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州镇镇委书记傅剑
一辆标有“香港总工会捐赠”字样的中巴在山路上穿梭。山路两侧，是层峦叠嶂的山脉和湍急的岷江河水。车开到一处河滩边时，林婷兴奋地喊道，“这儿多像一个游泳池啊，要是在广州，现在5月份，都可以游泳了。”林婷是广州市对口援建威州前线工作组前期设计与工程管理部副部长。
按照“三年任务、两年完成”的目标，从2008年8月7日开始，广州援建汶川县城威州镇的工作组正式进驻。这意味着，他们将在这个总面积不到3平方公里的县城里，用700多天时间，25亿元资金，完成近70个项目的建设。
两院校迁至水磨镇
腾出地块建安置房
从空中俯瞰汶川县城，宛如一条狭长的长廊，两边是绵延的山峰，中间是浩荡的岷江河水，县城里马路最宽的地方不超过10米。
地震后的威州镇，废而不倒。县城的大部分房屋虽然依旧“屹立”，但结构和墙壁严重受损。按照震前当地政府规划，县城面积应该在3-4平方公里，“一个常规城市最小面积应该在10平方公里。可震后，县城面积剩下了3平方公里。”汶川县委副书记张通荣说，“可就这3平方公里，也很难保住。”张通荣同时兼任汶川县城建设和风貌改造指挥部总指挥长。
“广州援建是灾后恢复重建的一部分，而民生工程是重点优先考虑的项目。”广州市副秘书长、援建工作组组长、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俊夫一再强调。在这样的思路下，地震后一个月，即去年6月份开始，为安置房小区选址便成为了头等大事。
从县委领导，到广州工作组，再到各地规划专家都在地图上细细寻找：县城周边，到底哪里还能找出大块适宜居住的空白地段？三个月后，得出答案———找不到。
“苦苦地想了3个月，直到去年9月份，实在没有办法，做出了一个最痛苦的选择”，张通荣拧着粗黑的眉毛回忆着。这个“最痛苦的选择”便是将汶川县城里唯一的两所高等院校阿坝师专和威州师范迁移到水磨镇，“空出来的土地，不到400亩，唉”，伸出4根手指的张通荣，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建立的一所省属全日制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建校30年，学校共输送各类人才1.7万余人。“搬走这样的学校，太可惜了”，国内建筑规划领域顶尖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说，“可我们也理解，当地政府这种无奈的选择。”
搬迁后的选址和开工依旧艰难，方案变来变去：
去年12月8日，阿坝州州委书记侍俊同意，阿坝师专地块项目按原计划进行，不作调整。
去年12月20日，广州前线工作组下暂停施工通知，新设计方案于2009年1月19日正式得到批准。2009年2月2日，工程全面恢复动工。
一份安置房小区情况汇报材料写道，“阿坝师专（一期）项目，红线调整了三次，规划修改了四次，单体从11层改为6层（其中两栋改为4层）……”
“当时汶川一位县领导开会都拍了桌子了，说工程不再变了，再变我就不干了”，工地一位负责人说，“可没过几天，还是变了。”
“各方的想法不断地交错，磨合，最终形成一个最优的方案。”张通荣说。
当地施工队迟迟进场
广州工作组紧逼进度
卢志瑜是今年3月受命担任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汶川项目部经理的，1994年进入珠江实业的他参与过大学城等一系列工程的建设，“大的工程经常是二三十万平方米，经手资金几十亿元”。
可当他来到汶川安置房一期，建筑面积“不过”6.9万平方米的工地时，感觉压力扑面而来。距离7月1日预计交楼时间只剩3个多月，可小区6层高的住宅很多只做到第1层。“没办法，只能24小时不间断施工，把工地分成两块，让两组队伍比着干。”
