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能还从来没有一年像今年这样，看到中国外交像龙卷风一般席卷世界不同地区。6月在上海，有“上海合作组织峰会”；10月底在南宁，有“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11月初在北京，则是更大规模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眼下，胡锦涛主席又已经踏上出访越、老、印、巴四国并出席APEC峰会的旅程。

　　不管你把这些叫做“周边外交”、“第三世界外交”还是“首脑外交”，在美、欧、日这些成熟发达国家之外，中国外交今年显然成绩斐然。当然，与此同时，也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与媒体的热烈讨论。

　　然而有些遗憾的是，这些讨论基本上还是沿着中国崛起是否挑战国际秩序、是否挑战霸权国家这一脉络进行的。国外质疑者固然是继续这一思路，讨论上海合作组织是否针对美国、中国在东亚影响力上升是否排挤美国、中国在非洲的出现是否“新殖民主义”；国内外另一面的声音虽然针锋相对，但其逻辑仍然建立在上述脉络上，重申中国崛起不等于中国威胁，例如报端不少反驳“新殖民主义论”的文章。

　　这些为中国外交辩护的声音固然正当，也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不过笔者也以为，中外学术界及媒体有关“中国崛起－中国威胁”的争辩多少带有情绪化乃至政治化的色彩。国外一些人由于其意识形态的差异，甚至由于特定的政治目的，对中国实力的上升作不乏恶意的解读；与之相应，这种解读在中国则吸引了过多关注，而且回应常常也流于简单和情绪化。就像小孩子吵架，一个说“你做了”，另一个就非说“我没做”。

　　笔者以为，这种思维的窠臼可能会掩盖更重要的任务。

　　今年这些让人有些眼花缭乱的外交“盛宴”，其实集中体现了我们常常在电视上听到、普通百姓却很少切身感受到的事实：中国已经是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这个角色是中国过去从来未扮演过的。

　　而当新的角色登上舞台，可能各种声音都有：叫好的、观望的、嫉恨的、起哄的……“骂回去”固然简单，笔者倒觉得，不如都先拿来，并且认真思考：这样一种全球存在、全球影响力意味着我们国家的“身份”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公民，想以怎样的姿态出现在不同的地区？我们能做些什么，既为自己，也为别人，为这个世界？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以开放的胸襟来严肃思考。比如说，中国目前的全球影响力，首先就带来一个“我们是谁”的问题。过去，我们曾经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部分，也曾经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外的“第三选择”；1970年代末中国把注意力转向经济后，中国外交的“身份”就基本上是内向的，“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为经济建设服务。

　　那么，现在我们全球影响力日益上升，该如何在全球层次定位自己呢？“三大峰会”主要是周边和发展中国家，是不是我们要去做“狮子王”了呢？显然不是，别忘了中国与美、欧的高层交流是一如既往的绵密，并且在上个月接待了安倍晋三的“破冰之旅”。

　　但是，“三大峰会”的确凸显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周边、我们的老友，多数还是发展中国家。李肇星外长引用了毛泽东的话，（我们与第三世界国家）没有无缘无故的爱。那么，打破非此即彼的区分———无论是意识形态的“东西”，还是发展程度的“南北”———发挥一种中道作用，是不是可以成为“和谐世界”的题中之义呢？

　　再比如，我们把自己的心绪放平静，也许会发现，那些批评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人，并不都是简单的“反华分子”。认为经济援助、企业投资应该考虑受援国、被投资国国内的政治、人权状况，在美欧是被普遍接受的观念。就好像我们个人在捐款时，也常常担心捐款是否能落到失学儿童或者受灾群众手中。

　　由于历史经验的不同，在这些国家，“不干涉”原则并不像在中国那样受到重视。那么，我们是否可能通过严肃的学术努力来证明我们在道义层面和操作层面都更有道理呢？在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走向世界的同时，我们的学术界理应冲在更前面，找到理想与现实的契合点。

　　同样的例子当然也适用于公民个人。这样一种全球身份，我们个人、我们的教育体系真的作好准备了吗？一方面，我们对全球变暖、流行疾病、多哈回合给予了足够的关心吗？我们真的能摆脱对发达国家的盲目崇拜或者盲目排斥了吗？另一方面，我们对欠发达地区的人民以及文明，已经摆脱“泱泱大国”的自大了吗？其实，首脑外交对于一些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重要程度，恰恰说明了我们与这些国家的民间联系还远不够密切和扎实。

　　凡此种种，其实可能都比反驳“中国威胁论”来得更重要，更长远，也更需要我们的严肃思考与切实行动。（作者：达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