引发热议。本报为此邀请教育界专家学者，就广东教育思想大解放各抒己见。
摈弃政府办学的传统思路
袁征（华南师范大学教科院博士生导师、教授）：现在广东在讨论解放思想。在讨论中，大家发现广东好些方面的发展相对落后，例如教育发展不够快、工业缺乏新技术、环境污染程度较高，等等。教育是好些问题的关键，教育办好了，环境问题、产品核心技术等问题都会得到改进。
说到发展教育，可能就会有人想要政府增加公立学校的经费，多办一些学校。这是传统的思路，不是解放思想的态度。人民在教育方面有两个基本权利，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受教育权，这个是国际公认的人权。但是另外一个权利是过去注意不够的，学者研究也很少，那就是人民的办学权。在所有文明国家，宪法都保护人民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办学是结社行为，讲授是言论表达，所以人民有办学的权利。
有些人说让私立学校跟公立学校竞争。在一般情况下，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公立学校是政府办的，政府可以集中一个地区以至全国的大量资源，因此私立机构无法跟公立机构竞争。政府如果大办企业，私人企业就会受到挤压。同样，要是公立学校大规模发展，就很可能会挤压私立学校，所以合理的安排是政府将教育经费用“教育券”之类的办法分给人民，并尊重和保护私人办学的权利，在私人学校无法提供充足的服务时，政府才办学。
私人机构一般遵循经济规律。如果经济条件不合适，就可能缺乏私立学校。假设一个山区只有三个孩子，私人恐怕就不会到那里投资办学。这时候政府就要用经济补贴等办法，鼓励私人办学。如果还不行，那么为了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政府就要去办学。
那就是说，私立学校优先，政府办学作为补充，而不是反过来。这是唯一合理的安排，不然的话大家试一试，看看还有什么办法既能够保护人民的受教育权，又不损害人民的办学权？把人民投资办学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广东的教育就会出现新的局面，不但规模会迅速扩大，而且会出现跟其他地区不同的特色。
仅有书记思想解放还不够
王红（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从内心来说，对汪洋书记的号召，感到很兴奋，因为我觉得广东实际上是个保守的地方，尤其是在教育领域更加严重。
我曾经通过广东省民盟向政协提交提案等途径，提出各种有关教育改革的建议。比如广东省广州市义务教育免费的问题，我们分别通过省政协与市政协向上面提出提案，建议从农村开始试点、普及完全免费的义务教育，并且还仔细算了一笔账。但是令人非常恼火的是，得到的答复唱同一个调子：第一点是说广东没有普九免费的经济实力；第二点却又说，只要国家给政策我们立马就做。这显然是相互矛盾的，没有经济实力是借口，没有魄力才是真正的原因。
过了一年左右，中央真的下来了政策，普九要免费，先从农村开始。这一下广东马上又旗帜鲜明地打出了旗号：“我们广东要率先做好农村义务教育免费工作。”
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出来广东教育是有多么的保守，只要没有上面的政策，你就什么都不能做了。就是在这里等着政策下来这边再做。当时我们算了一笔账，如果真的把义务教育全免费这笔费用折算下，按照2001年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人数计算，增拨的经费只占2001年固定资产投资的0.84%，占地方一般财政预算收入的2.5%。也就是说，仅用相当小的一个比例就可以把这件事做好。
实际上，广东教育不仅从相对定位，从绝对发展水平来说，它也是落后的，无论从投入，从受教育人口的素质水平的体现，都是比较落后的。广东对教育的总体投入水平在全国的排序也就是在17-20位之间，包括《教育法》中所讲的“三个增长”的指标也基本上是不达标的。
汪洋书记的解放思想，我觉得是非常的迫切和及时。问题的关键是怎么样去落实解放思想的号召。要大家思想上彻彻底底的解放，而不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这种解放。解放思想不仅是书记有这种思想就好了，它要有制度的体现，应该有一些制度上的突破创新。
教育官僚化还不如产业化
