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朋友是以前租他们家正屋的外地生意人的孩子。后来房子快塌了，人就搬走了，如今也回浙江、四川老家了。没有电话，也多年没联系。
3个孩子都差不多光景。她最喜欢和浙江孩子坐一张桌，在房间昏暗的灯下，让朋友妈妈给她俩听写生字。回来她对白秀玲说：“妈妈，你也学点文化。”
她还从四川孩子那里学到了一句四川话，回家现学现卖，对爸爸说：“你这个瓜娃子！”
如今，她没了伙伴，闲时在院里画房子跳，或者拿两个凳子支着，跳橡皮筋。她技术很高，能一口气“编5朵花”。
偶尔，邻居孩子周末找她玩接龙游戏，接的不是成语，是电视剧名字。一个说《心灵密码》，一个接《马大帅》……李雪总是输，因为邻居孩子什么都知道，连“周渝民和大S是一对儿”都知道。偶尔，她也问人家：香港电视剧里，条子她知道指警察，可“谁是谁的马子”、“谁是谁的凯子”，啥意思？
今年夏天，她多了一个朋友，胡同里不到两岁的欣然。欣然爷爷每天早上9点半推着童车来她家，跟上幼儿园一样准时。刚学说话的欣然追着她喊“小嘟嘟”(小姑姑)，她上厕所，小家伙也跟着。
欣然喜欢跟她捉迷藏，她要出门买菜，小家伙拿手捂着脸假哭，偷偷从手指缝里看她的表情。于是，她很得意自己是一个“重要人物”。
她最忠诚的朋友叫“虎子”，一条前腿残疾的狗。采访中，虎子不时把下巴搁在她大腿上，眼巴巴看她。她不理，它就拿前爪挠她的小腿，提醒她要注意自己。
可她总折磨虎子。一听邻居家孩子说学校又组织去郊区采摘了，参观博物馆什么的，她就跑进屋，一边嘀咕“烦死了，烦死了”，一边把虎子的长耳朵翻卷过来，蒙住它的眼睛，再把它的脸搓成一堆，弄得满脸褶子，“活把虎子整成一沙皮狗”。无聊时，她常拿手捧着狗肚子晃荡，虎子吓得孩子似地“ 呜呜”叫。
她养过一盆花，是姐姐同学给的，她每天“非常仔细”地浇好几次水，花给淹死了。“她就是闲得慌！”她妈说她。
她每天陪妈妈买菜，路上经过一师附小，看到上学、放学的孩子，她跟妈妈说，我特难受！
每天下午，白秀玲能听到她在终日不见阳光的自己房间，怪声怪气地读英语。有时候，她一会儿装男声，一会儿装女声，自己跟自己对话。她拿出课本给我看，男的叫迈克尔·贝克，女的叫杰里米·肖特。
生在这家，困在这家
李鸿玉回来了，跟我唠叨起“正事”。
夫妻俩都是老北京。上世纪80年代初，李鸿玉在一家皮毛厂上班，工作是划拉皮子，他管自己叫“裁缝”。一次因为感冒，他到医务室开条去医院看病，看完病回来，被头儿算作迟到，扣掉了副食补贴5元。他不服，拿着条子跟人理论，没人理会他。
于是他上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二轻局告状，5块钱讨回来了，他的工作从“裁缝”变成了扫厕所。
1985年，大女儿李彬出生。头儿说，你老婆一个瘸子带孩子挺不容易，你先回家照看照看再回来。从此，他就回不去厂子了。
白秀玲在一家釉料厂看门，正式工。听胡同里传言：国家对残疾人有特殊照顾，生下头胎，隔4年可以生二胎。1993年，李雪出生。正坐着月子，厂里来了信，她被开除了。李鸿玉又去厂子理论：按国家规定残疾人不能随便开除，“俩残疾人俩孩子，没收入让人活不活？”领导一挥手，“去，去，财务领三个月工资去！”
他没去领工资，“拿了钱就认了理，咱不能拿，让它亏着咱！”出了门，夫妻俩再没迈进厂子一步，他们恨！
李雪出生的第二个月，去派出所上户口，不给办。理由是，按照《北京市公安局派出所办理常住户口登记工作程序》，要有出生证、母亲的户口和身份证、生育指标证明，孩子才能落户。李雪没有计划生育部门出具的生育指标证明。要这个证明就要先交超生二胎的罚款(社会抚养费)5000元。
但李鸿玉认定，国家规定了任何地方都不得自立法规，限制超计划生育的婴儿落户，“交不交罚款都得办户口，罚款和办户口是两回事，罚大人不罚孩子”。再说，他交不出那5000元。
他们到处讨户口。公安部门、计生部门、政府信访办，每星期去一趟。有的单位连看门的都烦他们，见他们来了就吼：“滚！裹什么乱！该干嘛干嘛去！”
李雪出生后第二年的年三十儿，他们还抱着孩子四处告状。这家关了门，再去那家。一个值班的看不过眼，掏出一百块钱往李雪身上塞，“过了年再来吧！”
夫妻俩就怕过年，“富家儿过年，穷家儿过关”。春节，他们家没贴过对联、没挂过灯笼，没放过鞭炮，两姐妹也没从父母手里得到过一分钱压岁钱。“甚至有一年除夕，家里所有钱加起来不到10块！”
