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 Reading ※※※※※※※※
2008年第13期 总第116期
目 录************************************************
【畅销书/非文学类】－《奇迹的黄昏》/ 袁剑
【畅销书/文学类】－《投资大师罗杰斯给宝贝女儿的12封信》
没有人靠有样学样而成功--你的生活是你自己的，不是别人的 / 罗杰斯
【经典常读】
－《第三帝国的兴亡》/ 威廉·夏伊勒
"我们需要独裁！"--通货漫天膨胀和动荡不定迫使千百万德国人民得出这个结论 / 威廉·夏伊勒
【每周内部参考文章】
美国经济的良好弹性从何而来？--关键在于生产力高、灵活性高、流动性高的劳动人口/ 赵小兰
****************************************************
袁剑， 独立评论人，2004年出版《中国证券市场批判》，把厮杀最激烈的金融证券领域的内幕鲜活地揭示出来，被认为是近年来最有力度的一本揭示社会经济问题的著作。《奇迹的黄昏》是袁剑的第二本书，尽管还未出版，却已经在网络上掀起阅读狂潮。如果说郎咸平对中国经济的批判是从外而内，透过现象来分析本质的话，那么袁剑就是由内而外，通过对本质的解剖来推导未来的现象。也正因此，袁剑的文章更加直白深刻。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这本书不啻为盛世的一记警钟。
《奇迹的黄昏》
袁剑 著
书摘
袁剑/文
农村改革曾经阳光灿烂
从1978到1984年中国正式开始城市改革，是中国改革阳光灿烂的日子。这一时期，以农村改革为轴心的中国改革激活了中国农民巨大的创造热情。短短几年间，中国农民凭借他们争取到的毫不起眼的自由，迅速缔造了神奇的经济进步。之后，特区的建立为中国改革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显然，这是一个共赢的时代，每一个中国人都在这个进程中获得了经济上初步但却至关重要的改善。
城市改革误入歧途
改革，是在旧体制中早已山穷水尽的广大农村地区进行的，所谓特区也不过是旧的行政体制无法顾及的管制边缘。1984年，中国全面的城市改革错误的选择了“放权让利”的模式。由于“放权让利”的绩效很难用统一的标准加以衡量，所以其饱受争议和最后无疾而终的结局是可以预料的。不过这种“放权让利”的模式却在改革试错的鼓励下不断得以深化。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国有企业取得经济增长的同时，却创造资产负债率的更快增长。
由于国有企业在传统政治体系中本质上的特征，所谓“放权让利”实质上是传统体系内部的一种权力重新分配过程。如果说第一阶段的改革是给农民以权利，那么从1984年发轫的中国城市改革则是给官员（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员）以“权力”。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这个区别导致了中国改革长期停滞直至最后变质。由此发端，中国城市改革一直沿袭了这个以特殊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为首要取舍的动力模式。
那么中国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种“授权力于官”的改革模式，而不是像农村改革那样采取直接“还权力于民众”呢？——中国的城市改革之所以选择分权模式，是由中国政治的潜力利益与投票结构决定的。官员集团选择改革模式必然是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首要取舍，很清楚，1984年中国改革的选择不是偶然，而是政治体制的一种“故意”。它不是一种经济选择，而是一种政治选择。
后改革时代：官僚政治权力对中国经济的泛滥性参与
1992年春天，邓小平以惊人的爆发力将中国推入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以此为起点，13亿中国人被一同送入了“后改革时代”。分析邓小平的改革思想，能够发现两个一以贯之的目标：一是经济增长，这是第一位的；二是政治及社会稳定，在邓那里，稳定被看作实现经济增长的一个决定性的条件。但这个条件如此重要，以至于成为中国改革的另外一个不可逾越的边界。正是在稳定与增长两项苛刻的约束条件所构成的狭窄改革通道之中，邓一开始便采取了依靠官僚权力体系来推动改革的路径。由于任何权力体系都不是利益中立的，这一模式的另外一个可能的隐含意义就可能变成：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维护和扩大权利集团的利益。
