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国妇产学科泰斗梁毅文先生诞辰120周年。梁毅文是广州人，在广州西关从医60多年。1986年，我在广州日报负责医疗卫生领域和部分时政新闻的报道工作，这一职业身份，让我有机会走近晚年的梁老，走近这位高山仰止的大医，记下了所知所见的点点滴滴，并录入到她家乡的报纸上。
一、 初见大医
梁毅文生于1903年，逝于1991年，享年88岁。她学医从医的主要地方，是位于现今多宝路的柔济医院，1954年该院改制为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现名为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992年广州市政府在市二人民医院为梁毅文建立的汉白玉半身雕像。（梁嘉健摄）
我第一次见到梁老，时为1986年3月4日，采访广州市第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会中，我藏在主席台一侧，核对到会的领导名单。主席台上，一众的男士中间，端坐着一位银发素衣、知性而祥和的女长者，我身旁的市人大工作人员说，她是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梁毅文。因是医疗卫生线记者，自是敏感，由此记住了这位名医。
此时梁老83岁，在接下来的数年时光里，在广州公益界、医卫界的重要活动上，我不时能见到她的身影，体形略胖，爱穿湖蓝和白色等浅色的大襟衫，大气典雅，岁月无改的睿智眼神，总是流淌着豁达的笑意。
1986年12月2日，位于人民中路的广州市妇婴医院，一座高十七层的新大楼落成，内设300多张病床。这是当年广州市委、市政府为缓解妇幼医疗资源短缺，承诺为市民办的“六件好事”之一。其时正处在改革开放前期，这栋新大楼在人民中路上可谓鹤立鸡群。广州日报社所在的西瓜园同在这条路上，相距仅几百米，当时最高的建筑还只有四、五层。那天，梁老拄着手杖前来参加这座新大楼落成的活动，她是这件“民生好事”的推动者之一，时任市领导的许士杰见到梁老，即迎上前去扶伴，亲切交谈。在新大楼里，她看着宽敞的病房，先进的布局设计，一流的设备配置，频频含笑点头。广州日报是这个民心工程的16个赞助单位之一，我心里有点小自豪，写报道时，打破常规把本报等赞助单位写在最后的一行字里。
随着见到梁老的次数不断增加，我越来越希望深入了解这位在中国现代妇产科界享有盛誉的广州女医生。当时还没有互联网，我在图书馆翻阅资料，在广州日报搜老报纸；市二医院办公室主任、儿科专家崔其亮负责联系媒体的工作，我们不时聊起梁老，通过他，我接触了多位梁老的大弟子，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这位医学泰斗的人生经历，如一幅长卷渐渐地在我面前展现开来。
二、 少女怀志
梁毅文祖籍广州，童年在香港度过，受过良好的新式基础教育。1917年，14岁的少女陪伴病重的母亲回广州求医、休养。这段日子的经历，深刻地影响了她后来的人生。母亲受结核病晚期折磨，医生束手无策，她痛苦万分；在陪伴母亲到医院求诊时，那些贫病妇儿的凄凉景况，直击她的心底。少女从此立志：做个独立自强的女性、学医救母、行医济世、救助妇孺。
少女时代的梁毅文。（广医三院供图）
位于广州西关的夏葛医学院，是当时国内一流的女子医学院之一，它还拥有一间附属柔济医院，以“救治妇孺”为使命，不会拒收贫困妇孺病人，医疗水平在华南地区负有盛名。1912年，孙中山曾亲自前往参加院庆活动和发表演讲，肯定它服务社会的贡献。这正合少女的心志，1918年，年仅15岁的梁毅文得偿所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夏葛医学院，由此开启了她以后60多年扎根广州、从医报国、守护万千妇幼健康的生涯。
夏葛医学院及其附属柔济医院、端拿护士学校，为晚清时期美国传教士、医学博士富马利女士在广州西关创办，是我国最早的体系完整的女子西医学堂之一，为我国培育了一批优秀的现代女性医学人才。学校重视学生的学术、人格、品行的培育。在其招生简章里，明言不为富人培养侧室，不招收侍妾；指出功课繁重，已嫁者因有家累，无法专心致志，亦不收录；烟酒谎言不修边幅者，须统统戒掉，否则要退学。对考生学历要求亦严，必须由政府登记认证的高级中学毕业，考入者，先修一年英文，不懂粤语者还得再修半年广州话……
