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20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政府财力的增加，中国政府大量投入科研（包括各类大学和研究所）。这种科研投入自然是为了未来的发展。尽管可持续发展包含有很多方面的意义，但科研投入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从历史上看，技术和新知识的突破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的影响不是其他因素所能比拟的。
政府的投入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积极的效应。中国研究者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暴增，他们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研究论文的数量也有很快的增加。
中国在一些领域的研究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在任何国家，国家的投入要取得一些方面的突破是有可能的，但如果要取得知识领域的全面进步并不容易。
但总体上来说，中国在世界知识链上仍然处于底端。就是说，中国知识产品的数量极其庞大，但是附加值非常低。前不久，一些专家从中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考察后感叹道，中国科研人员的数量如此之多、他们所写的研究文章如此之多，都是世界上所罕见的，但可惜的是，大多数研究人员都在重复地做低层次的简单的研究工作。
这个现象非常重要。就像中国的工业产品一样，中国所生产的知识大多是对人家现有知识的重复和复述，附加值非常之低。如果工业品需要升级，就是说要提升附加值，那么知识界也是一样。
如果不能有效提升中国在世界知识链上的附加值，那么中国的科研就很难得具有实质性意义的进步。这种情形不仅会成为中国各方面发展的阻碍，而且国家本身也很难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
研究体制和政策上的阻碍因素
那么中国的知识附加值为什么那么低？或者说，过去很低，但现在仍然得不到提升呢？到底有哪些因素阻碍着中国在世界知识链上追求高附加值呢？又如何革除这些阻碍因素呢？很显然，并不存在着单一因素，有很多因素通过不同途径影响着中国的科研领域。这同时也说明改革是一件综合的艰苦的事情。
有很多因素，但归纳一下，不外是研究体制和政策两大类。体制类的原因，很多人总会把之归之于政治体制，尤其对社会科学来说。政治因素很重要，但既不是最主要的，也不是不可克服的。很多阻碍来自一些具体的制度和政策，而非总体政治制度。
首先看中国的研究体制。在西方，各国的大学都会分为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中国上世纪90年代在讨论如何进行教育改革的时候，也有把大学分为研究型和教学型的设想。但是，后来实行的教改则是和这个设想背道而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