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老广见面第一句不是“早上好”，而是“饮咗茶未？”
“饮咗茶未”几个字里藏着广州这座千年商都的市井烟火气。
如今广为人知、成为广州象征之一的广式茶楼，它的历史其实并不太长。
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广州西关街巷中出现了简陋的“二厘馆”，它用普通民房作铺面，或者只是用木架和芭蕉叶建一个简单的棚子搭在路边，再加上一条长凳，就开始吆喝做生意了，茶钱不过2厘（1角钱合72厘），配几块松糕、芽菜粉，供来往于码头的挑夫和鱼市的苦力们歇脚解渴。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记道：“粤人有于杂物肆中兼售茶者，不设座，过客立而饮之。”这时候的一茶一饮，是满足劳苦大众最低限度的生理需求。
转变始于“一口通商”之后。1757年，当时的清政府仅留下广州一口对欧美通商，十三行成为全国唯一的对外贸易机构，独揽外贸长达80余年。茶叶是十三行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珠江畔一时货栈林立，武夷红茶、云南普洱都汇聚于此，再运往全球。
茶叶从一款普通的东方饮品变为关乎大国民生的“利市之物”，它的经济价值反向刺激了本地的消费需求。到清代光绪年间，广州工商业进一步发展，火柴、造纸、造船等新兴制造业相继兴起，新兴工商阶层日益壮大，传统的“二厘馆”已无法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
于是，“茶居”应运而生。既称“居”，便要讲究几分雅致：云石面的台、雕花的座椅，茶水中添入几片香花，点心也从粗粝的松糕升级为烧卖和糯米鸡。到了清代晚期的光绪年间，茶居的名字已经透着一股文人的意趣了：荔湾第五甫有“五柳居”，得名于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第三甫有“永安居”则出自《老子》，寓意安居乐业。
▲利南楼旧影。图源/南方都市报
真正标志茶楼诞生的是建于清代光绪年间的“三元楼”，它在广州第一家正式挂出“茶楼”招牌。它楼高三层，在当时广州还没有开马路、以平房为主的城市天际线下，可谓鹤立鸡群，被人称为“高楼馆”。三元楼的装饰极尽华丽，家具全用昂贵的酸枝木料。随后，佛山七堡乡商人先后在省城广州开设了金华、利南、其昌、祥珍等名茶楼，皆三层以上，同时在桨栏路成立了茶楼行业公会。据广州博物馆考证，至清晚期，广州最高的楼也都是茶楼，比如于1880年开业的陶陶居、1889年营业的莲香楼等百年老字号。自此，广式茶楼的黄金时代拉开了帷幕。
“有钱楼上楼，无钱地下痞。”清末民初这句流传的谚语精准地概括了茶楼的建造逻辑：越往高处走，茶价越贵，环境越雅。从二厘馆的地摊到三层的雕栏画栋，茶楼的楼层垂直地书写着一部社会阶层的上升史。
广州茶楼的最底层气质，首先是一种市井气。它既要热闹，也要体面；既要聚人气，又要显排场。
在选址上，茶楼有着极为精明的商业考虑。要汇聚人气，便要靠近码头、车站、丁字路口、街口交汇点等交通要道。老板们为此不惜重金，买地的花费往往占到全部投资的一半。
早期茶楼的建筑格局极有讲究：第一层铺面高达七米，一是为视觉宽广，二是方便中秋等节庆悬挂木雕金漆大招牌。这些招牌动辄高数米，刻上古典人物、花鸟龙凤，贴上真金，极尽富丽。底层后座则是仓库和制饼工场。二、三楼为客座，因人多声杂，层高达五米，尽量多开窗户，便于空气流通。这种高敞通透的空间布局，既是对岭南湿热气候的务实回应，也营造出一种开阔舒展的视野。
▲泮溪酒家屋檐。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廖雪明
茶楼的立面装饰呈现出岭南文化“中西合璧”的独特趣味。满洲窗的组合方式多样，大面积的岭南满洲窗采用类似满族窗吊搭窗的形式，在湿热的岭南地区既可以散热通风，又能较好地保护隐私。
岭南地区发达的对外贸易让满洲窗的样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样式：以传统木框架镶嵌红、黄、蓝、绿、紫等套色玻璃，经蚀刻、磨刻或喷沙脱色处理，绘以花鸟、人物等传统题材。光线穿过彩色玻璃洒入室内，物体的轮廓逐渐消散，斑驳迷离而绚丽散碎，整个茶楼空间浸染在一种温柔而迷离的光晕之中。
步入茶楼内部，放眼所见皆是匠心。楼梯扶手用坤甸木或全铜，级沿镶扁铜条，每天由伙计打磨得金碧辉煌。墙壁上挂着名人字画，或题唐诗宋词，或绘廿四孝图，间以彩色玻璃图案。
茶楼的兴起也促进了粤剧的发展，很多剧团进驻茶楼，戏文也增添了不少市井间喜闻乐见的旋律和戏码。
荣华楼更是将二楼前厅骑楼全部装上了满洲窗，窗前小露台的栅栏上栽满盆花，一度成为“广州唯一带妆折子戏茶楼”。莲香楼则处处透着西关大户的富贵气派：建筑主体以木材建成，楼梯两旁挂满珍贵瓷画，桌椅用进口上等木材手工精雕细琢而成。
▲如今的莲香楼。图/广州日报资料图