可困难还是一个个地不期而至。
由于地处峡谷风口地带，每到下午2点，工地上便会刮起漫天尘土，持续数小时不绝，工人们只有戴着墨镜和口罩才能勉强施工。为了充分考虑灾区当地的民生问题，工地工人绝大部分来自当地，相比广州搞工程的施工方与工人方的紧密联系，当地显得较为松散。
卢志瑜回忆，工地划分给两个施工队后，其中一个原本定于3月16日进场的队伍一直拖到3月底才姗姗来迟。而迟到施工队的工程量一度落后50%———60%.“他们的总工年纪挺大，偶尔夹个包在工地上转悠一下”，卢志瑜第一次提醒这名总工进度问题，对方没有反应，第二次又去提醒，这名总工一下跳了起来，向卢大吼发泄不满。“好啊，有反应就是好事。”卢志瑜说。
卢志瑜说，迟到那个施工队进场的头两个星期，是他最紧张、压力最大的两个星期。每天早上一睁眼，卢就去找施工单位的叶总，“我天天压他，他就去压施工队，就去和施工队吵架。我问他，‘为什么昨天压了没效果’，他就说，‘那我今天继续去压，继续去吵。’”
有“硬压”，也有“软化”，由于整个四川都在施工，加上气候恶劣，威州镇安置房一期工地上的1200多名工人在两三个月里已经来来回回更换了一半，“民工到哪里都能找到工作”，卢志瑜说。为了保持队伍稳定，工地给工人建起了锅炉房，可以洗热水澡，给工人建起了洗手间，“为了保证工人住处卫生干净，我们还请了好几个清洁工，一个人一天要100元，当地就这个价，你信么？”
两个星期后，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广州工作组前期设计与工程管理部部长曹金文介绍，广州的代建与施工队伍，早已习惯开工前列出详细的计划，从月计划到周计划再到日计划，“今天粉刷哪道墙，明天浇灌哪一层的混凝土，都列得清清楚楚”。安置小区从之前的学校变为住宅，水电如何解决，道路交通如何解决，这些都是动工前习惯性考虑的问题。
而在工作组的工作日程里，每天去各处工地巡视早已成了例牌，“经常晚上去，就看工地偷懒没有”，前期设计与工程管理部项目经理彭昌武说，在广州，他们一般都不会对工地盯这么紧，“可这是灾区重建，我们的时间只有这么多，谁也不能偷懒。”
“相比本地少数干部的懒惰，凭经验办事，广州工作组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威州镇镇委书记傅剑坦言。
交通不畅物资常断供
无奈用警车押送沥青
解决了施工队伍的问题，卢志瑜和他的团队还要面对交通不畅、规划更改、降低成本等困难。
汶川县城连接外地的道路主要有东西中三条：东线连接茂县、黄龙；西线连接理县、马尔康，中线自映秀、都江堰至成都。地震中，中线受损最为严重，虽然去年年底恢复单向通车，但堵塞、封路几乎是天天发生。“60%的建材物资从中线运进，40%从西线、东线运进，但相比前者，后两条路路途遥远，耗时耗力”，曹金文说。
数日的采访中，只要谈到灾区重建的最大困难，不论是当地官员还是援建干部，第一反应都是直指道路不畅。
一吨水泥，在广州卖200-300元，成都卖300-400元，而在汶川四月初封路的时候，最高售价达到了1200-1300元一吨。汶川当地的混凝土搅拌站日存储量只有1000吨，4月份，工地被迫出现了混凝土两天的断供。“在广州做项目，什么时候要混凝土什么时候可以送过来”，工作组总工程师宋金峰说，“一旦出现断供，一环压一环，很容易造成整个工程的延误。”
为了保证建材充足，指挥部采取了多项措施，例如采取特供措施、政府指导价等。其它措施也是层出不穷，为使县城和通村公路能尽快用上沥青，工程部的彭昌武给施工方中铁二局下达了20天建起一座沥青搅拌站的死命令，“中铁二局说20天不够，我告诉他们够了，我以前就这么干过”，彭昌武没告诉中铁二局的是，他用20天修起沥青站靠的是广深高速，中铁二局面对的是破损的都汶公路。
