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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胡耀邦六进藏区始末

http://www.dayoo.com/http://www.dayoo.com/ 2011-12-27 05:19来源: 人民网   网友评论 (0)

  三进藏区

  耀邦同志第三次走进藏区是在1980年5月,他和万里、杨静仁等同志飞抵拉萨,落实中共中央批发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当时的西藏和祖国其他地区一样,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的惨烈破坏,其破坏程度还远过于内地。原因何在?对一个还处在封建农奴社会的西藏来说,我党或以和平赎买的方式进行民主改革,或以革命暴力手段进行民主改革,历史的现实告诉我们,我党不得已采取了后一种方式。问题出在民主改革以后,国内形势要求西藏马上进入社会主义,完全采用内地的方法组织人民生产、生活,划分阶级,开展阶级斗争。这对一个刚刚摆脱了封建农奴社会的西藏来说,完全脱离了实际情况,所行政策处处碰壁。所以当时的西藏,人民生活仍然十分艰苦,政治形势非常紧张,宗教生活基本停止,整个社会潜伏着巨大的危险!

  耀邦同志此次进藏,据我所知是有思想准备的。首先,他认为首都北京与西藏及全国各地的情况均有巨大的自身特殊性,尤其是西藏。其次,他认为汉藏人民没有民族矛盾,矛盾反映在干群关系上。第三,川北区党委民族工作的经验对他有帮助。第四,他认为对宗教应有不断的改革。1959年他就说,这种改革应叫“宗教还原”,“就是还原到宗教本来的面目上去”。第五,他相信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教导,“少数民族自己管自己的事”。第六,他同意邓小平同志的论断,“要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谁也没有这个本事”。当然更重要的思想准备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全党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取得的治党治国的共识。

  胡耀邦、万里到西藏以后,为落实中央关于西藏座谈会精神做了大量工作。耀邦同志对西藏工作讲的六条意见和他来前的思想准备一脉相承。这就是西藏地方的自治权应该名符其实,必须放宽政策,与民休养生息,一切从实际出发。万里同志原计划还要亲到亚东边镇,向印度等国宣布开放边贸、边民自由往来的政府声明。

  1984年,耀邦同志在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号召全党对西藏问题要有一个再认识的过程。他认为否定西藏和内地的同一性和其特殊性都不对,尤其是它的特殊性。别的不说,就是其自然地貌在全球都是独一无二的,此其一。其二,西藏封建农奴社会的历史痕迹,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其三,对历史悠久的藏族的民族心理要特别研究。其四,宗教信仰在藏民中有长期深远影响。其五,世界舆论关注此地,那些对中国不友好的势力总想插手其间。

  耀邦同志生怕一些干部不能把中央的政策和西藏实际结合起来,思想被束缚禁锢不得解放,有无穷的担心和禁忌,心神不宁,总在嘀咕现在是不是搞社会主义?党的领导是不是会削弱?宗教影响是不是愈来愈大?会不会出现新的叛乱呀?耀邦同志认为,如果把这些问题“孤立地加以强调,那就很难真正解放思想了,也就不可能认真思考另外一些本来应当更多思考的问题了。结果你们担心的那些问题,反倒不可能真正解决。”

  知道耀邦同志到西藏之前的思想准备,及1984年他在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针对西藏干部心中疑虑的解答,我认为有助于了解他1980年在西藏干部大会上的讲话精神。

  四进藏区

  耀邦同志第四次走进藏区,是1983年7月到青海的海南藏族自治州恰卜恰镇进行视察。他向海南自治州发出“站在四个前列”的号召:即在全国三十个自治州里,“站到民族团结的前列”,“站到发展经济、发展牧业经济的前列”,“站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前列”。他到了淌河公社甲乙生产大队,走进藏族牧民塔兴加的帐篷,详细询问了牧民的牲畜和生活情况。还特意问到藏族妇女身上的装饰品及藏刀、藏靴的供应问题。

  在视察海北自治州时,耀邦同志对三十四岁的藏族县委书记桑杰的成长格外高兴。他希望以牧为主地区的县委书记、县长都要懂得牧业,什么叫冷冻精液?什么叫品种改良?他希望地方领导都要重视草场建设,固定草场使用权,对群众“一是指导生产,另一个是指导生活,指导少数民族群众真正过社会主义的新生活。”

