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广州博物馆“广州之宝”系列展览第四期在镇海楼一楼与大家见面，展期至12月30日。
本次微展览遴选广州博物馆所藏的历年广州考古出土文物24件/套，均为考古学家麦英豪先生主持或参与的考古发掘项目，涵盖新石器时代飞鹅岭遗址、黄埔暹岗战国青铜器窖藏、西村石头岗秦墓、西村窑遗址，以及伴随广州城市建设考古发现的汉至明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性墓葬。
广州博物馆馆方表示，谨以此次展览缅怀麦英豪先生逝世十周年。
考古前辈 筚路蓝缕
麦英豪（1929—2016）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的第一批考古学者，是广州现代考古事业的主要开拓者，长期实践在田野考古第一线，生前主持和指导了广州地区几乎所有的考古项目的发掘、保护和利用，他积极推动南越王墓博物馆、南越王宫博物馆、南汉二陵博物馆的建设，以及其他重要的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对广州文博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1985年，麦英豪被授予广东省劳动模范，1991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2年被授予广州市优秀专家称号，1993年获广东省人民政府通令嘉奖，1998年获得“全国文物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2000年获得“郑振铎—王冶秋文物保护奖个人奖”，2003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3年被评为20世纪中国知名考古学家。
20世纪50年代的广州，广州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掀起了城市建设的高潮，由此也揭开了配合城市各项工程建设开展大规模田野考古发掘的序幕。麦英豪于1952年9月进入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文管会）工作，又于1953年被选派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二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学习。学成归来的麦英豪，立即和文管会考古组其他同事一起奔走于市郊各个基建工地，抢救和保护地下文物。20世纪50、60年代，广州的物质条件相当落后，加上文管会考古组人手又少，考古队员都是步行或骑着自行车奔波于各个基建工地。由于经费缺乏等原因，田野考古只能雇用极少量民工协助挖土方，考古队员要与工人一起挖土、运土、排水，还要记录、测绘、照相。广州天气炎热，夏季更是台风、暴雨不断，他们工作之艰辛可想而知。
通过麦英豪留存的田野发掘记录以及相关回忆文章，我们了解到，麦先生几乎每日工作不停歇，有时在考古工地连续工作长达十余小时，晚上回到家里还继续对白天发掘的文物信息进行整理，及时撰写发掘报道或发掘简报。那一时期广州市文管会在《文物参考资料》《考古通讯》上刊登的文章，超过半数由麦英豪亲自执笔。在撰写发掘简报过程中，麦英豪积极向苏秉琦先生等前辈请教，不断钻研、提升研究水平，逐渐成了考古领域的多面手。他撰写的《广州市龙生岗43号东汉木椁墓》《广州华侨新村西汉墓》分别得到了夏鼐先生、苏秉琦先生的高度评价。此外，麦英豪在发掘结束后，会在现场开展成果展示，向周边民众进行科普宣传，这种公众考古的意识和宣传在当时已经萌芽，也为后来广州成为中国考古的一面旗帜打下了坚实基础。
20世纪50、60年代，麦英豪和同事发掘各个历史时期古墓葬700余座，抢救和保护了大量地下文物，并在从化、白云、增城等地调查发现先秦时期古遗址。1956年秋至1957年2月，为配合西村工人体育场建设工程，黄文宽、麦英豪等人对窑址进行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收获，清理北宋窑址一处，出土的各种陶瓷标本装了近300箱，窑口被定名为西村窑并沿用至今，还在窑址堆积层之下及附近清理汉唐古墓葬52座、南朝水井4眼。西村窑不见于文献记载，其产品此前也鲜为人知。发掘结束后，麦英豪与同事立即挑选标本，编写了《广州西村古窑遗址》小册子，对此次发现作了初步报道。
