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在中国的抗战历史中，有一支特殊的部队立下了辉煌战绩。这支孤悬华南敌后的抗日武装——在长达8年的抗战中，得不到来自党中央的直接支援，困难时期甚至连一部电台都没有，仅靠收音机来收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消息。这就是英雄的东江纵队。

　　就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中，东江纵队独立发展壮大为拥有11000多人的抗日武装力量，其开辟的华南敌后战场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1945年，朱德同志在“七大”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中将东江纵队、琼崖纵队与八路军、新四军并称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夏天，我们沿着东江纵队当年战斗过的路线，体验在炮火纷飞的岁月里广东军民的豪情和壮烈。

　　命令侵粤日军就地投降

　　东纵是留在广东坚持敌后斗争的少数中国武装

　　东江纵队的前身华南抗日游击总队主要活动于惠州一带，当地也是研究东江纵队的重镇。2003年底，罗浮山下新建起一座“东江纵队纪念馆”。

　　东江纵队纪念馆展厅里有一个牺牲烈士的名单长幅，上面镌刻着5508个烈士的姓名。馆长熊茂昌介绍，经常有老战士拿着战友名单来核对，如果有缺漏或者写错的都要求纪念馆改过来。甚至有人专程从香港赶来，看到当年战友的名字，一次又一次地擦拭眼泪，泣不成声，令在场所有人为之动容。

　　“东江纵队可以说是白手起家，是在曾生、林平、王作尧、杨康华等主要领导带领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惠州市委党史办何主任言语中透着豪情。

　　何主任告诉我们，八年抗战，几经整编，终于发展成为11000多人的抗日武装力量。据战后统计，东江纵队先后作战1400多次，毙伤日、伪军6000多人，牵制了日军两个半旅团的兵力。

　　在纪念馆内，记者意外地见到了当年朱德总司令给冈村宁次的命令的影印件：“在广东的日军由你指定广东的代表至华南抗日纵队东莞地区，接受曾生将军的命令。”熊茂昌告诉我们，当年，东江纵队就是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华南抗日纵队司令”的名义，给日本南支派遣军最高指挥官田中久一发出命令，令其就地投降。这是对东江纵队孤悬敌后、八年抗战的成就的最大肯定。

　　抗战胜利后，东江纵队主力北撤山东解放区，后扩大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编入三野作战序列。

　　“书生扛枪”、“小鬼善战”

　　一个个英勇的战斗故事至今在东江畔口口相传

　　育英楼原本只是一幢普通的客家民居，青砖灰瓦白墙，坐落在惠州市淡水镇，毗邻叶挺将军的故居。当年，东江纵队的前身——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就曾把指挥部设在这幢两层小楼里。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当年修葺育英楼时，工人就曾在瓦檐下发现当年游击队员埋藏的步枪子弹。

　　翻阅楼里的资料，我们发现，东江纵队早期领导人如曾生、王作尧等都是大学生，许多人参加过声援“一二·九”运动的学生游行。队伍中留学生也比比皆是，高、初中生更是一抓一大把，无怪乎东江纵队老战士一直以“书生扛枪”为自豪。

　　“小鬼善战”也是东江纵队的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一笔。如今依然有很多战斗故事在民间口口相传：以一当百光荣殉国的东江纵队五少年英雄、威震港九的短枪队队长刘黑仔，后来成为海军战斗英雄的“老虎仔”林文虎、都是在民间广为传颂的传奇人物。

　　“省港大营救”轰动全国

　　茅盾称其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广东是侨乡，历史上就有下南洋的风俗，抗战爆发后，许多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纷纷通过募捐、义演、义卖、献金等方式支援敌后抗日武装。

　　据不完全统计，共有1500多名华侨子弟和港澳青年先后回来投身抗战，如大名鼎鼎的文森队、吉隆坡队等都是以华侨原住地命名。其中的许多人后来在东江纵队里担任了重要指挥员，如泰国华侨钟若潮后来担任大队政委，牺牲时新婚才三天。

　　“可以这么说，南洋和港澳是广东抗战的粮仓和弹药库。”东江纵队联谊会负责人感慨地说，与海外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华南敌后抗日武装可以在香港沦陷后随即成立港九大队，渗透在香港、九龙一带。

　　八十多岁的杨庆、陈瑞夫妇当年是港九大队的战友，二老每每回忆起那段岁月就少有地兴奋。这支精干的队伍炸毁日军启德机场、活捉日本南支派遣军高级特务头子东条正之，一时间把港九地区变成了日军眼中的“治安之癌”。

　　这支队伍真正为世人所知的，是他们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从日本人眼皮底下的香港营救出八百多名爱国民主人士，其中包括何香凝、柳亚子、胡蝶等各界精英，以及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夫人。

　　“省港大营救”轰动全国，被茅盾称为“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除此之外，港九大队将上百名国际人士安全护送到大后方，还救护美军飞行员8人，开辟了著名的“飞行员安全通道”。其中美空军克尔上尉遭数千敌人三个星期的搜捕，被东江纵队成功救出，这一传奇故事甚至被列入美军十四航空队的教材。

　　阳光投射在东江纵队纪念馆大厅内，映衬着《东江纵队之歌》的巨幅影印件——“我们是广东人民的游击队，我们是八路军、新四军的兄弟……”

　　就在我们结束采访之际，几位白发苍苍的老战士充满激情地唱响了当年的旋律。

　　踏访

　　美籍华人10多年前给本报写信，建议设东纵纪念馆，如今已成现实

　　30万人罗浮山下“追”英雄

　　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掀起了“东纵热”，到博罗罗浮山参观东纵纪念馆缅怀先烈的人络绎不绝。馆长兴奋地告诉我们：“纪念馆成立一年多，参观人数已达30多万。这些天，观众更多，每天超千人。”