  怎么指导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呢?7月31日,他在西宁市的胜利饭店向省领导干部发表了“立下愚公志,开拓青海省”的讲话。他说:能源方面要向水能、风能、太阳能要能源。青海地方的房屋建筑要改进,那种薄顶、薄墙、单层窗的老式房屋,不适合青海这样的高寒地区。一定要利用好青海五亿亩的天然草场,并为从何处打开“实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门路而筹谋出路。在青海,他第二次发表了这种见解:“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我国经济开拓的重点,势必要转移到大西北来。”

  从五月到八月,耀邦同志陆续考察了新疆、甘肃、青海三地。他看到地处祖国西部地区诸省、区各方面的工作都大有进展,连贫瘠、干旱、高寒、穷甲天下的西北都开始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他深受感染,并对党的十二大提出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任务更加充满信心。在耀邦同志看来,大自然给人类的赐予无处不在,只要党的指导思想对头,那么一个“地尽其力”、“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繁荣昌盛的祖国并不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1984年,他应青海同志的请求,为黄河源头题了字。

  五进藏区

  耀邦同志第五次到藏区,是在1985年9月底,在四川甘孜、阿坝藏区的视察。这个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党的代表会议,这是在党的十二大与十三大之间召开的一次全国性的代表会议,是党内民主的一次具体体现。会后第三天,耀邦同志即来到四川甘孜、阿坝等地视察工作。

  这是耀邦同志整整五十年后,第二次重返长征路。在进入甘孜州泸定县的大渡河渡口时,他欣然提笔写下:“飞身可夺天堑,健步定攀高峰”十二个大字!

  在号称“遍地财宝”的甘孜州,耀邦同志建议有些黄金和其他小矿点可由当地群众开发。在九寨沟,他建议让藏民直接办旅游。这反映了他在“文革”以前就开始酝酿的一种思想:国家的资源应全民共享共用。怎么共享共用呢?“文革”之后兴起的经济体制改革才得以破题。耀邦同志在改革之初就提出,全民资源除国有企业享用之外,公社、生产队、联户、个体四个轮子一起转,都可以享用全民资源。他号召各级政府对此要加强领导,加强管理。他说:“加强领导,就是要提供技术,放宽政策,做好组织服务工作。”总之,其目的就是:“千方百计发挥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使群众尽快富裕起来。”现在一些藏区出现的问题是,当地农牧民开发资源的权益、利益被边缘化,被牺牲了。官商勾结的不法行为却大行其道,这决不是全民资源全民共享共用之道。

  还有一个生动的事例发生在阿坝藏族自治州。解放后这里建立十六个国有林业企业,共采伐了四千多万立方米木材。因为采伐大大过量,有的山头已经变成了秃山,结果留下二万五千工人无事可做,形成国家的“包袱”。耀邦同志对此问题发表意见:“不是卸包袱的问题,要把包袱变成财富。”他认为:“林区的人民要富起来,只有四条出路:一是营林,二是加工,三是采矿,四是修建。”最后,他满怀信心地鼓动大家:“端正指导思想,满怀信心地引导群众充分认识和发挥高原、山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的优势,积极开辟多种劳动致富的新门路,这是繁荣山区经济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大家知道,我国实行家庭联产土地承包制时有20亿亩耕地,这一政策解决了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200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全面的集体林权改革的决定,涉及的林地达到25亿亩。这又是一笔极其宏大的财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耀邦同志认为集体林地一定要承包管理使用才有效益,但当时条件不具备。他若能看到今天中央的决定,一定十分高兴。

  1986年2月19日,在广西南宁,耀邦同志回顾他的第五次藏区之行时说:“有些森林区、荒山区,他们的劳动对象是什么?你要强迫他种粮食,你不仅剥夺人家的经营自主权,而且剥夺他的劳动对象。你把他劳动对象剥夺了,这是违反经济学起码的常识。”他又讲:“为什么所有权与经营权要分开,为什么要给人民以经营矿山、森林的权利,这要从经济学原理上讲清楚,讲到点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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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new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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