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涵的人生里，没有“勉强接受”这个选项。
6月7日上午，走进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考考场前一分钟，子涵紧紧抓住送考的班主任赖泽薇的手腕。
正如同班好友李思彤形容的那样，他对考试有一种奇特的兴奋感，“一模考试前，与他击掌加油时发现他的手在发抖——他承认紧张，但更多的是兴奋”。
从出生多病、视力逐渐恶化，到初中从普校转入广州市启明学校（简称“启明学校”），子涵的视力仍不断下降，但未能阻挡他走向认定的方向——初中时已决心走普通高考这条路，而且未曾动摇过。
作为启明学校第一位参加普通高考的物理类低视力学生，首次采用大字卷作答，子涵在这三天的考试中，既是在探索自己未来的路，也是为更多后来者探索新路。
初中已下定决心要走“更难走的路”
自出生后，子涵一直体弱多病，视力逐步恶化。一开始，他在普通学校读小学，成绩很不错，但高年级时因为视力原因，学习有些跟不上了。
父亲多方了解后，决定将他送入特殊教育学校。初中转入启明学校后，他已决心走普通高考这条路。
启明学校的学生在高一上学期末就会面临选择：是参加单考单招，还是普通高考。
数学老师袁福蓉正在给子涵作一对一辅导。
“单考单招”是为残障学生设置的大学招生模式，全国几所被授权的高校为残障学生开设特定专业，通过自主考试单独招生。目前，全国为视障学生提供“单考单招”的三所本科学校，主要提供针灸推拿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音乐学、汉语言文学等专业。
如果参加普通高考，理论上视障学生可以报考所有未明确有视力限制的专业，但是普通高考的难度相对比单考单招高，其次是如果考虑到未来的就业可能性，普通高考对于视障学生来说，可以选择的专业相当有限。
在预选科的时候，老师们建议子涵走单考单招，因为更为稳妥，但他非常坚定，一定要参加普通高考。
子涵独自在教室里默默地做题。
“当时老师和家长都很担忧，尤其是家长，一开始不太赞同，因为这条路很难走，一是心疼他，二是担心他的视力会因为更大强度的学习而出现不可逆的损害。”赖泽薇说，最终大家却被子涵的决心打动。
他说：“高中只有三年，我不逼自己一把，怎么能够知道我能走到什么程度。”
整个高三班级中，最终只有子涵一个人选择了普通高考。
一个人的冲刺不是孤军奋战
选科的时候，子涵的父母认为选文科可能更有利些，但子涵却表示自己从小就对物理和数学非常感兴趣，非理科不选。
拗不过子涵，大家最终还是尊重了他的决定。
子涵正在课室用助视器读题。
然而，高一下学期，他的成绩并没能达到自己的预期。上了高二，他的执拗开始显现。
赖泽薇还记得那段时间，子涵有点将自己逼到极致了——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做题，即使到点了必须吃饭，也是尽快地从饭堂赶回教室，完全不给自己喘息的机会。
思彤了解得更为细致：“他对学习的投入真的是‘废寝忘食’，每天清晨五点起床，晚上十一点多才睡；偶尔因为写练习册错过午餐，即使没错过，也要卡着关窗最后一刻才到食堂。”
他甚至曾经把睡眠时间压缩到三小时，然后遗憾地发现行不通，这才放弃。
而家人偷偷的担心被他知晓，他陷入了情绪低谷——“太心急”的结果是他请了一个月的假在家。
这一个月对子涵来说既难熬，又珍贵，难熬的是他无法像自己迫切希望的那样继续投入到学习中，珍贵的是，他理解了“学习”对于自己是什么——是破釜沉舟，但绝不是“鱼死网破”。
赖泽薇趁着课间来课室跟子涵聊一聊。
重新回到学校后，子涵悄悄发生了改变。
他告诉赖泽薇，自己意识到之前机械刷题的效果其实并不佳，于是开始寻找经典题目，自己分析漏洞，做针对性训练——一切更有了“章法”。
从那时起到高三总复习阶段，他的状态持续上升，“一模”“二模”成绩稳定，老师们评估他高考上本科线基本没问题。
这个时候的他心态反倒更沉着了，不会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做到最好而焦虑，也不会因为做得不够好而自责，而是认可自己的付出一定会有回报，不断探索怎么样可以继续提高。
思彤说，只要有他在的课堂，绝不会冷场——他会时刻回应老师的提问。如果老师的讲解与他思考的方向一致，他会大声报出答案；如果存在分歧，他必定会追问到底。
他学习时的专注度极高，戴上耳机便能屏蔽周围一切干扰，无论教室多吵闹，都无法打断他，只有完成既定任务才会停下。
子涵独自在教室里默默地做题。
他从不因他人目光而退缩——课间大声朗读古诗文和单词，即使教室一片安静他也毫不在意；同学们从他座位旁经过，他也不会抬头看一眼。当他安静时，大家甚至不知道他是否在座位上。
除了在座位上做题背书，他还常在教室里绕圈思考难题，嘴里念念有词。偶尔有人碰他肩膀，他会顺势抓着对方一起绕圈。
