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解放的年代，作家要学会认识自我和大我的关系

　　陈建功：由于审美经验的老化，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又是大量新思潮的涌入，这样造成了我们作家的慌恐感。有一位已经故去的作家汪曾淇先生，也是跟沈从文先生学过写作很有名的作家，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时候，他就写过很现代的小说了。汪老应该说在文学界是很有威信的作家，有一天我去他家，他拿一本杂志问我这本小说是什么意思，我一看是一个很时髦的文学评论家写的说，我说我看过没有看懂，我认为是胡扯胡写的，汪老说那我就放心了，他说我也没有看懂，我说汪老这么大学问家都没有看懂我更放心了，因为汪老四十年代就玩过现代派，我说你玩了这么多年也没有看懂，我也没有看懂我就更放心了，可见汪老这么大的作家，在众声喧哗中也是有慌恐感。 12-16 16:04:30

　　陈建功：关于作家队伍的建设，我认为这是文学要面对的问题。另外关于自我和大我的问题，我们的文学曾经有过一个无我的时代，比如说诗歌的无我成为一个政治口号的宣传品、政治的传声筒。我当了作家之后，有一个外国记者采访我，说建功先生，你最早发表的作品是什么作品呢？我说很凄惨，最早的作品我是以别人的名义发表的，他说怎么回事，那时候我在煤矿挖煤，因为一些言论我背了曹禺的一句诗“太阳出来了，黑夜即将过去，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12-16 16:05:53

　　陈建功：当时我正好下夜班，我背这个诗，背完了之后，文化大革命就把我打成了反革命嫌疑，说我攻击红太阳了，从此之后我就要经常去参加一些宽严大会，就是大家坐一块儿，都是有问题的人，身边坐一些人不知道谁埋伏在你身边，突然就被铐上手铐走了，我也是坐在那里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抓到监狱去。有一天我领导忽然找我来了问我会不会写诗，要搞一个劳模赛诗会，你能不能给写一段诗，我说好啊，因为我一直被当做反革命看，派这样一个差事当然是好事，于是我写了一首诗，让我出一回差到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一看写的还不错，于是我的诗就被恩准了。 12-16 16:06:41

　　陈建功：去人大会堂去朗读，我们的劳动模范拿着诗去读了，还不错，结果被人民日报登了，署名是劳动模范的名字，所以我的第一个作品是用别人的名字发表的。后来到了1973年，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因为我干活还不错，当时在煤矿挖煤，于是工人推荐我去上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又说我这有反革命言论不让我去，于是我一赌气又写了一首诗发表了，这是我的处女作，但是可悲这首诗是歌颂工农兵上大学的新生事物，所以那个时代作家和诗人是无我的，是纯粹的政治工具、政治宣传口号的这样一种人。 12-16 16:07:05

　　陈建功：在1982年时我曾经有一篇文章回忆我的年轻时代，我说那时候的我，是被现实生活挤压着，去拿着笔去歌颂挤压我的那个时代的我，对当时的现实充满了怀疑，却有不断的寻找理论论证现实合理，是一个被生活的浪潮打的晕头转向，我却希望抓住每根救命稻草的我。 12-16 16:07:45

　　陈建功：到了八十年代之后，我们的文学进入了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像巴金先生说的开始讲真话，要言自己所能言为风尚，使有个性化的文学、有真情实感的文学重新回到我们中间。但是作为一种惩罚，自我之说越演越烈，将自我绝对化和割裂化，利用自我之说使文学事业越来越狭窄，使作家们世道人心的责任越来越淡漠。而对这个问题的批评又过于简单化，所以又不能服人，因此我觉得否认自我、否认文学创作的主体意识是不对的，但是简单的批评也是不对的，怎样认识自我和大我的关系，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 12-16 16:08:11

　　陈建功：第一点，怎样认识自我在文艺创作中的作用。文学的确纯粹是个人的阅历和个人情感劳动的产物，这是第一点。我有一句话，小说是什么？小说就是将你认识的这些人物，或者想到的人物搁在一块热闹热闹，就是小说，一定要有你听来的或者有感悟的。曾经在八十年代，刚才汤部长也给我念了一大堆我的作品，都是95年之前的作品，95年之后我就没有作品，就是写文件了，八十年代我写过一部作品《盖棺》，那时候我在挖煤，我们班组里有一个老头，这是一个老工人，极为可怜，我们经常嘲笑他，这个老工人可怜到什么程度呢？ 12-16 16: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