翻了新年，依然是告状、讨生计。李雪7岁时，因为没户口，学校不收，要读可以，交借读费，一年一万。
因为老告状，他们成了某些人眼里“讨厌的人”。有个什么动静，他们就属于特别关注对象，大门锁芯莫名被拔，残疾车轮子里塞着细铁丝。
他们戏称自己是“熊猫”。李鸿玉一出门，就有人拿报话机喊：一号出来了，跟上！李彬说，她是三号。
李雪小时候很害怕警察，见了“大盖帽”就哭。后来不怕了，见多了，每年一拨人，性格活泼的警察还常拿姐妹俩开玩笑，哄她们。
去年秋天，开大会，一个“守”他们的年轻警察觉得特无聊，就对李雪说：走，叔带你去香山！她乐坏了，二话没说爬上110的车。遇上红灯，就拉警笛，一路呼啸去了香山，她一口气爬上了顶。这是她出的最远的门，是她人生唯一的“长途旅行”。
还有警察给她带来六年级试卷考她，甚至要她写了15年来的第一篇作文，题目是《秋天》。
旁人看着他们家也觉得怪，各种传言像风一样刮进胡同。“他们家有精神病！”“父母赌气不给孩子读书，心黑呀！”“他们拿孩子赚钱，卖孩子呢！”
李鸿玉气得抽搐不止，他恨，恨得“吃人的心都有”，更恨自己没有好身体。恨极了，就躲被子里，阿Q一般骂那些人是“小猫小狗”。
跑了几百次相关部门也没讨来户口。1998年，他们开始打官司，告计生和公安部门。李鸿玉不太会写字，挺平常的字“拿笔就忘”。第一张状子，在法院门口的律师事务所请人写的，花了50块钱。第二年的第二张状子，涨到了100块。
后来李彬写状子，李鸿玉在监护人一栏签上名。有一次，他正签名，犯了病，手跟铁疙瘩样紧紧缩成一团，家里人一点儿一点儿塞棉花才让手慢慢张开。还有一次，他在法庭上犯病，说着说着嘴巴就陷进去了，法官只好宣布停下来，让这一阵过去再接着开庭。
起诉、申诉、上诉，十多次，官司总是败。李鸿玉想找个好律师给看看，他开着残疾车突突地满大街转悠，只要看见新开的律师事务所就进去。一听说告政府的，打行政官司，没人接，“连开个价的都没有”。
他们也去前门的法律援助中心，可人家只援助民事案件，不援助行政案件。他们四处写信，甚至给“中央电视台的那个撒贝宁”也写过信。为了上网求助，李鸿玉还管街坊借了4000元买了台电脑。
官司一打就是10年，见风长的李雪一蹿就成了家里女人中间最高、最重的。李鸿玉成了家里最轻的人，96斤。
下岗多年，李鸿玉在工地看门，给医院、火车站守仓库，帮美容美发店守摊，有时“一天就赚一块钱”。
后来，夫妻俩在胡同里炸油条、卖饼干、卖水果。可超市一开，生意就黄。卖油条时，李鸿玉从不让俩闺女靠近油锅，“这活儿没志气！”
因为他们是“讨厌的人”，低保一直拖着办不下来。李鸿玉又去找北京市民政局，人家说，你们家符合条件啊，2002年总算给办下来。如今，一家3个低保拿1120元，生活这才算有了着落。
虽说是老北京，可他们家找不出个帮忙的亲戚。李雪两个舅舅都是大学生，都在好单位，一个甚至在部委。可大家从不来往，大街上遇到了，顺墙根儿躲，连舅舅有没有孩子他们都不知道。“哎，势利眼呗！生怕粘上咱！”李鸿玉说。
“是不是当天交5000块罚款，当天就给办户口？”我打断他一团毛线一样长的家常话。
“应该是！”他说。
“那这15年，你四处告状，折腾的精力、残疾车的油钱也该够5000了吧？”我有些不理解。
他嘀咕：“没算过。”
“就算是他们错，可你拿5000块赌孩子9年的教育，不也赌得太大了吗？”我有些生气。
他涨红了脸：“我们总觉得户口马上就能办下来，马上，快了，可他们一拖就是15年。”
“假如明天有人送你5000块，你拿这个钱办户口吗？”我努力让自己的语气缓和下来。
“不！”他回答得很干脆，“交了这5000，我们就认了错。孩子没有享受义务教育的责任，得让他们负！错的是他们，不是我！”
“他们怎么负？”我小心地问。
“赔款！补偿李雪的教育费。”他深吸了一口烟，自己卷的，10元一斤买来的叶子。
“赔多少？”
“60万！”
“户口和赔偿，哪个排前头？”
“户口！”
“你后悔吗？哭过吗？如果时间能倒流，你愿意先借5000块钱让孩子上学，再跟他们理论吗？”我知道戳到了他的痛处。
他的脸越来越阴沉，跟屋外的天一样，身子在椅子上烦躁地扭了几下。“没想过。如果真的重来，我可能会选择借钱让孩子上学。可我那时真的没钱啊！”
他说，自己就哭过一回。一年冬天，好端端地吃饭，端着酒杯，俩孩子在眼前晃来晃去，不知怎么的，情绪就上来了，一耸一耸地哭。
我知道我该告辞了。临走他问我，你们记者，跟作协有什么关联吗？“作协一副主席，是我哥们儿！”没等我回答，他接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