入读夏葛医学院后的梁毅文，自述从此日夕埋头于功课及种种实习，修学拯救人群之疾苦的医学基本功。1923年，梁毅文毕业，留校工作。之后，她又先后到了当时国内另外两家同样赫赫有名的医学机构——上海西门妇孺医院、北平协和医学堂进修，奠定了扎实的医学基础。1925年梁毅文回柔济医院担任医生。1927年，她的诊疗水平获得良好的评价，在母校夏葛医学院担任了妇科代理主任和代理教务长。在当时的中国，这位年轻的女孩，已经非常出色了。不过，视野开阔的她，很清楚当时国内外医学水平的巨大差距，强烈渴望学习更先进的医疗技术，更好地服务国人。
1928年，梁毅文只身赴美，考进宾夕法尼亚女子医学院自费留学。这里是世界最早获准授予女性医学博士学位的医学院之一，她在这里选读了一系列的临床和基础学科，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博士学位。紧接着，她又转往奥地利维也纳医学中心继续进修了五个多月。1931年，大器将成的她踏上了归国之路。
三、青年立业
1989年夏天，我采访了梁老，这应该是我在她生前对她最后一次有见报记录的采访。期间我们聊到年轻人如何做人立业的话题，梁老坦率地说，以我80多年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今天的中国正处在百年来最好的时代，这样的环境和成就来之不易，年轻人应有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要把握住这好时代，努力学习，建功立业，报效祖国。这是她经历了国家近百年跌宕起伏后给年轻人的肺腑之言。
回望上世纪前半叶，国内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直至山河沦陷，同胞生灵涂炭，这绝非是青年医学工作者立业的好时代。梁毅文却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以超越常人的定力和意志，潜心从医治学，为祖国的现代妇产科事业开创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多难的同胞奉献了精诚之业、赤子之心。
当时的中国现代医疗水平低、医疗资源匮乏，妇产科的整体水平亦不如其他学科，受男尊女卑、男女授受不亲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妇女们有病得到现代医学治疗的机会更少，妇科病、难产、宫外孕等疾病的死亡率十分高。1931年留学归来的梁毅文，担任了柔济医院妇产科主任，此时她在妇产科、妇科、内科、泌尿等临床学科和组织学、解剖学、病理学等基础学科都有了扎实的积累。她决心集中精力拓展妇产科临床新领域，提高该学科的医疗水平，更好实现自己行医济世、服务妇孺的初心。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梁毅文在妇产科界的工作，很多是极富开创性的。针对许多妇科病难以早期诊断，到发现时为时已晚的状况，她率先开展了阴道脱落细胞巴氏染色检查，使到部分妇科病可以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宫外孕大出血，是导致孕产妇死亡的高危因素，她在广州最先采用自体腹腔血液回输方法，成功抢救了许多病人。不孕症不仅让许多妇女生育无望，更使她们遭受了当时社会巨大的歧视，她制定了完整的检查规范，探索了多种新的治疗技术，设计了一套治疗子宫垂脱的多型号的系列器具，对症施治，使不少原来不孕的妇女喜得儿女。痛经是折磨许多女性大半生的常见病，她开展用泌尿科的膀胱镜扩张方法，对症治疗相关痛经病人，收到了良好的疗效。她打破了妇产科手术离不开外科的框框，独立开展了许多妇产科手术，解除了许多病人的痛苦。1944年，一位肿瘤病人前来求医，情况非常高危，她亲自主刀，为这位妇女切除了重达90磅的卵巢肿瘤，一时成为轰动大江南北的新闻。
梁老的学生、原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专家黄艳仪介绍，梁毅文早年就积极倡导产前检查新观念，防治妊娠合并症，卓有成效地降低了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他们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柔济医院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治疗情况做过统计，在梁毅文带领下，医院孕产妇的死亡率从1933年的2.7%，到1948年下降到1%；新生儿死亡率从1938年的14.6%，大幅下落到1948年的3.4%。这是大写的生命奇迹，我已无法追寻梁毅文在动荡不安甚至战火纷飞的年代，是如何心无旁骛地率领着自己团队去创造的。