1992年之后，经济增长上升为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高的合法性来源。政治权力体系完全将改革价值的阐释权垄断在自己手中，这种垄断最终造就了官僚政治权力对中国经济生活的泛滥性参与。中国改革真正的秘密在于：一边放开财富创造，另一边却紧紧以权抓住财富的分配。中国经济出现了广泛的“权力经济”，它已经逐渐成为中国经济中的恶性肿瘤。亦官亦商的权力经济有着极其迷人的表象，在可能的限度内，它可以创造超常的增长速度，这非常吻合中国改革模式的独特需要。
很明显，带有先天缺陷的中国改革正在成为一种定型的制度被巩固并确立下来。城市化进程缓慢如初，农民被禁锢在土地上，城市失业浪潮势不可挡，腐败四处蔓延，如此等等，无不说明一直潜伏在中国改革中的病灶正在进入全面发作状态。这一时期，由于单纯的经济增长已经很难掩盖恶化的社会问题，经济增长带来的共赢假象开始幻灭，改革的合法性基础就不再能单单依赖于经济增长，而且要依赖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从这个意义上说，邓的继任者实际上已经成为这种惯性的囚徒，他们可以做的仅仅是在这个既定的轨道上延续改革，直到将这个体制提供给他们的所有可能资源全部消耗完毕为止。毕竟，英雄的时代已经彻底过去了，然而，一个显见的困窘是，后改革时代所消耗的时间越长，资源越多，那么新一代领导人可用于启动新革命的本钱就越少，腾挪的余地就会越狭窄。
袁剑/文
在一次纪念“南巡谈话”十周年的专访中，一位在近十年来爆得大名的经济学家，以他一贯的自信对记者谈到了腐败：“腐败增多的原因不是搞了新体制，而是因为有旧体制；而要想改革旧体制，在过程中不出点问题才叫‘见了鬼’。在转轨过程中，尤其两种体制交叉换位时，或在新体制不成熟的时候，腐败可能还会加剧。但不能因为有腐败，就停滞改革，往回走绝对不是出路。要让水不断的流动，腐败不制度化，不固化。”
这段谈话如果放在10年之前，或许是正确的，但如果在改革20
多年之后，我们仍然将问题推给旧体制，那就只能证明我们对现实的麻木。事实上，这段“标准”的解释反映了中国主流精英一种普遍流行着的时代错觉。在这种错觉中，中国目前仍在存在着新旧两种截然不同体制的对立，我们仍然在按部就班的走向一个新的体制。但事实却是，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已经很难分辨什么是新体制，什么是旧体制。两种体制经过25
年的磨合，已经被完全融合在一起，浑然一体，天衣无缝。两种体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仅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配合，相互巩固。换言之，中国人今天面对的是一种完全成熟了的体制，它既不是我们深恶痛绝的旧体制，更不是我们多年以身相许的新体制，而是一种被官僚体系操纵得游刃有余的，完全足以自我循环和自我加强的畸形体制。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什么“走回头路”的问题（我们早就回不去了），而是走上了歧路的问题；不是什么“不制度化、不固化”的问题，而是已经完全被锁定在歧路上的问题。当大多数人（像那位经济学家一样）仍然沉浸在未来的想象之中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不知不觉地到达了终点。
不幸的是，我们经过20 多年辛苦跋涉所到达的这个终点，并不是什么美丽的“新世界”，而是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旧朝代的翻版。王亚南先生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在它那部研究中国官僚体系的开山之作中提醒我们，中国源远流长的官僚政治体系有着神奇的亲和力，它可以与任何体制相互融合。它既可以与古老的小农经济，也可以与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市场或者国家资本主义相结合；它既能够将儒释道汇于一炉，也能够将现代三民主义、法西斯主义杂糅并蓄之后，自成一体。而当今世界的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自然同样不在话下。这或许正是中国官僚政治自秦以降，能够绵绵延续2000年的关键原因。正所谓“2000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袁剑/文
中国人对“中产阶级”的热情似乎是突然高涨了起来，在中国，中产一般是指从事管理性和技术性的工作的阶层，他们是凭借知识和脑力，而不是传统的体力来完成他们的职业行为，在收入上处于中等偏上的位置。
然而深入的分析可以发现，所有关于中产阶级的展望都显得过于乐观和鲁莽了。这种鲁莽不仅体现在他们对中国中产阶级现状的判断上，也同样体现在他们对中国中产阶级未来的估计上。
经济增长，中产阶级并不必然增长
