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了，中国人扬眉吐气。

　　从1938年10月21日沦陷之日至1945年9月2日，广州人民在日军残暴统治下度过艰难耻辱的7年。当胜利的消息传来，尽管日军华南部队仍未投降，但广州城也已沉浸在喜悦之中。60年后，记者寻访到了当年正在广州城中的珠纵老战士董世扬，现年86岁高龄的董老为我们讲述了那段鲜为人知的史事。

　　日军岗哨旁悄悄派传单

　　谈起当年胜利日前后的历史，董世扬记得仍然十分清楚。他说：“当日本宣布投降后，整个广州都沸腾了！大家通过收音机或者报纸得知了消息后，一传十、十传百。我是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的，当时我正由于腿伤，从游击区回到广州家中养病，一边治疗一边帮地下党刻印传单、文件等。”

　　董老介绍说，由于广州的日军当时尚未投降，一切都只能偷偷地进行。接到上级的命令后，他们利用夜晚的时间，在城区的几个秘密交通站里刻印，总共刻印几百份传单，上面印了胜利的消息和东江纵队向日军发出敦促投降的命令。印好后，在一天夜里，董世扬拿着刻好的传单，叫上自己的弟弟，一起到了家附近的海珠中路派发。

　　董世扬回忆说：“在海珠中路的路口还有一个日军的岗哨，在凌晨时分，我们俩沿路在墙上张贴，或者把传单塞进人家的门缝里，当时的心情是既紧张又高兴。抗战这么多年，中国人民吃了这么多苦，终于迎来了扬眉吐气的一天。”

　　当天的报纸刊发了号外

　　胜利的消息传来后，广州人高兴若狂，尽管当时广州日军尚未投降，但是广州日军也没有以往那样嚣张，部队也收缩到了一块地方。对于人民的庆祝活动，日军也不怎么敢管了。从开始的压抑到后来大家都渐渐放开了，大街小巷都放起了鞭炮。人们脸上露出胜利的笑容。“在现在的解放中路，当时还有人自发地搭起了简单的竹牌坊，上面挂起了横幅，写着‘庆祝胜利’。经过牌坊的人都会喜悦地看两眼。”

　　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董世扬还是抗战时我们党在广东最早的一批报人。1937年，在广雅中学就读的董世扬和10位同学一起奔赴延安求学。在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后，于1938年5月回到了广州，此时他已经光荣地入了党。广州沦陷前，董世扬受党组织派遣到了韶关工作，而后一直从事党的新闻工作。据他回忆，9月2日当天的报纸也刊发了号外。周祚

　　胜利来时

　　延安　用棉被做成最大的火炬

　　记者问鲁艺教员、作曲家孟波，在延安最难忘的一件事是什么。孟波说，那就是电波传出日本投降的那一天。那天许多陕北老人喜极而泣，而更多的年轻人则是从天明狂欢到天黑。有个卖酒的商人，马上从家里搬出一缸缸米酒，放在马路中间一块空地，豪爽地请人畅饮。鲁艺的一名教员凌子风，直接点燃了整条被子，扎在长竹竿上，做成了一支最大的火炬！

　　昆明　军校生提前5日获悉胜利

　　“我提早5天就得知日本人投降的大喜讯！”82岁高龄的王楚英回忆起60年前获悉日本投降的精彩瞬间时声调依然抑制不住激动。王老回忆：“记得当时我在昆明美军参谋学校学习，1945年8月10日那天上午，美军教官正组织我们观看《美日硫黄岛之战》纪录片，电影突然被中断，礼堂内所有电灯全部被打开了。这时校长马丁将军、副校长希乐义走上了礼堂大讲台。马丁将军说：‘我现在要向大家宣布一个特大的喜讯：日本人投降了！’”

　　王老说：“马丁将军交代，因为日本国内对投降还有很大争议，希望大家对这一消息暂时保密。事实上，谁也保守不了这一盼望已久的特大‘秘密’。那天晚上，中美两国军人就在俱乐部组织了盛大的庆祝舞会。”

　　重庆　“度过一生中最大狂欢节”

　　“满大街都是欢庆胜利的人群，鞭炮声、锣鼓声以及锅碗瓢盆的敲击声响彻整个重庆山城的街巷。不少喝醉了的市民还沿街高喊‘日本龟儿子要投降了’……”70岁的重庆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王群生说，60年前庆祝胜利的热烈气氛令他终身难忘，是自己这辈子度过的最大的“狂欢节”。黄丹彤、李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