今天重温她医学和科研之路，我以为她有四个突出的航标，每个都以“行医济世”为终极目标。这四个航标，包括重视解决临床疾患的急需，重视临床新技术的应用，重视诊疗新领域的开拓，重视基础研究与临床诊治的结合。这几个航标构成了她临床和科研的体系，构筑了她成为中国现代妇产科事业开拓者之一的地位，诠释了这位大医以病人为本的慈心爱怀。
今年7月，广医三院原副院长、血液内科专家陈安薇约我回到梁老工作生活的地方——柔济医院，一同感受那段历史的回音。当年柔济医院那座红墙绿瓦的经典建筑“林护堂”，至今保存完好，它的使用功能仍与梁毅文时代一脉相承：广医三院生殖医学中心，水平位居今日省内前列。走进红楼的一楼大堂，红墙上悬挂着柔济医院创始人富马利、老院长王怀乐、梁毅文等人大幅的黑白照片，透出一种沉实厚重的气息。
我们站在古老的大厅中间，有如站在历史与当今交汇的河畔。墙上的故人，在20世纪为广州、为中国的医学事业作出了不可埋没的贡献。墙下的各个科室，又是时下先进医学领域的跋涉者，人们来来往往，很有穿越的味道。我们来到位于三楼的原妇产科，当年梁毅文和她的团队正是在这里创造了许多生命奇迹，迎接了无数新生命的到来。我和陈安薇同是20世纪五十年代在这里出生的，当年的产房还在，不过用途已变成了手术后的休息室。我以为这里的电梯是后来装的，正疑惑当初的孕产妇如何上来分娩。陈安薇说，电梯在建楼伊始就有了，是当年广州最早安装电梯的医院。她还特意从医院的旧病案里，查到当年为我接生的助产士的名字：韦苑芳。遗憾的是，芳姨已仙逝多年，再也无缘面谢。
我们在这栋楼前留影，想象着当年梁毅文她们就是在这里忙忙碌碌、进进出出。如今她已离去30余年，这里却没有物是人非的感觉，后人们仍然时常怀念着她，传诵着这位广州女医生的传奇，从事着与她薪火相传的事业。
这是一个跨越世纪的传奇，20世纪四十年代，梁毅文已是华南地区顶流的妇产科专家，人们将她与当时北平协和医院的林巧稚一起并称为“南梁北林”，同列为中国现代妇产科杰出的医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4年，广州市评出十位一等一级的医学主任，梁毅文毫无悬念名列其中。
四、 铺路人
1954年，梁毅文担任了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医学攀登和服务社会之路在继续延伸，同时亦成为医院和专科建设的铺路人。
翻阅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广州日报》，我的前辈们记载了梁毅文不少故事。她组织开展降低产妇产后大出血风险的研究，开展预防流产的研究，推广当时苏联降低产妇分娩痛苦的医疗经验，均卓有成效。她积极推行产妇住院分娩的新理念，为产妇、新生儿建立现代医学的保障规范和安全港湾，短短三四年间，医院产妇住院分娩的人数就翻了一倍。
20世纪80年代初，被打倒的梁老复出，担任院长，她深为医院发展遭遇的大面积停滞、人才断层等问题忧虑。年事已高的她力抓人才培养，重构临床医研和基础医研机制，积极为医院和妇产科专科发展进行战略性布局。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跑医卫新闻时，市二医院的临床和医研创新已经陆续出成效，我因此也做了一些相关的新闻报道。在临床方面，该院急诊科建设已走在市内前列，是当时广州市内面积最大、抢救布局合理、人员设备配置较齐全、综合抢救能力较高的急诊科之一，出车抢救的人数名列全市第一。在医研方面，妇产科应用分子学理论技术，对地中海贫血等疾病作产前诊断等成果，有的成为省市重点项目。1988年市政府批准，在市二医院妇产科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广州市属首个妇产科研究所。
