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去年以来营造了强大的社会舆论环境，组织了有效的政府追讨行动，拟订了具体的清欠时间表，还是难以抹掉农民工脸上的伤心泪水？熊德明大姐烦了。

　　这位曾因一句大实话引发一场“讨薪风暴”、而后又被迫进城打工的重庆农妇，在成名一年后的今天，忍不住再说了句大实话：因为来寻求她帮助追讨薪金的农民工朋友至少1000多位，自感有心无力，故而只想辞工回家乡“养好自己的猪”。

　　不要指责熊大姐“觉悟低”———如果这般重大的责任想由一介农妇来担当，本身就是社会的尴尬。

　　事实上，“讨薪风暴”一度令大面积欠薪现象得以改善，但又至年末，恶意欠薪事件屡屡翻版地现身于今年的媒体上，“民工跳楼讨薪”等种种以生命为赌注的无奈之举一次次在不同地方上演———这样似曾相识的新闻，连媒体与公众都有一种熊大姐似的“烦”，而“烦”的后面，则是更沉重的心情。

　　一方面，前清后欠的滚动式拖欠现象相当严重；另一方面，一些欠薪民工求助无门，只得把希望系在了熊大姐们的身上。面对这种现象，笔者不禁纳闷：为什么去年以来营造了强大的社会舆论环境，建立了灵敏的欠薪预警机制和严厉的问责机制，组织了有效的政府追讨行动，拟订了具体的清欠时间表，却还是难以抹掉不少农民工脸上的伤心泪水？

　　此时此际，也许更该反思：在农民工欠薪问题里，是不是还有一些“病根”需要通过其他手段来解决？

　　比如，欠薪原因。

　　从媒体披露的情况看，在一些欠薪恶性事件中，包工头与农民工是最直接、最严重的利益冲突方。包工头当然负有重要责任，但似乎又不仅仅是包工头的问题，几乎所有事件中，都涉及了“欠薪链”———由业主、承包方、分包方、施工方等组成的一根“链”，这就有“三角债”问题，有劳动关系的协调、劳动工资制度的完善以及劳动工资决定方式等一系列问题。此“链”不解，由行政力量推动的“讨薪风暴”解得了一时，却绝难维持长久。

　　又如，解决的“正道”。

　　农民工外出打工，是为企业工作。这是一种劳资关系。从已有的各式各样的维权法律、法规来看，应不需要通过行政力量达成。遗憾的是，执行这些法律时，力度不够，执法不严，由此也导致了一些企业对劳动保障规定极度漠视的现象。正是这种“渠道畅而难通”，使农民工只能转而寻求政府帮助、媒体呼吁，甚至求助熊德明这样的“代言人”。可是，说到底，即使有了这些强力援助，也往往是“赢了官司丢了工作”。

　　还有，谁才是解决欠薪的主体。

　　事实上，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工资的确定，以及最终是否实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劳动者一方有要价能力或者谈判能力。政府只能是设法帮助他们拥有能力，包括鼓励他们组建工会，进行法律援助，而不可能越俎代庖。

　　可能还有其他“病因”。套用一句话：依照目前我国的实际管理模式，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欠薪问题，没有政府的强力出手，是万万不能的；但仅靠行政力量，也是万万不够的。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再次批示“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仍需高度重视”，国务院明确要求“明年春节前务必全部清欠完”。行政干预这个工具可谓用到了极致，综合治理、彻底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是时候了。(吴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