茶楼门前的对联，更是岭南市井美学的集大成。宝汉茶寮有联：“桥东桥西好杨柳，山南山北闻鹧鸪”，寥寥十四字，铺开一幅岭南山水的野趣图画。大同茶楼用市井语言道出生活的哲理：“大包实难卖，大钱实难捞，针鼻铁，赚钱只从微利削；同父来者少，同子来者多，檐前水，点滴何曾见倒流”。它们没有文人诗词的孤高，却有一种扎根市井的温度与智慧，恰恰应和了广式茶楼的美学真谛。
广式茶楼的建筑美学顶峰以北园、南园、泮溪酒家三大园林酒家为标志，将自然之美引入城市空间。加上广州酒家，共同构成了城市中最富诗意的饮茶空间。
▲泮溪酒家屋顶。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廖雪明
泮溪酒家坐落于荔湾湖畔，是全国最大的园林式酒家建筑。其原址可追溯至南汉王的御花园“昌华苑”，文脉之深，冠绝羊城。
▲北园酒家园景。图/广州日报资料图
北园酒家创建于1928年，是广州最早的园林酒家。郭沫若对北园情有独钟，留下了极朴拙也极动人的诗句：“北园饮早茶，仿佛如在家，瞬息出国门，归来再饮茶。”一句“仿佛如在家”，道尽了园林茶楼最核心的美学追求：在公共空间中营造出一种家园感。
南园酒家的历史可追溯至1858年，前身为盐商大亨孔家的私宅花园。1958年由岭南建筑大师莫伯治操刀设计重建。莫伯治将现代主义与岭南园林特色出神入化地融合在一起：双圆心楼梯配铁艺雕花栏杆，菱格地砖配满洲窗，月亮窗配海棠门，一步一景，堪称“园中藏园”的典范。大师不只是在建造一座餐厅，而是在创造一个可以居住、可以停留、可以安顿身心的世界。
▲位于荔湾区的广州酒家文昌总店。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莫伟浓
广州酒家则代表了另一种美学路径。其文昌总店开业于1935年，前身为西南酒家。在当代几次的升级改造中，它保留了中庭那棵标志性的老榕树。晨间阳光透过榕荫，斑驳的光影散落在树下茶桌上，孩童嬉戏其间。这种“大榕树下叹早茶”的场景，是对岭南生活记忆的忠实呈现，也是一种高度日常化的美学：茶楼的日常不是被观看的景观，而是一种城市的温暖栖居。
亭台轩榭、假山池沼、青砖绿瓦、飞檐翘角、满洲窗、趟栊门……这些岭南建筑的元素组合成了一处完整的广州城市空间，食客穿行其间，既是茶客，也是画中人。
茶楼之所以能孕育出如此独特的美学，根本原因在于它植根于一种特殊的土壤——广州市民社会。
广州建城2200多年，有着千年商都的美誉，千年未歇的经济繁荣孕育了庞大的市民阶层。随着传统祠庙和会馆的减少，茶楼为人们提供了脱离血缘与地缘纽带后新的公共空间。胡子晋在《广州竹枝词》中写道：“桂香品茗或祥珍，久坐谈天度早晨”，生动描绘了广州人在茶楼中的日常生活。“登茶楼者，士农工商，无一不有……无男无女，无老无幼，无贵无贱，莫不乐于饮茶矣”。正是这种全民参与的特质，使茶楼成为近代广州最具平民化和世俗化色彩的公共空间。
▲广式早茶。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高鹤涛
茶楼的功能远不止于提供饮食。辛亥革命后，广州工商业快速发展，社交日益增多，茶楼不仅是喝茶之处，还是“斟盘”（商议、谈判）之所。20世纪30年代，广州市民便在报纸上称“茶楼茶室是广州人天上的乐园”。茶楼俨然成为一个“信息交易所”，做生意、探行情、叙友情、谈婚论嫁、粤剧伶人谈戏论艺，无所不包。它容纳了人们的经济活动，也沟通了社会关系。
茶楼让无数文化名流驻足流连。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时，常到陶陶居品茗，相传如今 “陶陶居”的匾额题字正是出自他之手。1927年，鲁迅到中山大学任教，在八个多月的时间里，足迹遍布北园、陶陶居、妙奇香等几十家茶楼。他感慨道：“广州的茶清香可口，一杯在手，可以和朋友作半日谈。”
茶楼也成为革命年代的重要舞台。1922年，曾任孙中山副官的杨殷与中共党员杨章甫、梁复燃偶遇。三人相约到三角市口茶楼的饮茶，席间畅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不久，杨殷便由两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
日常空间与历史激荡在小小的茶楼里交汇，于杯盏交叠处听见一个时代的惊雷。
如今，饮茶早已融进广州人的灵魂里，一碗茶汤，几件点心，窗前洒落的彩色光斑，楼下市井的喧嚣人声，构成了广州人生活中最寻常也最绵长的诗意。
由此延伸出来广式茶楼的美学价值，不是孤悬于生活之上的精英艺术，而是一种深深扎根于市井烟火中的生活美学。
它以市民经济为土壤，以商业文明为养分，以岭南风土为底色，在百年演进中生长出一种独特的空间语言和审美气质，既有满洲窗的绚烂迷离，又有园林的曲径通幽；既有高楼的轩昂气派，又有大榕树下的平淡真实。
参考
[1]《广州舌华录》，广州出版社
[2]《 “文史广州”名家讲座：在广州，探寻美食老字号》，南方都市报
[3]《广州茶楼琐记》，羊城晚报
[4]《名人说茶楼》，羊城晚报
[5]《杯盏风云，广州茶楼里的革命往事》，南方网
[5]《一盅两件叹世界 人间至味是清欢》，广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