1989年9月15日，广东省首例试管婴儿在市二医院呱呱落地；9 月16日，第二例试管婴儿也在该院平安来到人间。这是在紧随北京、湖南之后，我国诞生的第三例和第四例试管婴儿，市二医院妇产科主任陈元本是这个试管婴儿项目的领军人，我有幸即时采访了他。世界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于1977年的英国，当时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正处于百废待兴之时。仅仅11年之后，我国三地就连续成功诞生了四名试管婴儿，这标志着中国生殖医学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陈元本也当之无愧成为我国该领域的先行者之一。
梁毅文晚年查房给病人检查，中间站立者为她的学生、试管婴儿之父陈元本。（广医三院供图）
市二医院这个试管婴儿项目，开展于1987年，近85岁的梁老没有直接参与。但是陈元本和他试管婴儿项目的骨干都说，梁老的战略眼光、前瞻性的人才队伍建设、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和布局，都为这个项目打下了良好基础。陈元本本人是1978年梁老从外省引进的医学创新型人才，梁老和陈元本的英文都很好，他们经常阅读原版外文的医学资讯，重视吸取国际医学发展的新信息，重视研究多学科融合发展。在梁老的支持下，陈元本1982年开始从中山大学招收生物等专业的毕业生，开展和推进实验室工作。那是医院资源紧缺的年代，大家仍以临床为重，对这些有超前意义的举措持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花大钱而难见实效，梁老为此没少做工作。崔其亮当时曾对我说，在试管婴儿项目中，陈元本作为领军人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挫折，项目差点搁浅，但是他性格倔强，有过人的钻研精神，克服了许多困难，才有最后的成功。在陈元本身上，我们感受到他和梁毅文一样，对造福人类的医学科学探索，有着顽强的执着和坚守精神。
新中国成立以来，梁毅文在医学和研究的路上从未止步，她主持妇产科在细胞学、内分泌学、优生学、围产期医学等当时尚属新的领域，开展了广泛的临床和医研工作，为医学发展贡献良多，为广州市妇产科、生殖学等领域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她先后在夏葛医学院、华南医学院、广州医学院任教，桃李遍及国内外。梁老为妇产科事业辛勤耕耘和奉献、不断追求突破和创新，这种精神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妇产科人。作为一名奠基人、铺路者，这正是她离开三十多年至今仍被大家长久怀念的秘密。
五、万婴之母
梁老行医60多年，诊治过数不清的妇女儿童，亲手接生的孩子逾万，而关爱过的孩子更不计其数，被誉为“万婴之母”，在民间更有“送子观音”的美名，她的名气不是一般的大。我跑医卫新闻的20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梁老已经不出门诊，但许多广州人都知道这位医术精湛又慈爱非常的梁院长。每逢她的生日都会接到许多来自普通人的祝福，她（他）们是她曾经的病人，或接生过关爱过的孩子。今年梁老诞辰120周年，广医三院举办系列纪念活动，邀请我参与，原因之一，我是幸运的“万婴”之一。
我家住在西关的恩宁路，离市二医院很近，小时候，我就知道自己是在这间医院出生的，小学的伙伴中不少人亦在这里出生。1986年的一天，妈妈从我的报道上看到梁老的名字，于是给我讲起了20多年前的往事。妈妈说，当年刚怀上我的时候，在别处连续看了两三位医生，都说我妈妈未有怀孕。妈妈带着焦虑，去挂了大名鼎鼎的梁毅文的号，妈妈说大家都叫她梁院长。梁老接诊的时候，用简单的方法给我妈妈做了检查后，就十分肯定地说，你已经有了30多天。我妈妈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对梁老的医术佩服不已，接下来的产前检查，就认定了非看梁院长不可。妈妈说，梁院长不仅医术厉害，而且待病人很和善，很有耐心，说话柔声细语，没有一点架子，在病人中有口皆碑。妈妈说，你有机会见到梁院长的话，一定要好好感谢她呀！
原来自己如此的幸运，在比人之初还初的时候，已经享受了梁老温暖博大的爱！我只是梁老关怀过的万千婴儿之一，我妈妈只是梁老诊治过的无数孕产妇之一，她们之前素不相识。二十多年过去了，梁老过人的医术，特别是亲近病人的人格魅力，让妈妈始终念念于怀。