　　读者来信促建纪念馆

　　说来有点巧，东纵纪念馆与南方日报还有一段渊源。

　　1992年10月6日，《南方日报》刊登了旅美华人连文山的来信。连文山本是东莞人，少时目睹了东纵战士英勇杀敌和牺牲的情景，多少年都挥之不去。他在信中建议，“让昔日牺牲在东江地区的革命烈士有一个安息的处所，让他们像高耸的纪念碑那样重新昂起被砍去的头颅，注视着他们的后辈走向更加幸福的明天吧。”

　　这封来信刊出后，产生强烈反响，正在酝酿建设的东纵纪念馆得以推进，有关方面立刻开展各项工作。

　　东纵的老战士们行动起来，发动募捐，积极筹款。老战士刘彪在老战士座谈会上当场就捐了3000元。回家后，召开家庭会议，全家老少16人共捐了10500元。据统计，近百名东纵老战士为建馆捐款、筹款210多万元，广东、香港、北京等地社会各界为东江纵队纪念馆建设捐资近1000万元。

　　在省委、省政府和各级党政机关的支持下，东纵纪念馆在当年东纵司令部旧址罗浮山建成，于2003年12月1日正式开放。

　　难得文物：报社人员假扮僧人护印刷机

　　在东纵纪念馆的史迹陈列展览厅内，有一部近一吨重的印刷机，曾为东江纵队印《前进报》，现为国家二级文物。

　　该机原是《博罗日报》社的。1941年，该报社长、进步人士陈洁通过多方募资购得这部日本制造的印刷机。1944年，《博罗日报》停印。为避免印刷机落在日寇手中，陈洁等人将机器埋藏在农民陈锦青家里。几个月后，东纵领导机关迁徙到罗浮山，陈洁将印刷机的埋藏点告诉了东纵部队。于是，10多名战士，突破敌人重重封锁线，硬是用扁担将印刷机抬到罗浮山朝元洞，交给东纵的《前进报》社使用。

　　1945年9月，东纵北撤，不好带这部机器走，只好再次将其拆散埋在朝元洞附近。报社工作人员廖荣因腿受伤不能跟大队迁移，就以僧人身份隐居在朝元洞，负责保护印刷机。

　　解放后，这台机器运往惠阳印刷厂继续使用，一直用到1978年，才被文物部门收回收藏。县博物馆后来将印刷机献给东纵纪念馆。

　　在东纵纪念馆，这样的文物还有近百件，都是老战士们慷慨捐献的。

　　东纵历史研究会即将成立

　　提起东纵，原惠州市水利局局长、市东纵老战士联谊会会长黄靖眼睛分外有神：“作为会长，我有三个心愿，”黄靖说：“一是成立东纵、边纵的惠州老战士联谊会，二是建立东纵纪念馆，这两个现在都已经实现了。只剩下第三个愿望，就是成立一个东江文化、‘两纵’历史研究会。”

　　据了解，研究会的成立申请已经得到惠州社科和民政部门的批准，估计今年底可以正式成立。　

　　讲述

　　曾生第二子追忆父亲抗战事迹

　　卖掉十亩祖田养兵抗日

　　“当年父亲就是卖掉家里十亩田，养起部队抗日的！”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61岁的曾德平久久凝视着父亲英姿飒爽的老照片，自豪地追忆。

　　作为孤悬敌后、浴血抗战的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将军的形象往往是很严肃的。而在二儿子曾德平的眼中，父亲也一直保持着军人本色。

　　临危领命：“东江是我老家，让我去！”

　　“父亲在中大读书时就是‘学生头’，那时候经常逃课搞救亡运动，有时老师点名，就让我妈妈代喊‘到’！”曾德平说，父亲1910年出生在惠阳县坪山乡，原名叫曾振声，从小随着当海员的祖父飘洋过海，在澳大利亚念中学后，回国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

　　“一二·九”运动时，曾生担任广州市学生抗敌联合会主席，带领过万名学生游行示威，砸烂了消极抗日的省教育厅，令“南天王”陈济棠大为震怒下令通缉，曾生一个晚上要换几个宿舍睡觉，后来只得跑到香港“避风头”。他在“日本皇后号”邮轮上当听电铃的“走钟仔”，筹办“余闲乐社”组织爱国海员，宣传抗日募捐钱物。

　　1938年底日军在大亚湾登陆，中央决定派人到东江敌后建立根据地。当时廖承志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他就把曾生和另一个同志吴有恒叫去开会。

　　“当时两个人都争着去，后来父亲说，‘东江是我老家，让我去’！”

　　党组织最后决定派曾生带60多人分批回乡，在坪山成立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开辟敌后战场。

　　烽火悲情：路边弃女，六十载难聚首

　　“那时条件很困难，中央只给了几百块钱、两把手枪，人员、粮饷都要自己解决。”曾德平说，以前听奶奶回忆，为了解决给养和购置武装，父亲毅然献出家中余粮，还把爷爷当海员辛苦积下的十亩田卖掉。这事一时传为佳话，当时有很多热血青年抛家从戎，在大家的苦心经营下，坪山有了“小延安”的美称。

　　令曾德平一生难忘的是，1945年东纵北撤时，身为司令员的曾生以身作则，把女儿送人，让60多岁的老母带儿子赴港避难，还有一个女儿实在送不走，就只好放在路边的篮子里，搁几块饼干，幸亏遇到了好心人收养。“直到去年，我们一家才和妹妹相认，分别六十年了啊！可惜父亲已经看不到了，这是战争年代很多家庭共同的无奈……”（记者 胡键 陈枫 段功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