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进城碰壁谁的尴尬

　　在卖桃难事件解决之后，洛阳市孟津县送庄镇政府一位官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那种为了自己管理方便而拒绝瓜农入城的做法，是一种惰政。”而今，李年红再次遭遇的卖果难，再次给城市管理部门以警醒，如何能把各自的工作做细一点儿，使城市利益和果农利益实现共赢。

　　李年红手中，并没有洛阳市今夏特别推出的果农进城直销特别许可证。总理卖桃事件被媒体报道后，曾有不少评论认为，让农民进城直销合法化迫在眉睫。可实际上，由于近年来国内多数城市都颁布了禁止农民直销的规定，这让即使手中有证的果农，进城后依然面临销售难堪。

　　在洛阳市发放2000多张果农进城直销特别许可证、市区内增设62个瓜果直销点之后，8月26日，洛阳当地一家媒体以“有了证，难解果农愁”为题进行了报道。在调查中，当地记者发现，或因不了解如何办理，或因部分乡镇根本没有布置此事，相当一部分果农没有这种许可证。即便是已经办理了许可证的部分果农，也反映了他们的烦恼：位置好一点的农贸市场没有摊位，市场管理者根本不让进。偶尔挤进市场了，也常遭到贩子的排挤。至于临时增设的瓜果直销点，或者因为位置偏僻生意不好，或者不知道在哪儿，果农们只好保持着旧有形式，仍是走街串巷地叫卖，但这样，势必再次面临被罚款的遭遇。

　　今年3月15日，在历尽周折获得北京部分超市的免费场地后，兰考卖米教授何慧丽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农民进城直销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决不仅是一个进城问题，农民需要什么样的平台，市民需要什么样的消费心态，政府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商家超市老板又需要什么样的魄力，这是一个全体城里人都要参与的题目。”

　　农民进城直销引发的思考

　　来自当地农业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至去年底，洛阳全市水果种植面积78.5万亩，产量41万吨，其中15%靠果农走街串巷自销。这个比例虽然低，但关系的却恰恰是没有销售渠道的农户，他们种植面积小，因此更希望进城卖个好价钱。

　　当地媒体引述洛阳市农业局园艺站站长董铁方的话说，“有些时令鲜果成熟期也就两三天，不及时卖出就会烂掉，进城直销也是无奈之举，城市真应该多宽容一下果农。”

　　“种1000棵枣树的可能已经有了固定销路，有人主动上门去买；种二三十棵枣树的怎么办，他不自己去卖能有什么办法？毕竟，自产自销仍然是相当一部分农户的主要经济形式，走街串巷比例的多少，可以从侧面说明农村的产业化水平的高低。”洛阳晚报一位记者认为，种植面积大、产业化水平较高的种植户，一般都有固定的大宗客户，已经相对脱离销售环节，因此进城不进城对其影响不大，进城的多是种植小户、散户，因此进城顺利与否，直接关系到他们收益的多少。

　　实际上，即使是产业化水平较高的农产品开发，近年来进城直销的呼声也在不断高涨。2006年春节前后，沸沸扬扬的教授卖米事件中，试图以直销的方式进入北京市场的兰考农民就并非零星散户，其组成的合作社年产大米近千吨，但他们为什么也非要去城里直销呢？

　　“农民在市场中没有定价权，容易受中间环节盘剥，既然直接出卖可以获得更多利润，为什么不去直销呢？”卖米“总指挥”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何慧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这样说。

　　目前农民进城直销面临的争议点是，当今是城市文明特别是物流高度发达的社会，农民割断社会分工，自己负担运输、交通费用进城直销农产品，是反市场的行为。但何慧丽等人认为，对农民而言，合理合情地赚取更多的血汗钱，无可非议。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者不仅支持农民进城直销，甚至还支持城里人进村直购。今年5月，包括三农专家温铁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韩德强等在内的一批知名学者，发起了城市消费合作社运动，倡导市民与农户直接对接，直接预定认购农产品。

　　“城里人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双赢，但也有双输的时候。直销和直购这些方式，不可谓是新农村建设中的一种有益尝试。”韩德强说。(郑州晚报记者 陈祖强 游晓鹏/文 洛阳晚报记者 武全旭/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