在所有对中国中产阶级的乐观判断中，都隐含着一种相当可疑的假定：即随着经济的增长，中产阶级将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必然的）历史结果。但事实上，中产阶级的成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对应关系却远远不如想象的那样清晰和肯定。
在更加精确的意义上，中产阶级的持续增长与其说取决于经济增长，倒不如说取决于对经济增长的具体分配模式，取决于决定这种分配模式的政治结构。中产阶级社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复杂而令人难以捉摸的关系，已经被中国25年的改革历史所见证。25年来，伴随着经济的持续成长，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快速扩大。有人统计，1991
年收入在20％～80％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53.2％，而这个数据到2002年已经萎缩到41.6％，十年间减少12个百分点。中间阶层人口规模的萎缩意味着，在中国改革尤其是后半段改革中，以各种现代职业为特征的新中产阶级的扩张速度落后于旧中产阶级的消亡速度。中国实际的中产阶级总规模不是在增加，而是在减少。这与中国基尼系数急速赶超的势头非常吻合。这个事实不能因为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扩张而被掩盖。中国社会中充满文学夸张色彩的中产阶级想象，并不是建立在对这个阶级的历史考察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种肤浅和幼稚的联想之上，建立在一种对新中产阶级新颖形象的好奇之上。
中国经济只需要少量的中产阶级
当中国成为所谓“世界工厂”之后，我们有理由忧虑，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不是已经被固定在全球产业分工的最低端，中国的中产阶级职位是不是在不知不觉中流向其他国家？这个趋势中隐含的一个后果大概就是，中国经济可能只需要少量的中产阶级，而与此同时，却需要大量的血汗劳动力（我们经常用毫无感情色彩的术语称其为廉价劳动力）。
我们有一种近乎直觉的判断，由于中国的经济竞争力集中在廉价劳动力上，所以白领中产阶级将是经济衰退时期遭受失业困扰最为严重的一个阶层。大学一直被公认为是批量制造中产阶级的机器，但在中国，大学却似乎正在变成制造失业中产阶级的机器。大学教育固然可以提供作为中产阶级职业应该具有的技能和知识，但关键的问题却在于：我们能不能提供这么多中产阶级的职位？
中国的中产仅仅相信眼前的实惠，以及可以立即带来实惠的机会主义手段
经济增长不一定会带来中产阶级社会，但中产阶级的规模扩张则肯定会推动经济发展。与这种期望相比，中国社会（主要是中国学术界）对中产阶级的政治想象就多少有些想当然的味道了。在几乎所有的中产阶级论述中，中产阶级一直被赋予了社会稳定器的标准政治形象。
然而中国的中产阶级可能恐怕很难担当塑造社会主流价值，消解社会激进力量的角色。这不惟是中国中产阶级人数极少，而且也是因为中国中产阶级从根本上缺乏稳定和独立的政治意识。极而言之，他们根本就没有属于自己的价值观。中国现阶段的中产阶级诞生于一个全面失范的转型时期，这导致了中国中产阶级鲜明的犬儒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价值倾向。他们从来就不真的相信什么，他们既不相信民主、也不相信规则，同样也不相信市场。他们仅仅相信眼前的实惠，以及那些可以立即带来实惠的机会主义手段，哪怕这些实惠可能违反任何一种正义准则。
【畅销书/文学类】－《投资大师罗杰斯给宝贝女儿的12封信》
罗杰斯不到40岁就赚到足够退休的金钱，所以他在37岁时退休，开始他两次环游世界的冒险，在此过程中他发现了崛起中的中国，和长线十五年的农作物大好光景。然而，这些金钱游戏的乐趣和动辄十位数的获利，并不能让罗杰斯满足。“我这辈子最好的投资就是生了我女儿。”罗杰斯视两个千金为最新的探险和乐趣泉源。他把自己对人生与投资的12点心得写成信给女儿，于是有了这本《投资大师罗杰斯给宝贝女儿的12封信》。
《投资大师罗杰斯给宝贝女儿的12封信》
吉姆·罗杰斯 著 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湾）
2008年7月
自序
罗杰斯/文
过去我一向认为孩子是浪费时间、金钱和精力的讨厌鬼，我对有孩子的人都表达万分的同情，我以为自己永远不会做这么愚蠢的事。没想到我真是大错特错。
现在我一天二十四小时、一个星期七天都离不开我的女儿。事实上，假如有读者还没有小孩，我会劝你赶紧回去“做人”。你无法想象孩子可以带给你多少的乐趣。我到年纪很大时才成为父亲，所以有很多的经验可以教我的女儿。假如我在二十、三十岁就做父亲的话，对孩子、孩子的母亲和我自己都会是梦魇，但是现在我已有时间、精力和经验，可以享受我最新的乐趣。