1987年初，市二医院举办梁毅文医学基金的相关活动，梁老参加了这项活动。活动结束以后，我需要补充采访，崔其亮带着我穿过职工宿舍的走廊，来到梁老的家。她家简朴整洁，几张旧式木椅木桌是厅中的主要家具。梁老的高徒叶荀爱、邓京玉、王艳仪等不少人在现场，很是热闹。这几位高徒当时已经是有名的妇产科专家了。大家讲了许多关于梁老的故事，包括她日常的琐碎事，梁老只是淡静地微笑，偶尔插上一两句话，完全是一个慈祥长者乐见晩辈喧喧嚷嚷的姿态，他们说梁老工作时很规范很严格，一丝不苟，让人又敬又畏；但在非工作时间，我看到的她却又如此的宽厚。
当时我和梁老分别坐在有扶手的老木椅上，中间傍着一个花几，慢慢地聊，记得花几上铺着我们这代西关女孩都会手工钩织的小纱巾。采访完成以后，我把母亲讲述的20多年前的事情告诉了梁老。梁老听得很开心，叮嘱我：“妈妈十月怀胎，好辛苦的，你要好好地孝顺父母。”又说：“做记者，东奔西跑，要注意三餐正常饮食。”那时我看到的梁老，满眼都是慈祥。
1988年初，穗港澳三地人士在广州举办联谊活动，我去采访，梁老看到我怀孕了，专门叮嘱我许多要注意的事情，不要穿高跟鞋，不要自己乱吃药，乘公交车不要抓头顶的扶手，要扶椅背……那情景如今依然历历在目，我感受到的不仅是她的温暖和关怀，还有一位妇产科专家职业素养满满的流露。
六、家国情深
在我心中，梁老是一个纯粹的人：爱祖国，爱事业，全心全意服务妇幼健康，任何时候始终如一。
她曾三次在美国、奥地利留学，那些岁月，正是国内极为动荡的时候，在海外她还有许多亲人，有的是机会留在国外发展。然而，每一次在完成预期的学习目标后，她都迫不及待踏上归国旅途。
1949年8月，柔济医院派她再次赴美，到纽约医学研究中心进修一年，主修病理生理学和脱落细胞学。同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有人以为她不会回来了。1950年9月，进修期满，她携带着节衣缩食省钱买来的医疗设备，如期回到故乡广州，回到柔济医院。她说：我不会离开我的家。在大义面前，这位极具定力的女性话语不多，但从来都有自己清晰而坚定的选择。
1995年4月3日，我曾写过一篇追寻周恩来、邓颖超在广州革命史迹的报道，里面记载了梁毅文与邓颖超在黑暗年代结下的一段生死友谊。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在上海、广州等地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进行了大屠杀。4月15日，在广州的邓颖超快要临产了，为了安全起见，她找到了有教会背景的柔济医院，该院妇产科专家王德馨和年轻的妇产科医生梁毅文等人冒着生命危险接收了邓颖超。由于过度劳累奔波，邓颖超难产了。这时敌情十分严峻，组织要求邓颖超当晚必须撤离广州。
为了避开敌人的搜索，王德馨、梁毅文等人当机立断，迅速将邓颖超转移到位于长寿西路王德馨的私人诊所，由王德馨亲自为邓颖超处理。梁毅文立即协调船只，帮助邓颖超及时撤离了广州。
这段不寻常的经历使她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新中国成立后，两人多次相聚。1991年3月底梁老去世，邓颖超第一时间发来唁电，深切悼念梁毅文。
邓颖超和梁毅文在北京相聚
1991年4 月，在梁老去世的第二天，我采访了她的多位学生，众人回忆了梁毅文在民族大义面前的许多故事。抗日战争时期，广州是中国输入抗日物资的重要转运中心。1937年开始，日军对广州城进行了长时间的狂轰滥炸；1938年五、六月间，日军对广州城连续进行了无差别的大轰炸，投放下大量燃烧弹，市内无数民房、商铺、电厂、工厂、医院、学校、码头、机场等遭遇空前劫难，七成城区建筑被摧毁，陷入一片火海，造成10万多人死亡，10万多人受伤，无数人无家可归。柔济医院周围的昌华大街、逢源三巷、荔湾北区一带遭受严重破坏。梁毅文和医护人员一起，在日军的炮火下出生入死，在断电缺药的情况下，夜以继日救护了许多受伤市民。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市民纷纷逃往外地避难，150万人的城市只剩下50多万人，此时的广州已满目疮痍，百业枯萎，城里的医院大多关门结业。国际红十字会为了城里无力撤退的众多病人，挽留柔济医院的医护人员留下，继续开业。
