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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1979年卫生部提出“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原本是为了打破医院沉闷的“衙门”气，让国家的医疗资源充分得以盘活，让医务人员“动起来”，同时也为了摆脱计划经济体制下公立医院负担过重和普通老百姓享受医疗服务不公平的问题。但没想到却无意间吹响了中国医疗改革的号角，中国上万家医院也迈开了市场化的大步子。
医院除了国家的投入，还要在市场化的进程中，以贷款等方式自筹资金发展医院，盖病房、扩大病床、买设备，解决医疗资源短缺的问题，钱从哪里来？既然国家只给政策不给钱，那自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巨大的牟利冲动下，医院开始向病人伸手，从医疗服务、药品加成里收取，这不可避免地把成本转嫁给了老百姓。按照官方说法，这两部分收入占到医院收入的九成。
医院的积极性得到释放之后，医院的效率、卫生总量持续增长，1985年全国县及县以上医院病床使用率为87.9%，并一直维持到上世纪90年代初。而在农村，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大批农村卫生室承包给乡村医生经营，据1988年统计，村或群众集体办的村医疗点占35.7%，个体办的村医疗点占45.8%。这一过程中，财政对卫生的投入，在整个比重中开始逐步减少。统计显示，1980年，政府卫生投入占卫生总费用的1/3，到1990年降为1/4。
所以至今很多公立医院觉得收费高的理由很充分：你政府不掏钱，我医院又要发展，那只能从老百姓口袋里掏。“政府投入不足，说话的底气也不硬啊。医院的公益性淡薄了，老百姓因为看病贵叫苦不迭。”曾经分管医改的原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如是喟叹。
追述了这一过程，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过去我们的医疗保障水平较低的年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似乎不明显，反而到了医疗保障水平较高的今天，我们感到看不起病了呢？岂不怪哉？
专家们给出的答复是，其一，今天我们享受到的医疗技术、医疗服务较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伴随着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看病价格随着CPI上涨几十倍不足为奇。其二，过去“看病不难，看病不贵”确切地说应该是“看小病不难，看小病不贵”，今天我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程度和重视程度显著提高，“头疼发烧都上医院”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与过去“头疼发烧，阿司匹林一包”相去甚远。这种高需求和精需求，使得医疗服务价格水涨船高。其三，过去吃“大锅饭”时代，医疗费用由单位支付，随着机构职能的转变，现在看病要自己掏腰包了，所以每一个子都要问个明白。
“医疗改革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就算西方发达国家也没有一个完美的良方。难在两点：一是涉及到多个部门之间的利益纠葛；二是中国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农村和城市发展也不平衡，很难拿出一个公平的方案。”很多官员和专家都表达出这种观点。
事实上，30年间中国的医改一直在进行艰难的探索，从江苏宿迁“卖光公立医院”的市场化激进改革，到江西婺源的农村合作医疗，再到珠海的“大病统筹救助，中病进入保险，小病治疗免费”，中国医改需要的，是一个解决13亿人看病难的系统性方案。今天，站在医改30年的十字路口，我们或许可以清醒地意识到：非黑即白的简单否定和肯定，对于中国医改这一“疑难杂症”而言，恐怕都过于轻率，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智慧和勇气之外，也许还需要足够的时间。
事实上，我们自己也能感受到，30年间中国在解决老百姓的基本医疗保障方面一直是在“一路小跑”。伴随着官员和专家们对医改讨论和认识的深入，一个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医改方案呼之欲出。
即将出台的医改方案也已经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病有所医”的美好图景：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包括比较完善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比较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比较规范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比较科学的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新医改的“毛坯”有了，曙光出现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我们党“执政为民”的理念指引下，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为期不远了。让13亿人全部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这一世界奇迹也一定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