这本书是写给我两个尚未识字的女儿的，因为这些是我希望她们在长大的过程中能知道的重要生活知识。不过它对一般人也有帮助，因为里面有很多教训是我从做投资家和冒险家的过程中学来的，例如，不要跟随群众，要有自己的看法，去购买一个国家的未来……
给我的女儿
你们的父亲是位投资家，他是个勤奋的人，尽其所能地学习新的知识来赚钱，所以才能在三十七岁时退休。
我是个乡下来的孩子，一心想着如何赚到足够的钱使自己自由自在，毋须听人使唤。我五岁时就在棒球场捡空可乐瓶换钱，这是我第一个赚钱的工作，六岁时就在球场中有自己的摊子。最后我到了华尔街，在这里我发现最佳的赚钱机会──竟然有人付钱给我发挥我的热情，奖赏我对这个世界的无边好奇。一旦赚够了足以让我退休的财富，我就不再需要工作，也因此可以随心所欲的环游世界，并满足我想知道世界是怎么运转的学习热忱。
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喜欢找事做，而且大多做得相当成功。但现在，这世界上能带给我最大快乐的是我的家庭。为了你们两个，我要与你们分享应该知道的重要事情，使你们也能过成功的日子。
书摘
——你的生活是你自己的，不是别人的
罗杰斯/文
在生命中总会有某个时刻需要你下非常重要的决定——关于你的工作、家庭、生活，关于住在哪里，关于怎么投资你的金钱。这时会有很多人愿意提供你忠告，但是记住这句话：你的生活是你自己的，不是别人的。
别人的忠告当然有对的时候，但事后证明这些忠告无用的次数却更多。你们必须靠自己研究——尽可能学习面对挑战的本事，自行判断信息的真伪并为自己做决定。
你们天生就有能力为自己的最大利益下最好的决策，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经过自己的思索比违背自己的意愿而听从他人的决定，更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并采取正确的行动。
过去，我在几个重要的投资决策上，曾经听从别人劝告而忽略自己内心的决定。奇怪得很，每次这样的投资都失败，每一次都让我损失惨重。于是我不再让别人影响我，并根据自己所下的决定采取行动。
直到年过三十，我终于了解这才是最佳的投资之道；我同时也知道，我之所以会成功是因为自己遵照这个原则，而不去想会不会太迟了。
假如每个人都嘲笑你的想法，这就是可能成功的指标
假如周遭的人都劝你不要做某件事，甚至嘲笑你根本不该想去做，就可以把这件事当作可能成功的指标。这个道理非常重要，你们一定要了解：与众人反向而行是很需要勇气的。事实是，这世界上从不曾有哪个人是只靠“从众”而成功的。
我用中国给你们举个例子。过去人家都说那不是一个值得投资的国家，而事实上，直到一九九○年代晚期之前，几乎没有西方人真的试着在中国投资过。
在一九八○年代，我发现中国大有潜力，于是开始尽我所能的搜集中国的资料，开始在这里投资。当时大部分人都认为我疯了才会这么做，他们说这个食古不化、不知变通的共产国家，绝对不会允许外国人在这里投资成功，而且他们会没收成功者的财产。但我听从自己的直觉，尽可能的判读所有找得到的有关中国各种局势的文件，也实地参访好些地方，做自己的研究。
逻辑很简单：那个国家有超过十亿的人口，他们的储蓄率高得惊人，而这些钱是他们可以用来投资的。一个有这么高储蓄率的国家，怎么可能不会成长？
罗杰斯/文
你需要宏观的世界观
我要你研读历史，从宏观的角度观看世界发生了什么事。你会发现今日为真的事，十年、二十年以后并非如此。无论从任何角度检视世界，你会发现十年、二十年以后，每一件事都改变了。
对历史、政治和经济的兴趣，将帮助你观察到发生在一个国家的重大事件如何影响到其它国家。一个国家所发生的大事不只影响到华尔街，也会对全球原物料和股票价格、甚至整个世界造成影响。
哪本历史书会告诉我们真相？
历史是多面相的，有研究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历史，也有从美国观点、欧洲视野、各种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角度检视与了解的历史。只要历史学家够严谨，每一种看法都可以填补一块历史的拼图使它更完整，你实在很难说哪一种历史比较重要。
想象我们的心智中有一个四度空间的立体世界图像，那么这些不同视角的历史就是一片片的拼图。在你能把所有的拼图摆放到对的地方之前，你必须先搜罗这些拼图，一一研读。
连结你的历史知识与游历
在你到海外旅行之前，我要你研读目的地国家的历史。没有历史的背景知识，你不可能对观察到的事物有太多了解。你当然可以做个观光客，欣赏不同的景点，但是几个月以后，这样的你是不会记得去过哪个地方又看到些什么的。那有多可惜啊！
这正是为什么我鼓励你先读历史，再去看世界。从哪里开始其实都没有关系，随意选择一个国家，去到那里用你自己的眼睛观察真实的世界。
历史会让你知道什么是驱动市场的力量
藉由交叉参照市场的长期历史图表与历史事件，你就能辨认出哪些发展会影响到原物料和股票的价格。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讲授“多头与空头”课程时，要求学生研究股票市场曾经出现过重大的多头和空头市场，找出是什么样的历史事件促成了特定市场起落的现象。当股价狂升或暴跌时，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这些事件是催化剂？
