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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联大成立60周年，也是联合国改革至关重要的一年。一段时间以来，联合国“石油换食品”丑闻的曝光以及对部分维和士兵行为不端的指责使安南秘书长面临着空前的工作压力。联合国秘书长是不是该有自己独立的立场？美国保守派人士博尔顿出任驻联合国大使将会对联合国带来怎样的影响？日本对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谋求能否达到目的？
3月11日，分管“联合国大会和会议管理部”的副秘书长陈健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陈健强调，作为联合国是离不开美国的，而美国也同样离不开联合国。
3月11日，联合国副秘书长陈健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新京报：陈先生曾经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也做过驻日本大使，现在来到联合国担任副秘书长，你在这几份不同的工作之间是如何进行角色转变的？
陈健：几个工作相同之处都是外交工作，使用的语言都是外交语言，服务的宗旨都是促进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合作，建立良好国际秩序。
但具体的工作内容和方式不同，发言人的工作主要是国家政策的表述，要用一种确切的方式来表述中国的外交政策，而且表达能为外国所理解；作为驻日大使，有比较集中的目标任务，摆脱各种困难的干扰，促进中日关系发展是主要目的，这种关系又包括中日政府、议会和政党以及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从关系的内涵来看，涵盖的面最广，但从关系的对象看，涵盖最小；到联合国以后，工作的焦点很集中，但面对的对象最广。作为发言人和中国大使，我代表的是13亿中国人和国家主权，讲话要对国家负责，言语的分量也较重，现在的工作主要是要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目标，当然两者并不矛盾，我做好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和我为中国外交服务是一致的，即促进和平与发展。
通过改革为联合国节省开支
新京报：进行联合国会议安排，最难的是什么？
陈健：那就是不可预见性。比如，苏丹突然出现了达尔富尔人道危机，马上需要开会和准备文件，这时就需要争取大部分文件和会议都列入计划，对付临时状况。
新京报：刚才你谈到要设法给联合国节省开支，会务节省能从哪些方面做起？
陈健：我刚刚上任的时候，这个部门两个财政年度的亏损额是1100多万美元，我从2001年进入联合国后，就对本部门进行了改革。一项决定就是会议的安排不是完全无偿提供的。如果是按照原来成员国通过的会议日程表执行的会议，在正常预算范围之内，是无偿提供的。
如果要在日程表外开会，要收钱。
新京报：“收钱”的会议都是什么类型？
陈健：以前联合国有的会议，本来定在下午召开的可以取消改在晚上开，现在就不敢随便这样了。我们的改革让会议的工作更有计划性，可以做好充分的安排，不至于临时花很多钱找人来提供服务。我们还对文件流程进行了规范，包括会前文件、会期文件和会后文件各个流程都要规划，提高组织纪律性的同时也为配备人力做好了规划，不会造成浪费。
新京报：这份工作让你最有成就感的地方是什么？
陈健：会议服务的改革是比较令我满意的地方。我们原来叫做会议服务部，我将它改为会议管理部，增强了管理意识和计划性，能以更小的开支为成员国服务。
安南秘书长的独立人格
新京报：安南秘书长的工作方式是怎样的？
陈健：安南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以后，采取民主集中的领导方式，每周三上午安南会利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与所有副秘书长讨论重要问题，商议后由安南做出最后决策，所有副秘书长都要执行，当然，秘书长最终要向成员国负责。
新京报：能够说联合国内部是一种商讨机制吗？
陈健：联合国秘书处本身是一个执行机构，它不是决策机构。联合国的决策机构是安理会和大会经社理事会，由成员国组成，这些才是我们最终的老板。他们做出什么决定，然后由秘书处全体成员执行。当然，秘书处也有权利和义务向成员国提出建议和信息，成员国可以采纳也可以拒绝。
新京报：有一种观点认为作为联合国秘书长不应该彰显独立人格，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陈健：历任秘书长的个人风格也不尽相同，个人的地位和影响力也不一样。本届秘书长，尤其在最近一段时间表现出相当强的独立性，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也因此受到一定的冲击，现在就有好几篇媒体的文章讨论诸如联合国秘书处在整个联合国的构架里应该起到什么作用，联合国秘书长到底该是什么地位，他是否该有独立的人格等问题。在过去一段时间，安南的讲话被国际上普遍认为代表了国际社会的道德和良心，这里就有一个秘书长是否该有独立人格，还是代表成员国共识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正被反思和讨论。
博尔顿到任如同尼克松访华
新京报：美国派出“鹰派”人物博尔顿担任驻联合国大使，这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你认为博尔顿到任将会对联合国工作带来什么影响？
