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缜密方案连过5关
“周壮的性格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非常善于谋划。”检察官季红海告诉记者。正常情况，偷渡者基本要经过5道关卡，那就是海关、办理登机手续、边防检查、机场安检以及检验登机牌。周壮和刘海兵最终设计出一套缜密的偷渡方案，巧妙地绕过了这些关卡。
在两名福建女子偷渡失败后，周壮和刘海兵又想出了更严密的方法:找外国人当“托儿”。“托儿”从北京购买国际机票，并与偷渡者在廊桥中间会合，交给对方正式的登机牌登机。而“托儿”则从廊桥中间门下梯，由机场专用车司机接出机场。
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当着众多登机旅客的面，一伙人交换登机牌、脱下工作制服转身登机，万一旅客中有人心生诧异通报管理人员，岂不是前功尽弃？万一有警务人员便装登机，偷渡败露的危险更大。
于是，更大胆的想法产生了——既然能把外国“托儿”直接送出机场，为什么不把偷渡者直接送到国际航班舷梯下呢？“内鬼”发现，并不是所有国际航班都能使用廊桥，在用摆渡车将乘客送至停机坪登机时，检查相对而言就要宽松一些。当外国“托儿”与其他乘客从摆渡车下车时，被收买的机场专用车司机将偷渡者送到舷梯下，这一刻，偷渡者只需从外国“托儿”手中接过登机牌登机，“托儿”再趁乱钻进送偷渡者的机场专用车，悄悄离开机场，一切就都妥当了。
为了制造“混乱”，摆渡车司机会同时打开摆渡车两侧的6个门，而不像正常情况下只打开对着飞机的三个门。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周刘二人设计的偷渡方案完全破解了机场和乘务长构建的6道关卡，只要不在飞机上重新对登机旅客进行身份对比，一次偷渡行动可以说已经成功了一大半。
注销“托儿”出境记录免留破绽
曾参与偷渡行动的外籍“托儿”，既然已经办理了出境手续，护照上盖了出境章，那么如果事实没有出境，又该如何消除自己的出境记录呢？
检察官解释，偷渡团伙已经想到了这个问题，这些外国“托儿”在被送出机场后，他们会给外国“托儿”护照上加盖出境注销章。而为了避免出现外国“托儿”护照上有多枚注销章，引起边检人员的怀疑，所以偷渡团伙雇佣的外国“托儿”从来不重复，每次都要不厌其烦寻找新人。还有出境注销章并不难伪造，蛇头只要拿到一枚出境注销章的样子，就可以找人刻一个。而出境注销虽然在边检电脑里有记录，但是由于出境注销现象很普遍，不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对安全方面威胁也不是很大，所以一些外国“托儿”虽然护照上的出境注销章是假的，可是在边检时，因为需要效率，不可能对每个护照上的注销章进行电脑查询，所以很难识破。
此外，据被告人交代，机场运转有多个部门合作，一些单位拥有通行证，因此钻了空子。检查是有的，但是见到通行证和穿着工作服的内部人员，检查有时就难免流于形式。检察官表示，此案暴露出首都机场在制度与管理方面的漏洞。首都机场作为亚洲最大的空港，出现如此案件，如何严密边检措施，应引起有关部门关注并加以改进。
“新人”失误导致偷渡败露
依仗这个缜密的偷渡方法，后来的一系列偷渡行动都很顺利。而每成功一次，蛇头都会通过周壮分给这些内部人员数额不等的酬劳。两年来，在金钱的诱惑下，参与偷渡的机场内部人员从最初的5人逐步扩大到了13人。算上蛇头等人，案发时该团伙成员已增至近20人。但是后来的一件偶然事件，让这个偷渡团伙产生了内部矛盾。
据周壮等人供述，每成功偷运一人，“蛇头”会付给周壮十几万元酬劳。周壮扣下其中4万，将所剩部分分给具体操办者。例如在2007年3月偷渡行动中当“托儿”的3名韩国学生，每人分到了一万元左右的报酬。每次偷渡行动中，分钱最少的人也可以获利2000元。一次，“蛇头”为犒劳“有功之臣”请多名参与偷渡的机场人员带家属赴深圳游玩，却在酒酣耳热之际透露了发给组织者的钱数。众人心生不满，认为自己所得太少，而周壮、刘海兵太“黑”。此后不久，朱永林和米长山踢开曾经的组织者周壮和刘海兵，重组人马另起炉灶，这也为事情败露埋下了伏笔。
按事前计划，望风的两名机场“内鬼”，若发现机下有边检人员，就会取消偷渡行动，但这次行动中，他们虽注意到在场的边检人员，但还是没有及时收手。检察官称，这两名“内鬼”都是刚加入偷渡团伙的新手，缺乏经验，再加上前几次偷渡都异常顺利，使这两名“内鬼”麻痹大意，最终造成偷渡败露。检察官同时表示，虽然证据确凿的只有这8起13人，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成功偷渡的人数应该更多。
新闻内存
机场工作人员协助
偷渡案呈高发态势
2008年2月，首都机场T3航站楼投入运营，首都机场由此成为亚洲首个拥有3座航站楼、3条跑道、双塔台同时运行、年设计旅客吞吐量达到8200万人次的超大型现代化机场。
有分析称，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世界范围内的偷渡与反偷渡现象正在出现明显变化:一些发达国家因经济衰退，加大了对非法居留人员的清查力度，被遣返回国的中国偷渡客逐渐增多；中国经济环境较为稳定，致使一些不发达国家的外国人热衷于到中国寻求发展，外国人非法出入境的偷渡案也有所增多。
来自北京边检总站的统计数据表明:首都机场工作人员协助偷渡案呈高发态势，仅2005年全年，首都机场共查获偷渡人员945人次，其中查获机场员工提供线索协助偷渡22人。尽管有负责人表示，“要动用各种手段防范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但自2006年2月3日至2007年12月28日期间，首都机场内部工作人员参与偷渡的案件仍在不断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