要找出是什么驱动市场，要学习如何分析趋势，回顾历史正是一个好方法。更棒的是，它还教你如何预测未来的变化。
太阳底下没新鲜事
我特别希望你记住：历史通常会自我重复。人性不会改变。我们在杂志或报纸头版上不时看到某些偶发事件或主题，被形容为创新的、突破的或空前的，看起来好像是有些新奇或不一样的事情发生了。此时你要回头看看历史事例，你一定会找到前例，但是要记住历史脉络各有不同，不要期待事情会完全相同。
通则是：以前发生过的事，以后也还会再发生。
可以举“因特网革命”的例子来说。许多人的反应是好像某件全新的事情发生了，但它其实只是在历史上一再重复出现的许多科技革新中的一个。那些有历史观的人可以指出许多这类的“革命”：包括铁路、高速帆船、飞机、电力、收音机、电话、电视和计算机。投资在任何这些“新世纪”的东西上，有时候会让你亏得很惨。
每当某人宣称某样东西是“前所未有的创新”时，我会留意市场是否过热了，然后通常就当机立断抽出我的资金。当你听到人们宣称“这次不一样”时，要深表怀疑。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件事是与别的事完全不同的，这种断言指出一种群众歇斯底里的情况，也正是为什么我会在一九九九到二○○○年间卖空手上高科技类的股票。就在这个时候，我在一九九八年所创的原物料指数开始上涨。
我要再一次叮咛，好好的研究历史，学习世界历史上什么事真的发生了，什么没发生，这会帮助你了解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什么事将要发生。
作者小传
单小懿/文
罗杰斯主修历史，从研究所毕业之后进入华尔街工作，与索罗斯一起创立了全球知名的避险基金──量子基金，负责其中的研究工作。由于他们犀利的眼光和大胆操盘，罗杰斯不到40岁就赚到足够退休的金钱，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虽然很喜欢华尔街的生活，但实在难以想象一辈子都在办公室当分析师”，所以他在37岁时退休，开始他两次环游世界的冒险。他骑摩托车周游六大洲、开汽车 24
万 5 千公里环游116
个国家的创举，迄今仍列在吉尼斯世界纪录上。在此过程中他发现了崛起中的中国，和长线十五年的农作物大好光景。
然而，这些金钱游戏的乐趣和动辄十位数的获利，并不能让罗杰斯满足。“我这辈子最好的投资就是生了我女儿。”这可谓罗杰斯的肺腑之言，他把两个千金视为最新的探险和乐趣泉源。
罗杰斯不讳言，60岁老来得子，他很难不宠小孩，给她上最好的学校，花钱雇中文家教，可是他与太太两个人也非常重视女儿的纪律。好比训练女儿做家事，要求女儿该上的课还是要上，不让女儿随心所欲缺席等等；但同时也开放许多兴趣，让女儿自己选择，诸如选择学习游泳或者其它嗜好。
罗杰斯赞赏父亲对自己的家庭教育。他出生在美国中部的中等家庭，可是战后的经济萧条，让整个小镇陷入经济困境，也因此罗杰斯从小就对赚钱充满兴趣，5岁开始捡瓶子，6岁就在棒球场边卖花生和果汁，而他的父亲向来鼓励他要冒险，并且曾经许下与他一同环游世界的梦想。因为罗杰斯从小体悟到凡事必须自己负责，才造就他勇于逆向思考的人生哲学。
《第三帝国的兴亡》是全世界最畅销的反映纳粹德国历史的巨著，它记述了被希特勒称为“千秋帝国”而实际上只存在了12年零4个月的第三帝国从兴起到覆灭的全部过程。作品1959年刚一面世就立即轰动了整个世界，被誉为“活着的证人与史实结为一体”。
第三帝国崩溃后，人们缴获了大量秘密文件，私人日记、发言记录以及纳粹党领导人的电话录音，德国外交部485吨档案当时就存放在美军的仓库里，于是一个极端独裁政权的全部秘密和罪恶活动就在它覆灭的同时全部公之于世了。这就是本书大量的、真实的资料来源。
《第三帝国的兴亡》
【美】威廉•夏伊勒
著 董乐山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年2月 80.00元
书评
傅国涌/文
重读美国威廉•夏伊勒的名著《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我感到这场人类的大灾难不仅是由希特勒个人造成的，德国整个民族、德国的民众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德国的民众将希特勒推上了政治舞台，在某种意义上，他的上台代表了当时民心所向，这才是人类最深刻的悲哀。
宪法埋葬了共和
1918年11月，德国出现了一个由社会民主党人执政的共和国，他们在军方的支持下把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试图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努力绞杀在血泊之中。在魏玛召开的国民议会上通过了一部民主的宪法，这就是历史上的