当其他同学离开学校，去参加4月初的单考单招，子涵一个人度过了余下的两个多月。在一个人的教室里上一对一的课程，一个人做题、背诵、练习。
有一些孤单，但更多的是期待。
幸好，虽然是一个人的冲刺，但并不是孤军奋战。
“他们的价值一定会被理解”
“高考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既是学习上的检验，也是成长的检验。”赖泽薇偷偷观察子涵的言行，发现在初中时非黑即白、固执己见的子涵，在高三学会了接受“不完美”，学会了“不内耗”。
其实在任课老师们看来，子涵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情况较好，理科思维强，学习态度坚定，他们最担心的，其实是他在考场上能否发挥出应有的实力——不是能力问题，而是视力带来的客观限制。
子涵的视力类似极度高度近视——即使贴脸站着，他也只能知道对面有人，而完全看不清长相。因此，看试卷的时候，他必须使用放大多倍的助视器，每一次只能看到助视器上显示的一小部分内容。
子涵使用助视器练习做题。
于是，别人一眼轻轻一扫，就能看完一行字，他需要不断移动助视器，逐行逐字阅读，无法自然跳行。最困难的是看图——理科的科目中看图是很重要的部分——他只能局部一块一块地看，再在脑海中拼接成完整图像。
除了阅读，书写也有很大困难。他书写的字要有一号小初字体那么大，但即便如此，书写时仍几乎是“盲写”——左手持助视器，右手写字，眼睛还要跟上，这对动态视力较弱的他来说非常艰难。
因此，答卷的时候，他能知道落笔位置，但笔迹走向、是否出框难以控制，常出现“缺胳膊少腿”或两道题答在同一区域的情况。
为了克服这些问题，整个高三，他都在不断训练如何尽可能规范地答题。
高考第一天开考前子涵和妈妈的合影。
高考中他能否顺利把答案写在正确的位置上，是令人担忧又悬而未决的事情。
“我们已经为子涵申请了所有我们能申请到的考试便利了。”赖泽薇说，按照相关规定，他们提早半年申请到大字卷、携带助视器、单独考场三个考试便利，曾经尝试申请电脑作答但是被拒绝，“他的试卷与其他考生完全一样，只是考试时间可延长30%。”
事实上，子涵是启明学校历年来第一个使用大字卷的考生，与2023年通过普通高考考上本科院校的彭香香的路径不同——后者因为是全盲考生，因此使用的是盲文卷——对于子涵来说，没有经验可循。
而对于此后也希望参加普通高考的低视力学生来说，他是一个探索者，探索能争取到何种权利，这条路能走多远。
考完语文后，妈妈前来接子涵回去吃饭休息。
“无论是香香，还是子涵，都是我心目中的先锋，因为他们都在走没有人尝试过的路，即使他们未来的方向不明确，但他们仍愿意为了心中一口‘气’去走。”
赖泽薇用“敬佩”与“心酸”形容自己面对这样的视障学生的感受，“也许一开始可能会被有的人看作‘意气用事’，但继续走下去，他们的价值一定会被理解。”
想成为视障孩子的支持者
6月5日，子涵的父母带着子涵在考场边旁的旅馆住下，让他提前适应。那一晚，子涵没有睡好。“还是有点紧张。”子涵妈妈说，“但是他之前准备得比较理想，说自己状态还不错，所以我们也不担心。”
其实，一直以来，她从不操心子涵的学习，因为子涵很用心，时时刻刻都有自己的学习计划：“平时看起来大大咧咧，但遇到原则问题就很坚定，心态很稳。”
妈妈和子涵快步往前走。
6月7日，首场考试开考前一个小时，当校长、老师等在考场门口，为子涵送上向日葵的时候，子涵带着惯有的淡淡的微笑，告诉大家“语文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因为从小在普通学校长大，又有在特殊教育学校学习的经验，子涵觉得自己的经历“很丰富”，在融合教育的环境里接受过教育，有更多的经验可以分享。
他希望自己有可能通过普通高考，走上成为老师的道路，未来能够像自己遇到过的老师那样，成为视障孩子的支持者。
“他能成长为感恩的孩子，我们很欣慰。”子涵妈妈说，“走进考场就胜利了。”
为子涵送考的启明学校的领导、老师。
但对于子涵来说，目标明确——考过特控线，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想以此证明“即使是视障也没有不同”，而是达到这个分数，他才有可能去到他想要去的学校。
“启明学校开办普通高中以来，每年有越来越多的学生考上本科，我们固然感到自豪和欣慰，但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学生考上大学之后，能否成功实现理想。”启明学校副校长布文锋认为，“最关键还是大学之后去向何方”。他呼吁社会给视障学子更多关注和支持。
广州日报民生工作室出品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林琳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陈忧子、林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