18天！中铁二局居然只用18天就从成都将设备拆分并安装在汶川县城，可由于交通堵塞，原材料沥青迟迟无法运抵。工作人员赶紧向指挥部申请特别通行证，沥青属于高温产品，一旦过期就整车报废。“秘书长（李俊夫）当时就发火了，他说道路塞车，你有通行证也没人理你。”随即，工作组连夜去请当地交警部门吃饭。第二天，沥青罐车前有警车开道，后有警车压阵，一路从成都开到了威州的搅拌站。“还差8分钟，整车沥青就要报废了”，宋金峰说，“两辆警车押送一车沥青，这么多年从没遇到过。”
安置房一期工地上，做了七八年木工的自贡籍工人杨明高看到了惊奇的一幕：只要有运输建材的货车一开进工地，每个施工小组便会派出两三个工人去卸材料。“哪个组把卸下的材料码成一堆，那堆材料就是他们组的了”，大家拼命卸货，拼命码货，但从不发生争吵，“几十吨的木料、钢管半个多小时就没了。”
为节约工程成本
双方反复沟通磨合
按照计划，广东省援建汶川全县的75亿元资金里，广州占据三分之一，即25亿元。
李俊夫向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汇报时表示，当地政府提出了161亿元的重建计划，都希望广州对口援建。在已经确立的25亿项目建设过程中，当地政府也不时提高建设标准，增加项目内容，希望争取更多的援建资金。“如何妥善解决当地政府和百姓与援建资金有限的矛盾，是合作共建是否成功的关键。”
首先是沟通，按照原先计划，援建项目里的档案馆投资是1200万元，当地政府随后表示，档案馆功能齐全，但面积有些小，希望扩大面积，整体投资上浮到2000万元，“我们仔细给当地政府做了分析，反复解释、沟通，表明1200万元的经费是充足的”，曹金文说，“对方最后还是同意了我们的计划。”
张通荣也说，双方的磨合期大概有3个月，度过了磨合期后的合作顺畅而快捷。一次山村公路的建设现场，张通荣对着只有2米宽的路面发起了火，“我们震前就想拓宽道路的，现在的宽度和震前一样，过个拖拉机都费劲，这样就不要修了”。工作组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拓宽道路，要挖宽路面，修挡土墙，势必会增加投入，“最后我们协商，双方各出一笔资金，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张通荣笑着说，“工作组来汶川，归根到底还是来帮助我们的。”
其次是节省，2008年年底，工作组开展了房屋调查和房屋安全鉴定调查，对全镇50.9万平方米受损但有维修价值的房子，采取交支票的方式投入9260万元进行补贴加固，李俊夫表示：“如果这些房子全部拆掉重建，要投资7.6亿元，通过这种方式，大大节约了援建资金，更重要的是，第一时间满足了居民的居住需求。”
卢志瑜也在考虑安置房一期的合理节省问题。由于交通运输不畅，原本定价每平方米1400-1800元的房屋造价已达每平方米2000元。卢志瑜找到了威州镇气象局拿出数据，将房屋区域原本定义的寒冷地区明确为“冬暖夏热地区”，从而对屋面、地面和外墙等报文设计进行了修改，节约成本600万。根据当地实际生活水平和可承受维护成本，取消了围墙灯、景观灯、园林灯不影响功能的设计，节约了300万。原本的房屋设计是每个洗手间都带有一个造价2000多元的淋浴间，卢志瑜一次去成都出差，在当地一个颇为高档的小区住宿时发现，“也没有淋浴间，就是一道帘子拉起来”。回到汶川后，他立即向指挥部申请，取消淋浴间，节省十多万元。“毕竟是安置房小区，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不宜太奢华。”
广州工作组“开会真快”
当地领导称赞广州速度
谈到对广州工作组的印象，威州镇秉里村村主任尚泽友脱口而出四个字“开会真快”，他回忆，定点援建秉里村的荔湾工作组每周一上午都要开会，“只开半个小时，什么事情都说完了”，尚泽友说，这样的会在当地确实少见。