王永江（永博明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听了两位老师的讲话，我来谈谈我的看法。广东的教育行政管理是非常保守的。主要表现在：教育管理越来越行政化、官僚化，而偏离了专业化；教育大众化，而忽略了精英教育；政府就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对民办教育是“叶公好龙”。
现在教育管理好像越来越行政化了，与其让它行政化、官僚化，还不如让它产业化。产业化这个词去年教育部把它一棍子打死了，所有的脏水都往它身上泼，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对于民办教育应该允许赢利，澳大利亚的教育产业是该国的第三大出口产业，是国家的支柱产业。我们的公办教育投入不是少了，而是没投入到关键的地方去，效率很差，我们珠三角的校园很多都建设得非常漂亮，非常豪华，但学校却并无特色，就是“镀金的拖拉机”，而教师的待遇却并没有太大提高。
还有一个现象我一直没有闹明白，放眼全国，广东没有名师名校长，广东虽然经济发达，吸引了全国很多优秀的校长、老师的到来，全部是精英，到了广东之后呢，就全都销声匿迹了。按道理来讲，全国的教育精英集中到广东，广东教育发展的质量应该很快凸显出来，但是广东没有，一点没有，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凤凰变成乌鸡”。
究其原因还是体制有问题，汪洋书记带来的解放思想理念，是大快人心。只要贯彻这个理念，广东就能再创辉煌，如果不能落到实处，我觉得广东的优势就不可能得到发挥，因为行政管理毕竟是相对保守的。
民办教育评价应当民间化
王永江：关于广东民办教育。什么是民办教育，民办教育应当如何界定？我曾参与过民办教育的几次讨论，民办教育很可惜，被认为是民办学校。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认为民办教育不仅仅是指民办学校，教育的评价机构也应当民间化。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那么民办教育不可能有很大的提高，中国教育也不可能有很大改变。
一方面，我们现在提倡要“办老百姓满意的教育”，但主办者有没有问过老百姓？老百姓满不满意？另一方面教研机构、教研室的权力却非常大，一个教研员往往就掌握了整个片区的老师职业的生死大权，语文老师按语文教研员说的办，数学老师按数学教研员说的办，不这么办你就完蛋，因为期中期末考试是我出题，你就过不了关。还有职称等等是我掌握了话语权。国外没有这个机构，我们应该把权力还给学校或民办科研机构。这个问题我感觉如果要思想解放，应该拿到桌面上去。
适龄儿童不能入学是丑闻
袁征：最近省长讲要加强教育经费投入，还只是说让有本地户口的孩子得到免费的义务教育。广东的建设需要大量的外来劳动力，包括外来的专业人员和外来的工人。他们都为广东的发展做贡献，而且往往比本地户籍的国有企业工人贡献更大，不解决他们子女的就学问题是没有道理的。
受教育权是基本人权，适龄儿童不能入学，这在文明国家是丑闻。我们的研究发现私立学校的办学成本比公立学校低得多，所以如果政府把经费给私立学校，只要付出较少的资金就可以解决广东教育的容量问题。
另外，公立学校由政府统一管理，基本制度由全体人民民主决定，因而它们的运作比较一致。这是公立学校本身的性质决定的，所以公立学校办不出很多花样来。美国学者指出，公立学校不是你想要它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而私立学校是办学者要它怎么样就可以怎样的。私人学校可以进行很多公立学校不能进行的改革，可以办出公立学校没有的特色。如果尊重人民的办学权，广东不但可以迅速扩大教育容量，而且可以实现教育多样化。
公平对待民办教育 把选择权归还学生
王红：我最近到一些民办学校做了很多次调研，尤其是一些外来工的子弟学校，大家几乎都是众口一辞说我们也不希望政府给好多钱，政府可能目前也给不了多少钱，政府只要不来干扰就好了。
这反映了什么问题？就是政府在管理，在政策上面给他们设置了太多的障碍。这些障碍你看起来可能没有什么是错误的，但是事实上它限制了这个事物的发展。
通常说，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它是一种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来做，但是政府来做的话，从学理上来说，要区分生产和提供两个不同的方面。
