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文化遗产保护分论坛在深圳举行。围绕新时代考古发现、加强城乡历史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建好用好国家公园、非遗的活态传承等话题，多位专家学者现场展开对话，为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守护好中华文脉建言献策。
从考古发现中读懂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具有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5个突出特性，我们在考古中可以找到很多实际例子来证明。”论坛伊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展开了关于“新时代考古发现看中华文明的形成”的主旨演讲。
他谈道，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的核心问题包括多个方面：比如中华文明是何时形成的？文明形成的标志是什么？中华文明以黄河中游为中心的历史格局是何时，又是如何形成的？中华文明有何特点？
从9000年前的浙江义乌桥头遗址，到7000年前浙江余姚施岙遗址，到距今5000年前的湖北屈家岭文化遗址……王巍以数个遗址发现过程及发现文物为例，讲解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提到良渚文明时，王巍特别指出最近良渚还有新的发现，包括多达20万公斤的水稻。
陕西省考古院院长孙周勇则以《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的考古新发现与解读》为题，讲解了这个东亚地区最大的石头城市如何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探索提供全新的重要资料。
孙周勇特别提到了石峁发现的几个特殊现象，比如石头墙里藏有玉器，是世界文化史上比较少见的发现；同时还在城墙上发现大量的壁画，是中国美术史上重要的发现。在皇城区，考古队员还发现了制骨作坊，其中有多达2万余枚的骨针。
“通过近10年的探索，我们逐渐搞清楚了它的大致结构和重要分布。”孙周勇在介绍石峁的发现成果时表示有两个重要点：一个是石峁的时间，可能是处于新石器时代最末期，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代的关键时间点上；第二个重要点是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它的发现在国内比较罕见。
“打通科技与人文，不如大家来尝试解一道甲骨文数学题？”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讲席教授唐际根在现场抛出了一道题目，融合了甲骨文和现代数学公式，观众纷纷举起手机拍下，引发一阵热烈的讨论。
作为安阳殷墟考古队原队长，这位考古学家对甲骨文情有独钟。他谈道，殷墟时期是中华文明发展和繁荣的巩固阶段。
“我们最近清理出一块装修房屋的陶器，说明这时候商朝人的科学技术支撑还是非常厉害的。”他提到，通过考古发现，考古研究人员把殷墟地图重新勾画了一下，发现已经有了都市工业区的概念，铸铜、制陶连成一片，这是管理上的进步。
要创造老建筑能生存下来的环境
“遗产保护、文化传承事业正在经历最好的时期。”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曹劲认为，要在未来工作中建立持续的、动态的文物普查和登录工作，要迅速推动历史文化遗产成为文物保护单位或者历史建筑，只有这样它们才能纳入国家的法律保护体系。
“破坏文物不能以罚代刑，以赔偿了事。”曹劲认为对文物的保护要用好法律武器，严格执行国家现有法律法规对文物毁坏的处罚措施。
此外，她还建议，要探索文物的活化利用，用更多元的方式讲好文物故事，让群众共享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只有这样文物保护的事业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她举例说，近年来，广东开展了南粤古驿道定向大赛、建设了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这些活化利用文物的模式都是成功探索。
“20多年前，我被布达拉宫的文物所吸引，并因为对文化遗产的热爱而入了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查群坦言，自己很幸运地见证了文保这个领域从曾经的冷清到如今的火热。“从人才稀缺到有越来越多的人才涌进来，是好事，我们要完善规范好前期的基础培训，做好考古文保人才的培养。”
对于当前城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经济学院双聘教授赵燕菁认为，我们不仅要保护单栋的老建筑，还要保护、创造老建筑能生存下来的环境。
怎样让历史文脉的载体，比如历史建筑、文化遗存尽可能多地度过生产优先的发展阶段？赵燕菁建议，首先，在规划上实现老城和新城的空间分离，通过新城建设释放发展压力，避免老城大拆大建；其次，在使用上赋予老城新的功能，使其从低价值使用转向高价值使用。
南京大学国家文化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姚远也表示，系统性保护文化遗产要坚持最小干预原则，保留历史原貌，不搞过度修缮、过度开发，更不能搞拆真古迹、建假建筑。“这是我们的时代使命，要让居民在胡同街巷里能过上现代生活，让文旅融合有效促进传统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
除了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我国还留存着海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让这些已经渗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无形文化保留、传承和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生存在当下的活态文化形式，其形态不会固定、静止不动，必然随着时代发展、人们需求提高而有所变化。”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兰静在主题演讲中表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需要从3个维度来促成，包括考虑政府的顶层设计、采取具体保护措施以及发挥社会各界的积极性。
如何提高公众的非遗保护意识？兰静认为，这需要全社会的交流互动，“比如粤港澳大湾区有戏曲粤剧、广东音乐、咏春拳、赛龙舟、醒狮等非遗项目，同处在岭南文化的浸润中，可以通过交流互动使湾区群众增强非遗保护意识。”
如果说非遗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那么国家文化公园则是文化的一种标识。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
“国家文化公园是集综合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也是承载着中华文明和象征着国家精神的重要空间。”多年从事长城保护项目研究的北京建筑大学北京长城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汤羽扬表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需要整合超大尺度的文化景观资源，集中打造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
汤羽扬以长城为例，北京长城保护区划范围有2000余平方公里，不仅长城资源富集，也是北京的生态保护区，分布有多处山林、水源保护地，同时该区域还涉及几十个乡镇的500余处村落，是多类资源保护利用与乡村建设发展重叠的空间区域。
“如何做好遗产资源保护，又做好文化传承与区域发展是线性文化遗产面临的重要课题，需要持续探索、不断创新，深度阐释文化遗产的价值、发挥广泛性的社会功能、实现多元化的价值目标。”汤羽扬说。
南方+记者 黄堃媛 王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