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达平的事迹在《广州日报》曾被多次报道。
读者来稿
我的成长史自述
苦闷小学徒躲在蚊帐里开始写作
20世纪70年代初，仅读过初一的我，经过两年的学工、学农、学军，就算高中毕业了，分配到广州氮肥厂做学徒。工友们一下班就打扑克，输了就罚钻桌底、夹耳朵，有时还去附近的农田钓青蛙，偷那里的葱、姜回宿舍一起煮来吃。开始我也是这样混日子，可时间一长，就觉得没意思。
1977年恢复了高考，我又怀着搏一搏的心情，捧着一叠课本进考场（当年允许的）参加中文专业的考试，谁知第一天数学就考砸了，走出考场就觉得有点天旋地转，终于又落榜了。此刻，迷惘、苦恼的我不断自问：我应该怎么走下去呢？后来我听说外国有几位少年，他们多次勇敢地潜进海底，细心观察珊瑚的生长变化情况，写出很有价值的学术论文，获得了有关科研机构的奖励。我从中得到启示：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都是很有限的。学习，就应该选好突破口，深入地钻下去，并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只有这样，才能有所成就。那么，我应该选什么为突破口呢？
大约在1980年初夏，我偶然从《参考消息》中看到一篇关于外国城市研究的文章。我产生了联想：我国的城市也有什么值得探索的呢？我如果选中国城市研究这个课题合适吗？我订出了一个关于中国城市的起源、演变与经济、技术、文化的关系，城市现状和未来展望的研究提纲。
当时我是一位三班倒的操作工，不管是下白班还是上夜班，只要一有空闲，我就钻进自己蚊帐小天地，摆上用一长两短木板特制而成的小桌子进行写作。我的枕头旁边必定放着本子和笔，一有灵感，哪怕是半夜，都爬起身立即记录下来。可以说，那段日子我对城市研究真的有点痴迷了，一边吃饭一边琢磨，一边走路一边推敲，好像陷入了热恋。
我一开始遇到的难题就是资料缺乏。那时候，我从图书馆、旧书摊、朋友家等找来大量的书籍报刊，一边有目的地看书学习，一边有选择地收集资料，然后再归类整理、分析研究。经过近四个月的钻研，我写出了约一万字的《中国城市的一些讨论》论文。这篇论文中，我试图客观地分析中国城市的现状、更新与展望。为有效化解日益严峻的土地、人口、环境、交通、规划、管理等难题，指出城市是人类劳动与精神的产物和现代文明的结晶，涉及各个领域、多种学科，需要系统的研究，为此迫切需要创立一门城市学。
不久，我在报刊上看到广州地理研究所何大章教授关于控制城市“人口爆炸”和广州建设局金泽光总工程师关于改善城市交通的文章，就将论文中“时代迫切需要创立一门城市学”这一部分寄给何教授、金总工程师请教，很快就收到他们的回音。何教授逐字逐句批改了我的论文，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并愿意将我的论文向有关学会和报社推荐。金总工程师热情邀请我到他办公室面谈，指出我应重点研究的课题。这两位广州有名的老教授、老专家，对我这素不相识的小字辈竟如此器重，使我非常感动。我于是下了更大决心，一定要将城市研究坚持深入下去。
梁达平人生的初次考察以沿着铁路线行走拉开序幕。
独自宣誓后踏上漫漫城市考察路
研究城市，除了需要理论指导外，必须做大量的实际调查工作，我萌发了到较发达的华东城市考察的念头。
1981年4月，我选择在自己生日那天踏上征程。为了锤炼自己的意志，一大早我就来到三元里抗英纪念碑前，举行了一个只有一个人的简短的宣誓仪式，开始了沿铁路的步行。
那时正值春夏之交，连下了几日暴雨，路上湿漉漉的。我穿着凉鞋，背着几十斤重的行李，行李中还携带了一支玩具手枪（担心路上遇到抢劫）。这一天我走了40多公里，傍晚到达花县军田火车站。脚底起了几个大泡，针刺般的痛。我草草地吃了点干粮，在火车站值班乘警默许下，我在站内的椅子上睡了一觉。第二天改乘北上的列车，先后对韶关、南昌、杭州、上海、苏州、无锡六个城市进行考察。
那些日子，我有时一天走七八个小时，遇到饭店拥挤时，就随便买几个包子充饥。这六个城市中，虽然有很多驰名中外的名胜古迹，而与城市研究无关的，我都忍痛割爱了。比如在南昌市考察而能忍住不去看庐山真面目。
这次华东之行，虽然花了不少钱，当月的工资和奖金也没有了。但是，我对中国的城市有了更深的认识，打开了眼界。回广州后，我对论文再次进行了修改。何大章教授将这篇论文推荐给广东省地理学会，使我有机会参加广东省地理学会学术年会。我的论文《关于中国城市的一些讨论》通过提出“迫切需要创立一门城市学”，让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崛立在世界先进城市之林等观点，得到中大、华师和来自美国、中国香港的一些教授、专家的肯定。
