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宫、颐和园、八达岭长城等六大景点的大幅涨价牵动了许多人的神经，在媒体对“想怎么涨？为何要涨？涨多少合适？收入增加后怎么用？”的层层追问中，涨价背后的利益机制也渐渐被剥离出来。“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是通过市场化来实现的吗？许多人的追问也让我思考应该怎样来算涨价这笔账。(本报12月1日16版）

　　旅游资源，在经济学的意义上来讲，是一种公共产品，它不仅仅是某一个单位或者说北京市的“私有财产”，它是中国的，乃至是世界的自然、文化资源。作为供给社会的公共产品，旅游参观点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特征，就是本身存在着“独此一家”的垄断性和外部效应。稍微有点经济常识的人都明白，这是一个市场失灵的范畴，是无法单纯地用市场来调节的。现在我们反过来要通过涨价这道杠杆来“市场化”，假如一旦失去控制，无疑将使得景点被滥用，到那时，自然、文化遗产将不是被保护而是被彻底破坏。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了反映供给能力和居民的消费水平，减轻国家的财政压力，对旅游资源进行适当的价格调节，这本来是合情合理的。可是，在这个调价方案中，我们看到的是成倍，甚至两倍、三倍的上涨。这种价格考虑到居民的心理承受力了吗？是否掂量了一下更多的外地来京旅游消费者的钱包？这些年来，我们国家一直都有这么一个特点，一旦资源变得稀缺了，就喊着要涨价，市场好像变成了一个万能的工具，可以调节一切。却不知市场的局限性往往使得市场经济变成了一种坏的市场经济。

　　这也让我联想起了这两年水、电等资源的涨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在参加国家资源报告编写过程中曾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广东省自来水公司在水资源涨价举行听证会的时候，有人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广东省自来水公司前年还赚钱，而去年就开始亏损了？广东自来水公司答不出来。实际上他们涨价搞了一个双挂钩，就是自来水公司可以按涨价后的营业额提一定的百分比变成工资。有了这种利益机制，企业当然喜欢涨价。现在来看北京六大景点的涨价，他们所给出的理由是：体现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弥补保护资金缺口，限制超负荷的参观客流。这都是有可推敲之处的。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是靠货币来表现的吗？资金到底存大多大的缺口，需要涨这么高的价吗？以涨价这种制度设计能限制“参观客流”吗？从广东省自来水公司的涨价中我们也应该有所启示，公众有理由质疑这六大景点背后存在的利益机制。

　　市场经济也有好坏之分，当市场变成了个别利益群体牟利的工具，这在本质上来讲，就是一种特权经济，一种坏的市场经济。自然、文化等旅游资源“独一无二”的垄断性给了这种坏的市场经济以可乘之机。我们必须明白，自然、文化遗产资源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资源，远远超越了狭隘的经济价值。现在对于这些自然、文化遗产，不仅仅是北京，全国上下都似乎存在着一种危险倾向，以为这可以与一般资源一样用等同于“拍卖”的方式来追求利润最大化。将政府对遗产的资源管理又混同于政府与一般国有企业的关系，企图通过市场定价来阻止资源的流失和浪费，这是重大的概念混淆。(彭兴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