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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瑞金的真实处境 "主席"一职有名无实?

http://www.dayoo.com/http://www.dayoo.com/ 2011-12-26 02:07来源: 人民网   网友评论 (0)

  毛泽东在瑞金时期屡遭批判的原因

  毛泽东在瑞金时期屡遭批判,有客观原因,也有其自身原因。不宜把问题的症结都归于“路线斗争”,把所有的账都算到犯“左”倾路线错误者头上。

  先说客观原因。首先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及其派出机关)领导人所处位置不同,彼此关注的重点、对问题所持的立场,以及相应的对策、方法,难免不一致,甚至冲突。博古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作为最高决策者,要统揽全局,更关心全国和国际方面的情况,考虑问题不能不更多地从全国一盘棋和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出发。毛泽东作为革命武装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领导人,他主要对地方上的军政事务负责,更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当然,他也不乏全局性的思考,但按照中共的领导体制,他毕竟还无须对全党、全局负责。因此,在中共中央规定的各根据地和红军都须遵从的总体框架中,他的言论和行为往往因时因地发生变化。应当说他的某些机变机动确有道理,是正确的,不过要让大家都跟上他的思维、他的经验很难。

  王明于1932年11月2日,从莫斯科写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就反映了这种情况。信中说道:

  “关于进一步扩大苏区的方向问题,现在在中国领导同志中间引起了尖锐的意见与分歧。以毛泽东为首的前委主张(以师为单位)所谓把我们的武装力量分散在国民党地区的计划,等待敌人的进攻并在居民中进行群众工作。而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大部分委员把毛泽东的策略称为防御性战略,担心重犯去冬的错误,即红军失去良机,没有利用业已取得的胜利,没有展开广泛的进攻,因此主张较为积极的进攻策略。”

  第四次反“围剿”期间,围绕红一方面军如何行动,才能积极支援湘鄂西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粉碎国民党军大规模“围剿”的问题,苏区中央局和中共临时中央同在前方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发生激烈争论,更是具体地反映了这种情况。

  其次是毛泽东和博古、“博古们”对待共产国际的指导、联共(布)的经验,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态度。由于中共成立之初便加入了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就必须无条件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指导,中共的重大决策、高层人事变动,都要经共产国际批准才算数,才能实行。而尚处幼年阶段的中共,无论是思想理论水平,还是革命实践经验,都很欠缺。况且在经费来源上,还时时须仰仗共产国际的接济。这就决定了中共和共产国际间的微妙关系。博古、“博古们”出于对共产国际、联共(布)的崇敬,以及组织纪律的约束,不免更多地把后者的话当做经典、信条及圣旨。而毛泽东则注重调查研究,对国情有深刻的独到的见解,对于共产国际、联共(布)的东西,不盲目崇拜,而是有选择地吸收、运用。这样,毛泽东和博古、“博古们”,便不免在如何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指示上面,产生分歧与冲突。像众所周知的怎样对待共产国际的“进攻路线”、富农政策,以及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第三势力”的斗争,“武装保卫苏联”的号召等,在这些问题上,双方就因多次发生争论而不快。

  值得指出的是,过去总是说和毛泽东“唱反调”、“过不去”的,是以博古为代表的犯“左”倾错误者。而事实却是有时与毛泽东意见相左,以至互不相容的,不仅有博古、“博古们”,也有任弼时、周恩来、项英,以至朱德、彭德怀等。对他们,显然不能以路线划界,也不能以站队论是非。还有就是他们双方的争论,基本上是同志式的,并没有如后来的人所评论的那种敌对的、你死我活的味道。

  再说其自身原因。毛泽东出身湘潭农家,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他的理论修养、行事风格,更多地体现出一种中国气派、湖湘气魄。艰难复杂的阶级斗争,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多次以弱胜强、转危为安的指挥经历,与广大军民的亲密相处、息息相通,使他的认识、经验乃至性格,与其他领导人有诸多不同。他时常感到“众人皆醉我独醒”,即个别掌握了真理而形单影只;又往往因为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怨气,在党的会议上拂袖而去,甚至以去职明志(这在别人看来,无异于威胁和要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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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new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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