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市场化改革对个体或单位生存状态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本组文章通过个体生存状态的变迁，折射了市场化改革的成就。
安徽凤阳小岗村变迁
1978年以前，小岗村是凤阳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11月24日，小岗村18户农民搞起了“大包干”。 “大包干”后的20多年里，当全国大部分地方的农村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小岗人却依然沉浸在“大包干”成功的荣誉里，抱着“小富即安”的思想观念在吃“老本”。
在沉寂多年，几乎淡出公众视线之时，随着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决策的提出，错过改革开放发展机遇的小岗村在村党委书记沈浩的带领下，终于又开始发威了。
1999年10月，小岗村实行了农村电网改造，经济迅速崛起，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小岗村自1978年底实行大包干以来，粮食总产量由当时的3万斤，2004年增加到180万斤，年人均收入由原来的22元，增加到3000多元，全村112户，家家盖起了新房。
2005年6月19日，小岗村投资300多万元的大包干纪念馆建成开馆。纪念馆已经被列为省、市、县三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近10所知名高校将其定为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
2006年2月18日，70多户小岗村的家庭代表在村委会开会，会后宣布，“小岗村发展合作社”要以每亩500元的价格租用农民的土地。
2006年7月中旬，经济快速发展的小岗村，决定改善住房条件，建立具有现代规模的住宅小区。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大包干的历史功绩和精神动力将日益显现。安徽凤阳县小岗村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
党中央建设新农村的规划，给小岗村人民带来了新的机遇，小岗村的发展和致富的步伐迈得更大更快。（周晓燕）
中关村掀起民营潮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北京中关村还是一片死气沉沉的静寂。由于种种原因，这里的科研成果很难转化为生产力，往往被束之高阁，专业人才受到严重压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号角，打破了这里的静寂。
1980年10月，以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为首的一批科技人员组成“等离子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最早以一种准企业的方式尝试将科技成果直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
1983年，中关村第一个民办科技开发经济实体——北京华夏新技术研究所成立。
1984年，中央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国性改革从此大潮涌动，在北京市海淀区的大力支持下，以“两通”、“两海”（四通、信通、京海、科海）为代表的科技开发公司迅速增加到40余家，营业额1800多万元，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骨干基本形成。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结束不久，“左”的东西在人们的意识中还有较多阴影，私营经济还是相当负面的概念。中关村的这些公司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规避政治风险，一心一意谋发展，索性将公司注册为集体企业。虽然以集体面貌出现，操作方式却是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由组合、自负盈亏，实际上就是私营企业。
1985年，国家经济过热，经商热有些失控，非科技企业也开始介入从事科技产品的贸易获取高额收入，中关村热闹起来。“倒爷一条街”、“骗子一条街”的称谓由此流传于世。
1986年初，国家开始打击经济犯罪和纠正不正之风，全国范围开展治理整顿。中关村的热闹暂时收敛了一些，发展节奏也平缓下来。
1987年，国务院发布“双放”政策，进一步放活科研机构，放宽科技人员。科技人员开始流动，中科院成为最主要的源头。
1988年5月，国家正式批准建立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这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开始步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进入90年代，全球化的经济浪潮也冲击着中关村，洋品牌蜂拥而入，外资企业迅速激增。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将改革大潮推向新一轮高峰。1993年，新的公司热在中关村也达到高峰，至年底注册公司总数已达3769 家。1994年2月，联想在香港上市；1995年12月，方正在香港上市。1995年，中关村的企业数量趋于稳定，保持在4500家左右，每年达10％左右的死亡率，也有10％的新生率。1996年，中关村又率先提出“二次创业”的战略口号。1997年，海外风险投资开始探索着注入中关村。
2000年7月，中关村驻硅谷联络处正式挂牌成立了。这是中国科技园区第一个驻外机构。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又一重点项目——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开始启动。
目前，中关村依托30多所大学和130多个科研机构，聚集了几万名高科技人才，集中了大量先进装备和仪器，是世界上少有的智力密集区，被称为“中国的硅谷”。(艾芸)
一位国企老职工眼中的市场经济
1962年，19岁的杨志善毕业后走进了北京第一机床厂的大门，他清晰地记得当时每月的工资是38块钱。当时的口号是“干革命班，没有点，不计报酬”，热血沸腾的他干劲百倍，工作时间刻苦钻研，8小时外接着干。这种任劳任怨的精神一直支撑他从一名普通的年轻技工成长为高级工程师，直到2002年退休，他都在这个默默无闻的岗位上辛勤劳作。
现在回想起来，他十分感慨：当年付出的劳动和报酬是不成比例的。看看现在刚毕业进厂的大学生，每月至少在千元以上吧，除去物价上涨的因素，当时一斤米一毛多，现在一块多，劳动报酬上涨了几十倍啊。他说，当年对于国企工人来说，精神动力远远大于物质奖励，每个人都为自己是国家的劳动者而自豪；现在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劳动和收入的比例更加科学、协调，但是“干一行、爱一行”的精神不能丢。
有人说，现在国企改革，职工下岗、退养，都是市场经济造成的不良影响。杨志善不这么看，“我们得从宏观上看问题”，这位60多岁的老人心态十分豁达，“近30年国家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飞速提高，甚至比生产发展还快，还不都是靠市场经济。”（康 培）
一个农民工的打工生活
张志国是陕西省扶风县的村民，1980年，已17岁的他到西安一家集体企业做工，一个月能挣20多块钱。和厂里工人的平均年龄相比，17岁的他算是低龄了。这样的年龄，怎么能承受这么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张志国冥思苦想，觉得还是要另寻出路，才有发展。于是他南下广东，在建筑行业打工，这一干就是20年，20年来,除了头上多了几丝白发外，他仍然没有在当地扎下根。2000年，他离开了广东，来到北京发展。
在北京某建筑工地上，张志国凭着自己的经验及努力，成了一个小工头。2002年的一天，一个工友聊天时对他说：“老张，你打了这么多年的工，建筑上的事样样都清楚，为什么不自己干，成立一个装修队什么的？”
一语惊醒梦中人，张志国筹备开了。家里东拼西凑，并卖了新收成的粮食，只筹集到1万元，加上大姐资助的1万元和向朋友借的5000元，总共筹集到2.5万元资金。接着，他开始买工具、设备和原材料，终于组成了一支7人的熟练工队伍。
经过4年多的拼搏，张志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了脚跟，并得到了快速发展。2006年，他组建了家居装饰装潢公司，一年能够开展100多万元的业务，但是他仍旧觉得北京不是他的家。“我现在虽然比以前有钱了，但我在北京只是一个打工仔，我的家在陕西。”（陈阳波）
来源：《人民论坛》( 2007年第13期 )
(编辑： 空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