1981年11月10日的《广州日报》头版刊登了《青年工人梁达平自学地理学 写出有关城市建设学术报告》的报道，随后各大媒体相继报道。
28岁，我被广东省地理学会破格吸收入会，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会员，广州市城市经济学会也吸收我为会员。我的事迹被各大媒体广泛报道。后来我得知，钱学森于1985年的《城市规划》第4期发表了《关于建立城市学的设想》，这让我感到惊喜。
在以后几年中，我先后写出了《关于突变式城市的分析与展望》、《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问题》、《试论中国古代城市史的下限划分》等论文，有些被选送到广东省地理学会学术年会上宣读，有些得到中外专家、学者的好评。后来，我又投入到对中国古代城市史的学习和研究，编著出三十多万字的《中国古代城市史》。为了充实该书稿的第一手资料，1986年9月，我又策划了中国六大古都考察，并在《广州日报》上发表考察文章。
我的视野开始向国际与未来延伸。
梁达平赴英国与当地城镇转型导师探讨城镇可持续发展方向。
论证出北回归线穿越中国五个省区
60岁那一年，我退休了，我将在职时的业余爱好提升到退休后的专业理论上，主要为城市地域、北回归线和环境平衡系统化研究。先后担任广州市五羊天象馆顾问、广东省生态学会人文生态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民族学学会生态民族学专业委员会理事等。
退休以后，我开始北回归线研究。
做了许久北回归线研究之后，梁达平在从化北回归线标志塔前接受采访。（视频截图）
2013年夏天，我着手研究北回归线是否穿越福建省这个课题。经本人论证及得到福建省海洋厅等部门提供数据，福建省管辖海域从最北端纬度到最南端纬度为北纬23度31分至23度09分，北回归线穿越福建省漳州市所属诏安县、东山县的管辖海域，从而证实北回归线穿越福建省。《北回归线穿越中国福建省的论证》这篇论文改写了北回归线仅穿越中国四省区的传统教科书提法。2018年中央电视台摄制《穿越北回归线》科教片已采用北回归线经过台、闽、粤、桂、滇五省区的新观点。
云南蒙自碧色寨火车站值班室门前石板上的法文北回归线标记。梁达平专门对此进行了研究，该标记后经中国科学院测量认定为全球第一个北回归线坐标点。
这之后，我的足迹延伸至海外，我的视野延伸至生态、盘古、珠江文明、广府文化、粤港澳大湾区等领域。
“瞄准目标，恋爱事业。”这就是我一直所坚持的理论研究的座右铭。今天，我的年龄虽然已经步入“古来稀”了，但牙齿还算齐全，眼睛仍可穿针，当然，理论研究的道路肯定要继续迈向前行。
今年2月梁达平出席在广州南沙召开的“粤港澳大湾区学术研讨会”。
梁达平的部分论文
《北回归线穿越环球19个国家的探索》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与其区域城市多元特色文化》
《珠江也是中国古文明和古文化的发祥地》
《从南极冰芯气体数据分析生态链演变》
《岭南是中国稻作文明和文化最早起源地》
《“南海中盘古国”可能性与“两广盘古文化信仰圈”真实性》
《来自英国的村镇经验》
▉ 编辑手记
梁老先生的投稿洋洋万言，从20多岁追问人生的意义、萌发做研究的念头，到背上几十斤重的行李去做城市考察，到视野不断开阔研究的领域越来越广大……他的文字就像是邓布利多的魔法棒、从大脑里抽出思维的乱麻丢在冥想盆里慢慢理顺，几十年在学术上的思考和进益都在笔下。
然而一个工人做研究需要面对多少实际的困难他并没有过多着墨。在电话中，梁先生一直表达感恩，称最初的几篇论文引起关注和广泛报道后，他就被团市委纳入人才库，也得到了市里相关领导和部门的重视。但是他还是留在了广氮，最终晋升到集团的中层，并且拿到了高级政工师的职称。
一个自学成才的青年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鼓励，故事到这里结束就很完美。然而，2000年，广氮集团整体关闭，数千工人分流，梁先生所在的部门配合做完干部的分流工作之后，就要面对自身的失业。在这之后，在接近五十岁的尴尬年纪，他又先后求职、辗转五六个单位，其间滋味一言难尽。在这个过程中，梁先生始终没有放弃自己最初选定的那条路——和自己的职业始终无关的那条路，他一直在思考：地理、城市、气候、文化、历史……我想正是这样的思考支撑着他走过黑丝变白发的茫茫岁月，走过失意和起落。
如今，梁老先生已经70岁了，为了向《穗月留声》栏目投稿，他拿起笔来再说从头，不知心中是何感触。我想，如果人生是一柱正在燃烧的蜡烛，几十年如一日对梦想的追求就是这烛心，燃烧长久的光明。
栏目主持/王晓云
文、图/梁达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