这一期间，麦英豪应邀参加了山西侯马晋国铸铜遗址、北京大葆台汉墓的考古发掘，并与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古同行一起工作和交流，这为他日后的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4年麦英豪（左一）在大葆台汉墓发掘现场
1975年，在广州历史城区核心区的中山四路北侧原广州市文化局大院内发现古遗迹，麦英豪和同事对此处进行了试掘和勘探，历经三年时间的多方调查和十三次专家论证，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在美国举办，国家文物局任命麦英豪为随展组组长。1978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在中国香港展出，轰动一时。1980年，他第三次作为随展组长，第二次赴美主持“伟大的中国青铜器时代”展览工作。三次任随展组长表明国家文物局对广州的考古工作以及对麦英豪本人工作能力的充分肯定。
惊世发现 担任领队
1983年是广州考古史上的重要一年，这年6月，在解放北路象岗山的南越王赵眜墓被发现，国务院批复同意对该墓进行抢救发掘。考古学家、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夏鼐明确指示由麦英豪任考古发掘队长，主持此项发掘。麦英豪接受任务后，与各单位同事通力合作，经过44天夜以继日的奋战，发掘工作圆满结束。此次考古发现1000多件（套）珍贵文物，是岭南地区考古发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彩绘石室墓。这是广州第一次考古发现汉代诸侯王陵，在全国引起轰动，也使广州的考古工作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1983年麦英豪（居中者）在南越王墓主棺室清理玉衣
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广州历史城区范围各项建设工程的频繁开展，广州古城考古成为广州考古工作的又一重要任务。南越国时期最重要的遗存——南越国宫署遗址在广州历史城区的核心地带被发现，此时的麦英豪已年近七十，但他仍担任1995年南越国御苑石构水池和1997年南越国御苑曲流石渠遗址两项重大发掘的总领队。两次发掘先后发现南越国宫苑的大型石构水池，以及与水池相接的御苑曲流石渠，双双入选当年的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997年麦英豪（后排右二）与发掘成员在曲流石渠遗址旁合影
此后，年近古稀的麦英豪不再担任考古发掘项目的领队，但他仍然坚持参加田野考古，指导了大量重要考古项目。2000年以后，随着城市建设范围的扩展，广州的文物考古工作也从历史城区及近郊延伸到萝岗、从化、增城、南沙等地。2003年至2004年，为配合广州大学城建设，共清理两汉至明清时期古墓葬145座，以及唐、南汉时期水井、窑址等遗存，其中最重要的要数南汉二陵遗址。麦英豪多次亲临考古现场，指导发掘工作。南汉二陵的发掘被评为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此外，市区的北京路千年古道遗址、动物园古墓葬发掘现场、南沙鹿颈先秦遗址、从化吕田狮象遗址、增城扶浮岭先秦墓地等遗址发掘现场都有麦英豪的身影。
勤于研究 笔耕不辍
在田野考古发掘和整理的基础上，麦英豪先生十分注意将考古资料与文献史料相结合来研究古代广州历史。
1961年经麦英豪与黎金共同讨论，黎金执笔《广州的两汉墓葬》发表于《文物》1961年第2期，对广州地区自1953—1960年初发掘的汉墓进行了分期和综合研究。是年，麦英豪、黎金等编写完成70万字的《广州汉墓》初稿，印送有关专家和单位征求意见。后因种种原因，出版工作停滞。1973年，麦英豪在《广州汉墓》原稿的基础上进行改写，1981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著名学者容庚先生题写书名。在《广州汉墓》中，麦英豪对南越国、两汉时期广州的水上交通和海外贸易、岭南地区干栏式建筑等方面进行了较详细的探讨，这是以考古资料为基础辅以文献史料对两汉时期广州社会面貌进行的第一次较全面系统的研究，使学界对两汉时期的广州有了较清晰的认识。《广州汉墓》是岭南地区第一本汉代考古发掘报告，为岭南地区两汉墓葬的断代、分期研究树立了重要标尺，对中国秦汉考古学研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麦英豪《广州汉墓》油印本修改稿，广州博物馆藏