所谓生产，就是产品由谁生产出来，所谓提供就是谁来埋单的问题。政府的公共责任主要体现在埋单的方面。即便是完全的公共产品，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采取私人生产、公共提供。教育是准公共产品，完全可以私人生产、公共提供。通过一些私立的民间机构，把产品生产出来。然后呢，政府来为有权享受该产品的人埋单就好了。
最典型的就是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的教育券制度，这种制度是政府责任和市场竞争相结合的形式。
当然，即便在美国教育券也没有在所有的州推行，没有这样做实际上也是因为很多保守势力的阻拦。因为这样做会侵害既得利益者，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是公立学校系统。我在美国留学期间走访了很多的学校，真正反对教育券制度的都是公立学校的老师和校长。
实际上，我国目前的民办教育还处于一种边缘的地位，总是把它作为一种公立教育的补充，这样一种角色，实际上是很不公平的对待。如果是真正公平对待的话，应该给它提供一种比较公平的环境，能够通过它的充分、自主发展，来促进它和公立学校之间的竞争，这样的话，也可以给学生更多的选择权。
因此，如果说要真正解放思想的话，那我想应该可以更彻底一点，你真正给人选择权，给消费者选择权。那么让消费者有选择权，通过选择来促进竞争，通过竞争来提升质量，那我觉得这就真的是做到很彻底了。
投钱给外来工学校 广东应当作出表率
王永江：外来工子弟就是要政府来投钱！不全部投也至少投一部分，广东应该做个表率。我们一般官员的理由是，外来人员是外省的，国家把钱投给了他们省，我广东干嘛要背这个包袱，为别人做嫁衣？
另外，假设我在天河工作，为天河做了贡献，但是住在白云区，若小孩教育由白云负担，那么白云天河也因此相互扯皮。外来工在这里流血流汗，政府应当重视这个问题，由省市牵头协商各级政府承担办法，或按照人头给钱，类似教育券制度。
王红：据我了解，广东省曾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给广州市2000万元用于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在各区拿到经费后分配经费时各区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某些区只有少数几间外来工子弟学校拿到补贴，更多的补贴给了招收外来工子弟的公立学校；某些区则全部发给外来工子弟学校，如白云区把所得的300万转移支付款分别发给了所辖的30间外来工子弟学校。
当我们谈到政府对外来工子弟的财政责任时应该考虑到各级政府的责任分工的问题，资助外来人口子女教育的财政责任究竟应该在谁的头上？
我的观点是，应该更多强调上级政府的责任，完全或主要让基层政府负责是不合理的。海珠、白云、天河三区因处在城乡结合部、生活成本低因而外来工居住相对集中，但这些外来工居住在当地却未必在当地工作，他们工作多在城区，主要的经济贡献也在城区，所以如果让居住地政府在不能保证自身利益的情况下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的确是不痛快。在这个问题，上级政府要更勇于承担责任，要考虑到地方政府的利益，不能相互扯皮推诿，最起码要认真研究建立起一个合理的财政分担机制，否则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
袁征：关于广东外来工子弟的教育问题我再说两点。第一，受教育权是人权，不管权利的拥有者有没有做出经济贡献，地方政府都要加以保护。例如生存权是人权，外国人路过广东，没有广东户口，地方政府也要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
第二，现在实行分税制，中央政府和省政府从地方拿走了很多钱。其中大量是外来工创造的价值。到2006年，中央关于外来工子弟受教育安排是基本合理的。但是规定以流入地为主，中央不出钱，那就不对了。实行分税制以后，中央从地方拿走了60%以上的税。中央政府和省政府都从外来工劳动那里得到了税收，都应该为外来工子弟上学提供资金。
我们知道东莞外来工很多，如果中央和省政府不支持，东莞要解决外来工子弟的入学就很困难。广东的条件很好，如果政府真正解放思想，广东一定会有新的飞跃。记者 孟非客 杜宝仪 实习生 王炳晖
(编辑： 空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