院长王怀乐和梁毅文等医务人员冒着生死难卜之险，承受着沦陷后的巨大痛苦和压力留了下来，坚持开门接诊病人。其间，梁毅文和同院的几位医生护士，入驻岭南大学难民区开诊四个多月。面对大量流离失所、贫病交加的同胞，她强忍悲愤，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每天坚持接诊过百病人，前后共为300多位妇女和孕产妇接生或手术。那时候，新生儿平安落地的声声啼哭，给了她莫大的慰藉和力量。她唯一的期盼就是中国抗战早日胜利、国泰民安、世界和平。
七、柔心济世
梁老从最初的少女纯朴善良，到后来的柔心济世；从最早追求女性的独立自强，到后来在事业上的无我和献身，这是一座灵魂高峰。
市二医院采访期间，我不时和崔其亮谈到梁老的人生观。崔其亮说梁老没有结婚，孑然一身，她是用一生的虔诚来从医，以医院为家、以病人为重。我想起了国际医界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上面列出了医者必须具备的品德、素养和伦理操守，是一代代从医者宣誓追随的格言。而我心目中的梁老，已超越了任何格言，医生对她来说不只是一个职业，更是一种信仰，她为之奉献，达至无我境界。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梁老先后兼任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身份的变化为她推动妇幼健康事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和空间。在以后的岁月里她始终以此为已任，任凭荣辱起落，本色不改。晚年时，每当我同她说起往事，她常是淡淡笑道，这是医者之职。
梁毅文为病人检查。（广医三院供图）
当年的《广州日报》，记录了不少这位医者履职的足迹。20世纪五十年代，政府开始重视妇幼卫生健康工作。梁毅文乘这个东风，呼吁为产妇分娩建立规范的母婴安全的医疗保障。针对当时产妇大多数分散在家分娩的状况，她大力推动产妇进医院和妇幼保健站分娩的工作，引导产妇住院分娩，效果非常明显。
当时医院的医疗资源有限，广州市将分散的从医者、助产士等组织起来，经过专业培训以后，建立了一批基层妇幼联合保健站，为解决妇女分娩和妇幼保健资源不足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过，几年以后，由于妇幼保健站工作人员的收入过于微薄，生计难维，使不少专业人士又纷纷流出。梁毅文很是焦急，她做了深入的调研，在1957年广州市二届人大会议上，发言敦促尽快改进这项工作。她说，妇幼联合保健站的制度已经建立了五年，工作人员都经过了专业技术训练，是一支很宝贵的医疗技术力量，为解决妇幼保健资源不足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建议卫生行政部门及时完善管理，解决保健站专业人员普遍收入过低、生活困难的问题，留住人才，让广大妇幼享受到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从这一时期开始，梁老对妇女儿童健康事业的关注和服务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医疗技术的层面，面向了更广大更基层的社会机制建设，推动了社会的文明进步。
当时，还有一个新现象，做人工流产的女性逐渐多了起来，有的家庭还把它作为节育的方法，人们普遍不知道正确安全的节育知识。梁毅文讲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例子，一位欲暂时节育的女子好不容易接受了医生的建议，用子宫帽避孕，但未听明白使用方法又羞于向医生问清楚，结果很快又怀孕了，原来她把子宫帽戴到鼻子上了。梁老对这些状况深为忧虑，她深知人工流产对女性健康造成的伤害、对再度怀孕的不良影响。她呼吁社会要破除男尊女卑的旧观念，医疗行政部门要在社会广泛开展科学的生殖健康教育，要宣传科学的正常生育的观念和知识，要普及男性也能有效避孕而无害健康的节育知识。她在报纸上呼吁的同时，在1957年市人大会议上又提出了相关的建议，成为生育医学科普的先行者和倡议者。
20世纪六十年代，梁毅文走出医院大门，率队下乡开展巡回医疗，为农村妇孺送医送药。1965年7月，她带队来到距离广州市区仅有20多公里的人和公社开诊。来这里求诊的农村病人之多、不少病人病情之重，远超出她的想象。