陈健：此人一贯对联合国持批评态度，与此同时，他又在美国政界保守党中有很大影响，所以他来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有双方面的影响。好处就是他可以亲自体会一下，他原来的主张在联合国到底行不行的通，也许联合国能够改变他。如果联合国真的改变了他，以他在保守党中的地位和影响，联合国就能在美国造成很大影响，所以有人说他到联合国来，就像当初尼克松访问中国一样，可能带来新的层次关系的变化。
还有一个好的方面，他多年来对联合国的不满和批评，也可能对推动联合国的改革有好处。联合国确实有一些多年积累下来的弊病和弊端。
新京报：不好的方面呢？
陈健：他原来就坚持美国是老大并推行单边主义，这种倾向也许不能使他和其他成员国代表很好协商，或者给联合国的工作制造不和谐的气氛。
新京报：对你主管的会议管理会有直接影响吗？
陈健：估计不会。他可能对联合国大会改革有些想法。而我自己也觉得联大应该改革，议题过多，决议过多，而真正的效用又不大，所以需要进行必要的改革，我倒不担心他对这方面的建议。
新京报：如果博尔顿想对联合国施加影响，会通过什么渠道？
陈健：美国对联合国施加影响历来是通过会费，联合国相当一部分会费是美国出的，原先是25%左右，现在大约22%.联大在安南第一任期的时候，进行的一次改革就是在美国决定停交会费的压力下进行的，联大改革之后，美国才交会费。
会费多寡不能决定常任席位
新京报：日本正在积极谋求安理会常任席位，对于日本积极宣传的所谓国际贡献，联合国作何评价？
陈健：第一，日本交的会费是应该的，不是自己想多交就多交的，这是联合国按照一定的公式和各国的经济实力以及人均国民收入计算出来的，是应该尽的义务；第二，日本对别国的援助确实不少，但还远远没有达到联合国规定的国民生产总值0.7%用于发展援助的要求。
另外，一个国家能不能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不只取决于它对联合国的经济贡献。
新京报：还应该考虑哪些方面？
陈健：首先，现在的常任理事国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没有新的重大历史变化，这个格局不会轻易改变。当然，舆论认为现在的安理会缺乏代表性和透明度，也需要改革，一般也都同意增加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但以什么标准选择新的常任理事国，他们又将拥有怎样的权利，这些都是在联大很有争议的问题。
新京报：在今年有可能达成一致吗？
陈健：今年是一次机会。
联合国大会成立60周年，并在9月份的时候会召开具有历史意义的首脑会议对“千年宣言”评估。日本、巴西、印度和德国组成四国集团，准备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成为常任理事国。
今年是联合国改革关键年
新京报：今年联合国工作的重点是什么？
陈健：今年是联合国改革关键年，今年的首要任务就是推动9月份的首脑会议，首先对“千年宣言”的执行做出重大决定；对于联合国的改革也要做出重要决定，这将决定联合国能否继续发挥重大作用。
联合国秘书长已经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作出了两个相关报告，一个是世界名人小组报告；另一个是由世界经济学家组成的小组，他们就“千年宣言”中的发展目标作出报告，秘书长在这两个报告基础上，将于3月底向成员国做出综合性报告，报告中将会包括一些建议，如果被成员国接受，将成为首脑会议宣言的一个基础，这正是联合国当前的中心问题。
除此之外，安理会还有很多的议题，如苏丹、中东、叙利亚等。
新京报：美国对于联合国工作目标持怎样立场？
陈健：美国是选择性的利用联合国。作为联合国是离不开美国的，美国也离不开联合国，尽管两者之间有矛盾和波澜，尽管美国是当今世界惟一超级大国，但从世界格局看，谁也不可能抛弃谁。
■记者手记
一个成功的“公司老板”
3月11日，约定陈健副秘书长利用中午仅有的一小时午餐时间进行采访。
陈健副秘书长的办公室在联合国大厦的29层，里面是很普通的设置：沙发、办公桌和联合国旗帜。采访气氛很轻松，陈健主管的部门全名叫做“联合国大会和会议管理部”，从名称就可以看出它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管理联合国大会及其下属机构，在这方面他和同事的作用是担任大会主席和各个委员会主席的顾问和参谋，确保会议的顺利进行，帮助他们解决一切程序性的问题，使得代表们能够集中讨论问题，这部分工作是政策性的；另外一部分工作就是会议管理，联合国所有会议的服务全都掌握在他的部门这里，包括会场的提供、座次的安排、提供口译和记录、会议文件的翻译、打印、出版和散发等全在这里协调。
大致介绍了自己的工作性质后，陈健笑着说：“这部分工作是管理型的，我就像一个公司的经理一样。这两个部分加在一起共有1200多人，是联合国人员最多的部门，花销也是最多的一个，所以成员国对我们看得很紧，要我们节省开支。虽然现在我代表本部门1200多人，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治责任减轻了，但管理责任加重了。”陈健的工作有点有面，他笑着表示说，从联合国退休以后，当个公司老板没有问题。陈健说：“经过连续三年的改革，我们不仅没有超出预算，而且还有了节余。如果说我是一个公司老板，那么我成功了。”（特派纽约记者
赵全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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