“魏玛宪法”。从纸面上来说，这是二十世纪最自由、最民主的宪法之一，它的内阁制政府是效法英、法的，拥有实权的民选总统是学习美国的，人民复决制则借鉴了瑞士。实行构思严密、办法复杂的比例代表制和选票名单制，是为了防止浪费选票，同时使少数派也能够拥有议席。从字面上看这部宪法是动人的，德国人民所享有的自由完全可以与美国比较，德国成为一个民主共和国。
但是在这种精妙的德国式设计中，有着不可避免的弊端。比例代表和选举名单制虽然可以防止选票的浪费，却造成了为数众多的分裂小党派，使国会常常没有一个稳定的多数派，导致政府不断更迭。宪法规定总统有紧急状态下的独裁权，在希特勒上台前的三任总理都是未经国会授权，而是应用这一条款行使行政权的，所以人们常说是魏玛宪法本身埋葬了魏玛共和。
此外，按照魏玛宪法陆军应该从属于内阁、议会，但事实上军官团（及参谋总部）是反对共和的。还有德国的司法系统、警察系统、控制着大工业卡特尔的巨头、帝国文官系统中的高级官员等等，都是反民主的势力，而在德国所有这些强大的旧势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没有受到任何触动，他们——民族主义的、反民主、反共和的力量，在这个国家中是最强大的。所以魏玛共和国一诞生就摇摇欲坠。
希特勒纲领的诱人之处：几乎能满足每一个人的每一项要求
凡尔赛和约给德国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马克贬值、法国占领鲁尔工业区，给德国经济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工业巨头、陆军从中反而得到了好处，普通民众却在痛苦和绝望中抛弃了共和国。希特勒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他的政治冒险家生涯。这个来自奥地利，一无所有、曾经是维也纳街头的流浪汉，1919年在慕尼黑参加了一个成立不久、微不足道、还不到100个人的小党——德国工人党。他从未施展过的演讲和组织天赋从此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很快就成为党的领袖。
他以典型的政客手法提出了党的25点纲领，这个纲领无所不包，几乎能满足每一个人的每一项要求，它能够把农民和大地主、小业主和大实业家都统统拉在一起。所以他的无所不包的纲领实际上是模糊、不确定的，因为任何明确而肯定的纲领都会把一部分人排除在外。到1933年竞选时他干脆拒不宣布纲领，说“所有纲领都是无用的，真正决定性的东西是人的意志，稳当的眼光，男子汉的勇气，笃守信仰，以及内在意志——这些才是决定性的东西。”贯穿希特勒思想的中心就是血与土，即狂热的种族主义和领土扩张政策。这在当时的德国不仅吸引了陆军、工业巨头，对广大在战败国阴影中的民众也有巨大的号召力。
希特勒还在“德国工人党”前面加上了“国家社会主义”的词，成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党，令人谈虎色变的纳粹（Nazi）不过是德文“国家社会主义”缩写的音译。
希特勒要搞种族清洗，要扩张生存空间，发动无论对德国还是对全世界都是灾难性的战争，这些都明白地写在他1925年出版的《我的奋斗》一书中，而德国民族还是把他推到了国家权力的宝座上去，这个悲剧到底是谁造成的呢？
人民的苦难成为希特勒实现野心的台阶
纳粹党本来在国会中是不起眼的小党，希特勒1924年底一出狱，就通过魏玛宪法赋予他的言论、出版自由，大力宣传他的种族主义。党员人数也稳步上升。1929年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给他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机会，工人失业超过了600万，人民的苦难成为他实现野心的台阶，希特勒大喜过望，他要把这一切转化为支持他的政治力量。到1932年，纳粹党一跃而成为第一大党。
知识分子集体出卖灵魂的景象
希特勒确实迫害了许多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如爱因斯坦、弗朗克这样的物理学家，但是也有很多著名的知识分子成为纳粹的帮凶。如物理学家勒纳德、斯塔克，尽管他们都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奖。还有托马希克等，他们提出了在我们今天看来完全荒唐的德国物理学、德国化学、德国数学等。
1933年秋天，有960个教授在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艺术史学家平德尔、医学家沙尔勃鲁赫教授这些学界名流的带领下，公开宣誓支持希特勒与纳粹政权。大物理学家海森堡也曾经拥护纳粹，为纳粹工作，和其他拥护纳粹的物理学家一起参与为纳粹制造原子弹。另一个著名物理学家约当甚至是一个“法西斯分子和竭诚的突击队员”。更有沙赫特这样为希特勒立下了汗马功劳的经济学家。 “这是一幕使德国学术界的光荣历史蒙受污辱的出卖灵魂的景象”。