1983年麦英豪主持完成南越王墓发掘工作后，与副队长黄展岳立即着手编写考古发掘简报，在《考古》1984年第3期发表，此时距发掘结束仅5个月，使南越王墓备受关注。随后，麦英豪又组织编写《西汉南越王墓》考古发掘专刊，于1991年出版，全面翔实地公布了南越王墓的全部发掘资料，该报告还有18个附录，包括玉衣的清理修复，以及骨骸、玉料、墓室石料等的鉴定，出土乐器的测定等多方面内容。《西汉南越王墓》1995年获得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一等奖，1999年获得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
【展览文物介绍】
本次展览遴选广州博物馆所藏的出土文物24件/套，均为麦英豪主持、负责的考古发掘项目，文物以历史时期先后为顺序，以飞鹅岭出土新石器时代玉环为起点，至越秀山镇海楼出土的明代文物，是广州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城市考古的重要见证。
玉环
新石器时代，飞鹅岭采集
飞鹅岭在今华南植物园一带，20世纪50年代这里尚属郊区，都是连绵岗地以及农田、沼泽。1956年有学生在附近拾获石斧等物，麦英豪与广州文管会同仁、中山大学师生多次前往飞鹅岭开展调查和试掘，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主要是各式陶片，以夹砂粗陶最多，可惜大多不能复原成器，其次是石斧、石锛、石凿等石制品。考古人员在飞鹅岭青山岗的探沟里，发现了一件保存完好的玉环，直径9.2厘米，制作精细，全器打磨光滑。调查结束后，麦英豪经过初步整理，在《考古通讯》发表了《广州东郊古遗址调查试掘记》，部分文物随后入藏广州博物馆。
铜饰件
战国，1965年黄埔暹岗出土
暹岗属于今黄埔区萝岗。1965年农民在暹岗大岭南面的小山岗种竹树挖出5件/套青铜器，可能是一处先秦时期窖藏，包括1件春秋时期铜戈，其他均为战国时期，文物随即入藏广州博物馆。1973年，麦英豪带队前往此处调查，发现大量印纹硬陶碎片，与早前发现的青铜器属于同一文化层。此外，在邻近山头发现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锛、石环、石箭头等，这些重要发现为追寻广州先秦时期人类足迹、探源广州早期文明脉络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这组铜饰件为一对，器型大小均同。顶部棘爪部分犹如凤首回顾，冠羽卷曲，尾羽披散。下端柄中空成銎，截面为方形筒状，可以嵌套使用。该器用途不明，根据此组饰件的柄推断，应为插在竿上使用的器物，顶端似可钩挂物体。
铜铍
秦，1953年西村石头岗1号墓出土
1953年初麦英豪参加西村石头岗水泥厂工地的发掘，这应是他加入文管会后正式参与的第一个考古发掘项目。此次发掘古墓40余座，被誉为现代意义上广州考古的开端，同时也揭开了广州为配合建设工程开展大规模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的序幕。该墓出土文物丰富，包括知名的“蕃禺”铭椭圆形漆盒盖，是广州古称“蕃禺”的最早见证。
该墓还出土多件青铜器，其中不乏兵器，麦英豪曾考据墓主可能是任嚣。此次选取该墓出土的一件铜铍进行展示。铍是一种长兵器，起源于短剑形制，后发展为装有长柄的刺杀兵器。这件铍身较短，中脊突起，两刃前聚为锋。铍茎作扁条形，后端有圆形穿孔一个，可直插入珌中并用销钉固定。
“得之”“臣之”两面铜印
西汉南越国，1955年华侨新村蚬壳岗27号墓出土
1955年，麦英豪主持华侨新村建设工地发掘，发现古墓45座，其中38座木椁墓属西汉初期即南越国时期。该地于1956年、1957年又陆续发现一批墓葬，前后共清理西汉、六朝、晚唐和明代墓葬96座。麦英豪自开始广州城市考古，就对西汉前期（即西汉南越国时期）墓格外关注，华侨新村位于广州城东北郊，这里包含了蚬壳岗、玉子岗、竹园岗三处重要墓葬群，均为西汉前期，是西汉南越国臣民墓葬分布最集中的地方，且严格划分了南越国不同等级官吏、平民、家族的墓地，排列有序。
“得之”墓位于蚬壳岗半腰位置，随葬陶鼎、陶壶、陶钫等二十余件陶器和铜镜，因墓中出土一枚“得之”“臣之”两面铜印，由此得知墓主姓名及隶属关系。
水晶玦
西汉南越国，1956年先烈路惠州坟场22号墓出土
惠州坟场在今永福路一带，这里考古发现两汉时期墓葬20余座。因该墓出土铜壶刻有“姚巳”二字，麦英豪称该墓为“姚巳”墓。这件水晶玦期，无色透明，环状，断截面呈菱形，出土于棺内前端，与铜镜、眉笔同出。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卜松竹
图及文字资料/广州博物馆提供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 戴雨静