为了更好地加强沟通与合作，双方共同成立了汶川县城建设和风貌改造指挥部，张通荣与李俊夫分别担任总指挥和常务副总指挥。指挥部下设前期设计组、工程管理组等若干部门。成员包括广州援建组成员与当地发改委、国土资源局、财政局等各部门的一把手。“原来是我们一位县委常委、负责统战的同志做总指挥，协调各方难度很大”，张通荣直言，“我去了就可以直接谈问题，提要求。”
为了处理解决援建工作中的问题，指挥部的所有成员基本每个星期都会召开一次集体会议。开会时，主席台上坐着几位总指挥，台下是成员。每次开会都要决定六七个大议题，每个大议题又分成5-7个不等的小议题。
会议规定，一、所有议题必须形成书面材料，没有书面材料一律不讨论；二、会议首先审查上次会议布置措施的执行情况，如果没有落实，说明原因，并说出究竟何时可以落实；三、对于每个议题，相关工作人员必须给出数项解决该议题的方法，交由主席台上的几位总指挥选择，“领导只做选择题，不做问答题，没有解决方法的，不议”，一位工作人员形容，会议非常严肃，每个议题最多三五分钟就必须结束。
艰辛付出换来丰厚回报
一期824套房将如期交楼
当隔壁的安置房工程如火如荼地建设时，林婷还在为威州市场的招商引资发愁。作为前期设计与工程管理部的副部长，林婷将之前有意向的企业一一请来威州市场，可尘土飞扬的工地让2、30个商家纷纷摇头，都认为这里不可能做经营，来了只有亏本。“我当时就和他们说要奉献，要有爱心”，林婷说，可几乎没有成效。
随即，林婷开始考虑替商家压缩开支，可管理方随即发来传真，表示“奉献大爱，也不应该让我们亏本”，援建威州前一直在广州市建委工作的林婷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以前在建委，“很强硬，从来都是别人来找我，现在我是天天去求别人。4月8日晚上，作为第二批援建组成员中唯一的女性，林婷独自一人在办公室里放声大哭，”当时还有余震，我也不管了，就是哭。“哭到深夜，灵感不期而至，林婷连夜起草了一份包含5条优惠政策的文件，其中最关键的第二条写着，”凡威州市场内有销售的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广州对口援建前线工作组所有援建项目必须优先选用“。
到4月25日招商引资结束，威州市场一期64个档口全部出租。
广州援建组目前在汶川有23人，主要来自广州市建委、国土局、财政局等部门。作为工作组里年龄最大的曹金文，每天上午6时30分起床，8时来到与宿舍一墙之隔的办公室，半个小时安排好工作后，8时30分，所有代建公司的项目经理会来一起开会。工作一直持续到下午6点，中间午休一个半小时，晚上7时继续工作，一般到11时。晚饭后，曹金文或者打上一会乒乓球，或者在指挥部附近散散步，来了汶川一个多月，小小的威州镇“除了工地，附近都不熟悉”。
曹金文说，在广州，他偶尔还会和施工单位一起吃吃饭，在威州，这个念头想都不会去想。“就2平方公里的地方，你想出去干什么，去哪里，还没出门，大家都知道了”，工作组纪检监察室主任林瑞宏说。
工作组有着严格的纪律，“各人员请假一天须报办公室同意，2天以上须报李俊夫副指挥长和张通荣指挥长同意。”但在工作人员作息时间表里，“白+黑”与“5+2”都已经成为了常态。
林婷说，在广州的时候，她会经常游泳、打高尔夫球，有胆结石的她不能吃太多的麻辣川菜，“想念艇仔粥，想念叉烧拉肠。”
卢志瑜对餐饮没有太多要求，“吃了几次就习惯了”，他想念的，是家中4岁的孩子。每当走进工作组的驻地，粤语和四川话总是夹杂在空气中飘荡，粤A和川U的车辆并排停放，但电视频道，大部分还在播放着广东卫视频道。
5月7日，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来到安置房一期封顶现场视察，当他听到一期824套房屋7月1日可以如期交楼时，连声夸赞：“不错不错，真是广州速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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