今天面对德国知识分子当年在纳粹暴政下的屈从和助纣为虐，我们应该永远铭记这句颠扑不破的箴言：“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书摘
——通货漫天膨胀和动荡不定迫使千百万德国人民得出这个结论
威廉•夏伊勒/文
时局对他帮了很大的忙，特别是这两件事：马克的贬值和法国的占领鲁尔。德国货币成了毫无价值的废纸。工资薪水的购买力等于零。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一生积蓄都荡然无存。但是遭到毁灭的还有更加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德国人民对德国社会的经济结构的信任。德国社会历来竭力鼓励储蓄和投资，并且庄严地保证这种储蓄和投资能够得到万无一失的报偿，结果却自食其言，这样一个社会的标准和行为还值得相信吗？这不是对人民布下的大骗局吗？这场灾祸不是应该怪那个向敌人投降和接受赔款重担的民主共和国吗？
对其本身的生存颇为不幸的是，共和国的确要负一份责任。通货膨胀本来是可以靠平衡预算来制止的，尽管平衡预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也不是办不到的。适当增税本来可以实现预算平衡，但是新政府却不敢适当地增税。
从此以后，在大工业家和大地主的教唆下，政府有意让马克崩溃，为了使国家能够逃避公债，免付赔款，在鲁尔跟法国捣蛋。这样做，对大工业家和大地主肯定是有好处的，而人民群众却在经济上遭到了毁灭。此外，货币贬值也使德国重工业能够用毫无价值的马克偿清债务，参谋总部为了要逃避和约中取缔其存在的条款，这时已伪装为军队办公室，它也注意到，马克的贬值扫清了战争债务，这样就可以使德国在财政上毫无牵累，可以从事一场新的战争。
但是人民群众并不知道工业巨头、陆军和国家从货币的贬值中得到多少好处。他们所知道的只是，大笔银行存款还买不到一把胡萝卜、几个马铃薯、
“政府镇定沉着地继续印发这些废纸，因为，如果停止印发的话，政府就完蛋了，”他叫嚷道，“因为一旦印刷机停止转动（而这是稳定马克的先决条件）骗局马上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请相信我，我们的痛苦只会增加。而坏蛋们却安然无事。原因是：国家本身已经成了最大的骗子和恶棍。这是个强盗的国家！如果受惊的人民注意到，他们即使有几十亿马克，也只有挨饿的份儿，那他们一定会做出这个结论：我们不能再听命于一个建筑在骗人的多数决定的玩意儿上面的国家了。我们需要独裁。”毫无疑问，通货漫天膨胀所带来的困难和动荡不定迫使千百万德国人民得出了这个结论，而希特勒是非常乐意把他们引导上这条道路的。事实上，他早已开始相信，1923年混乱的局面已经造成了一个可能不再来临的推翻共和国的机会。但是，如果他本人要来领导这场反革命活动的话，他的道路上还有一定的困难。而如果不是由他来领导，他就没有多大兴趣。
附：威廉·夏伊勒：最幸运的记者
威廉·夏伊勒一生横跨20世纪的大半时间。1904年，他出生于美国中西部，将近90岁时在波士顿去世，他曾亲眼目睹了这个世纪一些决定性的事件。
如果（正如夏伊勒经常声称的那样）有幸在合适的时间处于合适的地点是一名伟大记者事业的基石，那么命运在20世纪30年代对他是再垂青不过的了。在这十年开始时，夏伊勒担任驻印度记者，记录了非暴力运动的圣徒——圣雄甘地的崛起和发展；在这十年结束的时候，则在柏林对一个刽子手式恶魔的化身——阿道夫·希特勒所策动的一系列可怕事件作了第一手记录。有人对夏伊勒的好运气作了分析：“
【每周内部参考文章】
——关键在于生产力高、灵活性高、流动性高的劳动人口
美国劳工部长 赵小兰/文
今天，美国和中国的交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无论文化方面还是经济方面。中国在贸易总额上，已经成为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2008年的头五个月，就有1910亿美元的货物越过我们的边界。今年到目前为止，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总额近370亿美元，从中国进口的总额超过1540亿美元。
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充满活力。但我们之间还有更多能够相互分享和相互学习的东西。
遭受了住房领域的下滑和紧随其后的信贷紧缩，美国经济仍在增长
众所周知，由于住房领域的下滑和紧随其后的信贷紧缩，美国经济目前正经历着一些短期的挑战。但是，美国经济的长期基础仍然稳健。失业率为5.7 % ，这与1990年代十年间平均5.7 ％的失业率是相同的。自2001年第一季度以来，生产力的年增长率一直维持在强大的2.6 ％
。第二季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近2 ％
，这意义重大，因为一些专家们在数个月前曾预测，本季度经济将萎缩，而不是增长。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得到了出口增长9.2