一位叫骆容的婆婆，31岁患了腮腺混合瘤，一直没钱治疗，拖到这次医疗队下乡，已经79岁了。梁毅文马上为这位老人做了混合瘤切除手术，骆容感动地说，幸好你来了，要不我就要带着这个怪物离开这个世界了，不知道该怎么多谢你！梁老听着十分心酸。另有一位叫骆卿的妇女，患了三度子宫垂脱症，长达20多年，在生产队劳动时，不时子宫垂下，痛得无法行走，只有忍痛用手将子宫托回去，这是何等难言难堪的痛苦日子。梁毅文即为她施行了摘除和修补手术。骆卿终释重负，重获新生。看到病人术后开心的样子，梁毅文心情却异常沉重。
她对广州日报记者说，远远没想到啊，这里离广州不远，医疗条件竟如此薄弱，那些远离城市的广大农村，情况更不可想象，城乡医疗资源的差距太大了。她感到这种状况以一己之力短时无法解决，她决心要坚持长期开展下乡巡回医疗，为农村妇幼服务。在整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她一直努力地推动医疗队下乡巡回医疗工作，她自己仅在人和公社一地就救治了许多重病人，先后施行手术500多例。
八、斗重山齐
独立自强，奉献社会。这也许是梁毅文无论世事变幻，岁月晨昏，依然积极豁达、初心不老的缘由，也成就了她光华不逊、斗重山齐的人生。
1987年3月，广州市人大召开全会期间，大会邀请出席会议的女代表们到流花广场的草暖公园，欣赏当时广州唯一的大型音乐喷泉，庆祝“三八”妇女节，我前去采访。梁老参加了活动，兴致很好，乐曲结束，大家请梁老讲几句勉励的话，梁老风趣地说，都说我们妇女能顶半边天，今天这里女代表顶了大半边天了。姐妹们立时笑声四起。梁老继续说，我们女性自己要有自信要努力，要独立自强，这样在很多行业和岗位上，我们不仅能顶半边天，还能超半边天。女代表们报以热烈的掌声。这让我想了梁老少女时的志向，她已用了大半生来践行。
梁老步入晚年以后，健康每况愈下，她仍然以自己的方式，为社会工作和付出。1980年代，政府给她发了一笔“十年动乱”时期的补偿金，她加上自己的积蓄，然后把一部分捐给了广州市儿童福利会；一部分捐给医院建立医学基金，专门用于支持青年医务人员撰写论文和科研工作。在去世的前一年，她仍然为医学杂志审编文章，不时伏案为青年医生修改专业论文。
1991年3月30日下午，88岁的梁老终于放下了自己背负了大半生的使命，在广州市一人民医院辞别人间，驾鹤西去。
那天黄昏时分，本报代总编辑谢烽走进报社政文部办公室，径直来我的桌前，把他在市人大机关刚刚得到的梁老辞世的消息告诉我。谢总是新中国第一代记者，有广博的知识和极好的新闻素养。当时，以梁老这个行政级别，一般我们是难以第一时间进行采访报道的。不过，在谢总和我的心中，梁老首先是一位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健康事业的大医，是一位贡献卓越、斗重山齐的医学科学工作者，是广州的骄傲，我们要争取主动做工作。与此同时，崔其亮也第一时间把梁老去世的消息告诉了我，并帮我联系了梁老的多位高徒采访。我带着难以言表的沉重心情，全身心投入了采访、资料采集和写作，平时的用心积累也帮了我很大的忙。从听到梁老去世的消息，到完成追忆她的通讯，我用了不到两天的时间。4月3日，有关方面按惯例先公布了梁老去世的简短讣告。3日晚上，谢烽老总即将我写的通讯安排上版。
4月4日，《广州日报》在一版的心口位置，以《毕生献事业 爱国一大夫》为题，全文刊发了我写的追忆梁老的通讯。这篇文章是梁老辞世后媒体最早发表的追忆和悼念文章，标题有特别的出处，1986年，时任广州市委书记许士杰在祝贺梁老从医60年时，专门写了一首诗送给梁老，诗中有云：“奉献丹心求济世”，“一生爱国一大夫”。而在我心里，梁老就是一位独立自强、不为时空和命运的变化而改变自己信念和使命的女神。
光阴荏苒，在梁老离开我们30多年的今天，人们仍然在怀念这位大医，她早年在我国现代妇产科事业的杰出贡献，为后人不断提高、发展、创新奠定了良好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她的贡献依然不断地造福着今人。后人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成长，这如同今天照亮长夜的璀璨灯火、绚丽霓虹，他们的始祖皆是19世纪50年代亨利•戈培尔的那盏玻璃灯。尽管亨利没有申请专利，或许正是他没有申请专利，他的发明和理念，为后来者的研究、创新敞开了宽广的坦途。
在星辰大海中，那盏灯，永远闪烁着岁月无法覆盖的光华。
文/李婉芬
图/梁嘉健、广医三院提供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林霞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