％的支持。而强劲的出口增长在过去12个月内创造了逾十万个新职位。
这一切都反映了一个事实，美国是一个非常大的（逾14.3万亿美元）、多样化和有弹性的经济体。
现在，让我和大家分享一些美国劳动力的信息。与中国逾8.03亿的劳动力相比，美国的劳动力要少得多——约为1.54亿人。美国的劳动人口有三个独特的属性——生产力高、灵活性高和流动性高。
在美国，一般工人在他或她四十岁时，已经做过10多份不同的工作
2007年9月，作为联合国一部分的国际劳工组织，将美国的劳动力评为世界上生产力最高的劳动力。高生产力对美国工人来说非常关键，因为更高的生产力意味着更高的工资。在美国，一般工人在他或她四十岁时，已经做过10多份不同的工作——通常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机会。因此，改变成为美国人的准则，这也是人们在经济社会中不断进步的方式。
美国劳动力的灵活性和流动性也鼓励着创业精神，创业精神继续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事实上，在过去十年半的时间里，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净新创造的就业机会，是由美国中小企业创造的。美国99 ％的雇主是中小型企业，他们提供约83 ％的所有私人付薪工作。
美国和中国一样，是一个地域多样化的国家，各个地区的人们拥有很多不同的经验。但人们普遍认为，私营部门——而非政府部门是创造就业机会和增长的首要驱动力。而政府的角色是为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合适的环境和条件。
丰富的多元化是美国的伟大力量之一
我8岁时随家人来到美国，当时我一句英语也不会说。我们5口人的小家庭住在纽约市皇后区一室一厅的小公寓里。 父亲做3份工作来养家。不论有多少困难，我们都因为一家人终于团聚而感到安慰，我们也坚信一个光明的未来在等着我们。我的父母亲还确保我们庆祝所有的中国节日。
我上了三年级，一个英文单词都不懂。每天，我坐在教室里把黑板上出现的每一个词都抄到本子上。晚上，父亲辛苦工作了一天之后，会坐下来和我一起打开书本，把我白天抄下来的东西翻译给我并教我英语。
在周末，我们这些孩子要帮助做家务杂事。父亲是一个勤快，精力充沛的人，他喜欢自己修理家里的东西。当他修理的时候，总要有一个女儿给他打下手，拿着手电筒或者提着工具箱。他会一边干活一边给我们讲他和母亲童年的故事，讲他们父母的故事；他会一边给我们灌输中国的哲学思想一边教我们修理的知识。
我父母鼓舞别人的能力确实惊人。在我们的成长阶段，他们通过自己的人生和服务他人给我们树立了极好的榜样。他们教育孩子们勤奋工作，乐于做出牺牲，遵守纪律。他们教育我们要为自己以外的更大的事业服务，要为我们的国家作贡献，给家庭和社区带来荣誉。他们还教给我们中国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增强了我们的力量，帮助我们生存下来并出类拔萃。
在我们初到美国时，我们一家人经常是整个镇上唯一的亚裔美国人家庭。今天，美国远比当时更加多元化。这种丰富的多元化是美国的伟大力量之一。当人们问我美国是什么样，我说美国就像世界其他地方的缩影。
一个人最好的代言人是他自己
有人问我美中文化的比较，第一，我认为它们有很多相似点。两种文化都珍惜家庭，坚信教育的重要性，认同努力工作可以通向成功。但也有很多文化差异。
在亚洲社会，强调把集体利益放在前面。而在西方社会，个人的成就得到珍视、提倡和强调。亚洲文化强调无我和牺牲。
而在西方社会，一个人最好的代言人是他自己。
亚洲文化教导和谐和稳定的价值。而在西方社会，寻找新的和更好的处事方式是被高度重视的，变化是常态。
在孩子们身上可以观察到这些行为倾向。在西方，青少年被鼓励要大声讲出来，要作决定（比如决定穿什么衣服，喜欢什么食品），要做出自己的选择。个人主义受到赞扬。在亚洲，儿童被教导要等待轮到自己再发言，并听从长辈。
两种看待世界的方式无所谓哪一个更好。每一种在世界经济中都有其独特的优势。但是，当两种文化用如此不同的方式相互交流时，容易产生误解和交流失误。这就是两种文化之间要有更多互动和沟通的原因。
（本文为赵小兰在北京交通大学的演讲）
附：赵小兰：华人在美参政史上第一位内阁部长
赵小兰1953年出生于台北，上海嘉定人，姐妹六个。8岁随父母移民美国。1979年，获哈佛大学企业管理学院硕士学位，后任纽约花旗银行高级会计师。
赵小兰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才女，她不仅驰骋于高尔夫球场、骑马和溜冰场，而且弹得一手好钢琴。尤其是她从政后的亲和力赢得了美国社会的认可，她因此于1983年当选为“白宫学者”。1986年她弃商从政，步入政坛后，更是大显身手，相继担任美国联邦政府交通部航运署副署长、联邦海事委员会主席、交通部副部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